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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之子讲述父亲抗战经历:游击战辅助正规战

来源:综合 作者:南方都市报
1938年6月5日白崇禧在武汉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
1938年6月5日白崇禧在武汉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
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
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台儿庄战役之后白崇禧登上《良友》杂志封面。
台儿庄战役之后白崇禧登上《良友》杂志封面。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
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
白崇禧受拿破仑侵俄战争启示 提出“以空间换时间”抗战方略
白崇禧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回族,广西桂林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新桂系中心人物之一,与李宗仁合称李白。北伐战争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屡有胜果。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白崇禧于1966年在台北病逝。

  口述者简介

  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白崇禧是国民政府指挥抗日战争的重要将领。近日,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在南京就父亲和自己的抗战经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白先勇(19 3 7年8月16日-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崇禧第五子。从小酷爱文学,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艾奥瓦大学。1965年取得艾奥瓦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 9 4年退休。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不久前,我在台湾世新大学作了抗战讲座,并和齐邦媛先生一起回忆了我们童年、青少年时代抗战的情况。在现场,有几位90岁高龄的老人唱抗日歌曲,包括《松花江上》、《万里长城》等,很感人的。听到这些歌曲,一下子回忆都回来了。

  白崇禧的抗战方略父亲研究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

  抗战是中华民族对抗异族入侵的一场圣战,军民一体,不分党派。这是20世纪中华民族对抗外族入侵最大的一件事。从历史上看,牺牲的数字是数千万(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也最大,伤亡达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以前西方提到二战,很少提中国抗战,好像中国没有抗战的样子。实际上,抗战中,中国军人牺牲了300万。南京的航空烈士公墓还在那里,空军军人牺牲了3000多位,很壮烈。中国在武器上没有优势,靠的是抗战精神,第一是不投降。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要飞机没飞机,各部队的武器不统一,连军服、头盔都不统一。日本有备而来,具有压倒性优势。他们的空军有几千架飞机,我们的飞机总共只有三百架。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父亲白崇禧治理广西,提出“武化广西”方略,全省皆兵。广西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要参加民团。他们这样做,有个动机就是抗日。我父亲觉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拿破仑入侵俄国是对父亲最大的启示。1812年,拿破仑很强势,指挥军队席卷欧洲。当时俄军比法军落后很多。但是俄国有她的优势,就是广大空间,把法国军队往内地拖,拉长补给线,打游击,最后把法国军队拖垮了。我父亲研究了俄法战争。1938年,在武汉军事会议上,他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他的方略被采用,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基于这个方针,中国军队把敌后化成前线,把日军局限在点和线上,拖了八年。

  抗日战争中的桂林日军飞机不分军民,到处轰炸,桂林到处燃烧。一个给我们修房子的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树上去了

  1937年8月16日,我出生在广西南宁,后在桂林长大。小时候,对抗战的记忆就是整天躲警报,随时随地有日军来空袭,听到“呜呜”的警报声,就是日军的飞机来了。桂林当时有许多天然的山洞可以作为防空洞。我家后面的风洞山(现在叫叠彩山)有个山洞,是我们的防空洞。日军飞机一来我们就躲到那里。有时候晚上睡着了也起来躲警报。有时候,半夜12点或1点,日军飞机来了,家里佣人把我们叫起来,全家一起逃到山洞。

  日军飞机不分军民,到处轰炸,桂林到处燃烧。我们曾经住在桂林铁佛寺,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与东镇路交界处。房子旁边有片树林,还有一个小湖,环境很好。有一次,一群泥水匠给我们修房子,日军飞机突然到来,一个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树上去了,很惨。

  小时候,我入读桂林的中山纪念小学,校歌头一句就是“我爱中山先生”。在学校,我们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学生演抗日话剧。那时候台湾被日本人占领。我记得教科书中有句子“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口,痛在心。”

  抗战时,父亲很少回家。我记得他有时回来,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是抗日英雄。

  抗战时,家里最大的事情就是我祖母马太夫人九十大寿,摆席三天。我父亲是祖母一手培养的,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祖父死得早,祖母特别培养他一个,母子感情很好。父亲念书时,祖母就在旁边伴读。

  平常我父亲不怎么讲排场。祖母九十大寿时,夫妻想要表现孝顺,就做了很大的寿礼。整个家族的人都到了,很热闹。抗战时,蒋介石和我父亲关系很好。蒋介石自己写了祝寿的寿屏四幅,还特别派何应钦(时任总参谋长)从重庆到桂林祝寿。

