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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计划生育系统8年内未取得任何成效

来源:澎湃新闻

  计划生育部门为了展现自身的工作成就,存在的必要性,往往夸大其辞,把一些他人的工作也说成是自己的工作成效。这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我们对媒体采访时常用的说法是,“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2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现在又过去了20年,累计少生人数自然也会增加。

  (一)少生4亿人,9年一贯的表述

  2013年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1.5至1.6,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计划生育的成功实践,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

  实际上,近年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经常用“少生4亿人”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同时作为延续独生子女政策的依据。

  2009年9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后调到中国红十字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再次引用了“30年少生4亿人”的说法,并由此提出,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不经思考的说法,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喧哗,并成为一种嘲讽式的笑谈。

  其实,上述说法最早来自前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006年,张维庆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

  最近一次是2014年7月11日,这一天是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介绍,1982年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30多年来,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少生了4亿多人。

  上述说法,时间跨度上已经过去了9年,即张维庆说的是2005年就少生了4亿,2014年说法,也是少生4亿。如果这两种说法都正确,即意味着,计划生育系统8年内,即从2006年至2013年,在少生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二)“少生4亿人”怎么算出来的

  张维庆所说的“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到1998年底,我国少生了3亿多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笔者理解,这里所说的“根据人口专家推算”,可能是来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提供的论证。

  为评估计划生育的效益,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国家计生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与部分学者组成了“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2000年,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结集为《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课题组成员在评估过程中意识到,“生育率变化不仅受到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经济等非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这个认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并且,非计划生育的因素,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着愈益重要且持久的作用。

  为了排除非计划生育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采用了趋势分析法,根据1950~1970年粗出生率变化情况,使用曲线拟合方法推断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条件下的预期粗出生率。然后比较按预期粗出生率的出生人数与实际出生人数之差,得出了由于计划生育而少出生的人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1971年至1998年,由于计划生育而减少的出生人数累计达3.38亿。课题组同时还运用了总和生育率和年龄别生育率的趋势分析。在咨询“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研究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后,课题组对未实现计划生育下妇女生育水平做了魔术般的修正,得出了和用粗出生率分析几乎一模一样的结论。

  尽管“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计划生育不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但其估算方法并没有直接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只是采取了非常简单而间接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个研究的方法借助一条简单的拟合曲线,就得出了少生3亿多人的结论。

  按照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1970年实际的出生率是33.43‰,而拟合出来的、假设没有计划生育影响的期望出生率值,1990年是29.71‰,1998年是28.43‰。

  “计划生育效益课题组”在讨论该结果时强调:“无论是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理的发展模型,还是按照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平均值,相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种接近30‰的出生率水平都不能认为是估计偏高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在1990年和1998年预期出生水平真的会接近30‰吗?换句话说,这种依靠简单曲线拟合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信吗?也就是说,虽然在课题研究时课题组考虑到非计划生育因素,但采用的计算方法却没有考虑到非计划生育因素,并且,随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并迈上新台阶,经济和社会等非计划生育因素对人们的生育影响的作用日益增大,因而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考虑非计划生育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自然是不可信的。

  本文摘自《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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