  湘桂大撤退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

  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当地百姓大逃亡,史称湘桂大撤退。我们整个家族80多人,由我母亲马佩璋带队,逃到重庆。我祖母90岁,我外婆也70几岁了。家里开始不敢动,一直拖到最后一批才走。我们乘坐开战前的最后一趟火车离开桂林。火车有三层,挤满了人,由于过载,开得很慢。这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只带了一些基本东西离开。一路很慌乱。火车经过山洞,上面有的人被一下子被刮下来,头都没有了。火车走走停停,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气氛很紧张。一次,火车停到一个叫龙马庄的地方。我们下车睡觉,刚躺下,有人喊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又跑上火车。

  有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1944年12月,我们到了重庆。日军对重庆也狂轰滥炸。我们躲到重庆西郊的西温泉。在西温泉小学上学时,我得了肺病,隔离居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晚上,是夏天,重庆很热,我们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听到广播员声嘶力竭地说,“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都哽咽了。他一讲完,整个重庆响起了爆竹声,一夜没有停。这晚几乎没有人睡觉,连小朋友也不睡。重庆街上都是人,大家过分兴奋了。

  抗战胜利后的记忆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我从重庆飞到南京。我们全家到秦淮河边一个叫马祥兴的老饭馆吃饭。这个饭馆是清真饭馆,听说现在还在,有我父亲的照片。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咸水鸭。当时,经过八年,重新迁回故都,周围是欢悦、兴奋的气氛。当时我们全家到中山陵去谒陵,我爬了300多级台阶。

  我一到南京,看到到处是古迹,无梁殿,玄武湖,等等,非常兴奋。那时候,雨花台的彩石还很多。我挖了一块很漂亮的胭脂红的、透明彩石,后来一直陪伴着我,带到了台湾,还带到了美国。

  童年记忆对作家作品影响很大。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里面有几篇小说就将南京做背景,其中一篇小说以秦淮河为背景。

  在南京和上海。我多次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聚会。1946年,复活节时,我在上海参加了聚会。那次宋家三姐妹都在。大家玩捡鸡蛋的游戏,还玩反绑着手抓人的游戏。有次,宋庆龄被抓住了。谷正鼎(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的太太皮以书很讨宋美龄喜欢,她后来故意挨过去,让宋庆龄抓住了。这次聚会宋美龄还给我一盒巧克力作为奖品。我在上海还和宋美龄下过跳棋。

  1946年12月24日,宋美龄在南京美龄宫组织了christm as party(圣诞派对),我和四兄白先忠随母亲赴宴。当时的美国人马歇尔参加了。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灰头土脸,宋美龄就弄了聚会安抚他。我有意无意见证过几次历史时刻。

  2005年,我带着青春版《牡丹亭》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正好是南大103周年校庆。在演出场所人民大会堂,我的记忆又回来了。这个场所就是当年国民政府竞选总统、副总统的地方。当时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我父亲白崇禧助选。小时候,我经常听到广播唱票:孙科、李宗仁,很接近。我们在南京大悲巷的房子成了李宗仁的竞选总部。

  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蒋介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

  我父亲和蒋介石不是外面传说的,斗得死去活来。他们的关系很复杂,有阶段性,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蒋介石很器重我父亲的军事才能,否则不会把最高军事幕僚长(副总参谋长,代行总参谋长职务)的职位给他。

  抗战时,蒋介石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北伐开始时也很好。我父亲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百依百顺的人。二雄不能并立,他们适合于共患难,不适合于共安乐。

  我后来和蒋家后人没有交往。我和李宗仁的孩子不熟,但和李品仙(国军将领,桂系人物)的后人有交往。当年唐生智动员李品仙抓我父亲。但两人早就没有恩怨。台儿庄战役,李品仙也参加了。

  我父亲到台湾后,和蒋介石关系不好了。他被特务监控。表面上他是四星上将,还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秩序,他有待遇,还出席典礼、军事演习等。父亲什么会都去参加,维持他的尊严。到台湾的其他名人,阎锡山、陈济棠、杨森等,各类会都不去参加了,薛岳则躲到台湾南部去了。

  在台湾,我们全家每年春天去阳明山赏花,看杜鹃,樱花等。父亲晚年闲暇,看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等。但他晚年内心是沉重的。我很佩服他在逆境中的大度。他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有种传说,特务抄我家,在地里挖出好多黄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说法。我家如果有这么多黄金,早放银行保险箱去了。

  还有种说法,父亲被女间谍用毒药毒死。这是以前的特务谷正文编出来的。要杀害我父亲有很多渠道,哪里需要这么笨,弄了女间谍下毒。

  虽然被特务跟踪,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因为这是他的尊严。

  在台湾,陈诚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要他兼“行政院长”。陈诚到我家里请教我父亲。那次我也在。两个人谈了很久。我父亲说陈诚是接大位的人,劝他“养体养望”。我父亲七十大寿陈诚过来祝寿。抗战胜利后,陈诚是总参谋长,我父亲是国防部长。但大权在陈诚手里。

  1966年12月6日,父亲过世,9日的追悼会,蒋介石参加了。蒋介石给我父亲写了祭祀的横匾“轸念勋猷”。

  当天我看到蒋介石满脸悲情。我相信他当时的感情是真的,到底父亲是自己的革命伙伴。

  2006年,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解密蒋介石日记。我去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中所有与父亲相关的内容摘录了下来。蒋介石日记也显示,我父亲并非被女间谍毒死,而是“善终”。我看到,父亲追悼会的第二天,1966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亦云幸矣。”

  父亲的抗战遗憾1939年的桂南会战,把他降级,他心中是不平的。蒋介石抱怨白崇禧拿他的王牌军第五军送死

  父亲抗战的遗憾没有讲,但我们知道,1939年的桂南会战,把他降级,他心中是不平的。后来我看蒋介石日记,他所以被降级,牵扯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蒋介石的王牌军第五军损失这么厉害。蒋介石抱怨我父亲,意思是白崇禧拿我的王牌军送死,自己的桂军放在后面。1939年11月30日的蒋介石日记写着,“但健生(白崇禧)谎报敌情……并使第五军出头西路,单独牺牲。”

  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之战是攻坚战。日本人占领昆仑关,国军要夺回这座要塞,兵力要强,装备要好。当时国民党最强的军队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完全机械化,是蒋介石的第一块王牌。我父亲就和蒋介石请求用这支部队,蒋介石答应了。后来我父亲指挥杜聿明,打昆仑关,打死5000日本兵。可是第五军损失上万人。

  日本人对我父亲很防,很尊敬。现在我到日本去,日本人提及他,还很尊敬。

  父亲战后声誉很高,美、英、法都给他勋章。英国的巴士武士勋章,颁给了艾森豪威尔,颁给了马歇尔,亚洲只颁给了白崇禧。

  但是我父亲参与指挥的台儿庄大捷,以前的台湾课本一笔过,很少提。而蒋介石主导的淞沪会战,在台湾就拍了电影。

  当年台儿庄战役打完,武汉十万人大游行,举着李宗仁、白崇禧的画像。叛将一夜之间变成抗日英雄。当年的《良友》杂志(当时被称为中国的《生活》杂志),4月封面是李宗仁,5月封面是白崇禧。

  蒋介石对台儿庄大捷的看法很复杂,泼冷水,发布公告说“不足以言庆祝”。1986年大陆拍的《血战台儿庄》,扮演我父亲的角色演得不像,他的身份在里面也降低了,看起来像李宗仁的随从。

  我和父亲母亲宋美龄让母亲兼职,她不要。她不热衷政治。我本来学工,后来学文,后来父亲得知后也没有极力反对

  抗战时,我母亲马佩璋和父亲分开的时候很长。宋美龄让母亲兼职,她不要。她不热衷政治。我母亲是很自负的一个人,因为她觉得让她兼职,是因为她是白崇禧的夫人,而不是自己挣来的,所以不要。

  母亲很勇敢。当年北伐龙潭战役时,她以为父亲战死了,就和外甥海竞强到战场上去找父亲。母亲后来得意地讲,当时子弹就在上面飞。

  除了父亲,家里还有两人与军事有关。我大哥白先道,在台湾报名参加空军,视力不行,没有通过。

  四哥白先忠,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读书。后来改读机械工程了。

  父母都很开明,任我们自己选择职业。我本来学工,后来学文,也没有和他们说,自己偷偷改的。后来父亲得知我改文,也没有极力反对。还好我没有学工,否则没人替他写传记了。我四哥读军校也是自己的意思。我正在搜集他的书信,有几封信很重要,是他写给黄旭初(桂系主要人物)的。

  当年抗战胜利很突然,国民政府很重要的行动就是接收沦陷区。日本人占据了中国很大的面积,包括台湾。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派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到台湾宣慰。

  此前出版的我写的《关键十六天》,是第一本由台湾作家写二二八事件,在大陆出版的书。

  我后来去美国读书,和父亲书信来往很多。父亲和我谈国家大事比较多。他知道那时候台湾在联合国的位置渐渐不保,就和我讨论。他晚年和叶公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往很近,这是叶公超和他讲的。

  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去美国读书前。那是1963年1月,父亲把我送到了台北松山机场。那次我妈妈刚过世(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儿子又要远行。那时台湾学生去留学好像生离死别。他又出不去,很哀伤。我哭了,他也掉泪了。我看他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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