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维权”律师落网 曾炒作“庆安民警枪击访民”

　　近日，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公安机关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死磕”律师炒作是何目的？

　　将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

　　警方查明，在多起敏感案事件中“冲锋在前”的“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是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专门聘任的行政助理。他虽然不是律师，但在所里“地位”特殊，月薪过万还有专门的“活动经费”，深受周世锋的倚重，直接参与该所的重要决策。

　　“吴淦曾经发起声援山东曲阜薛某某案件、黑龙江建三江事件和郑州10人被拘事件。吴淦毫无法律背景，周世锋就是为了利用吴淦的名气提高锋锐所的名气和影响力，同时也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财源。”翟岩民认为，周世锋看中的，正是吴淦什么事情都敢干，并且点子多，行为足够吸引眼球。

　　据介绍，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网民跟进，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是锋锐所一贯推崇的做法。

　　“周世锋在代理案件时，除了看代理费的高低之外，主要看有没有炒作点。”犯罪嫌疑人、锋锐所律师黄力群供述，“周世锋自称律师界的宋江，专门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准则的‘死磕’律师，用违法的手段炒作代理的案件。他主动把这些人拉拢起来，给他们资助，让他们觉得有强大的后盾。”

　　办案民警介绍，遇有敏感案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事件的直接推动力。

　　犯罪嫌疑人王宇就是锋锐所众多所谓“死磕”律师之一。据了解，王宇不仅被质疑律师执业履历造假和“吃空饷”，还曾于2008年12月在天津与铁路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将18岁的张某某打伤致其耳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出狱后，她热衷于插手炒作敏感案事件。例如，在代理苏州范木根案件中，她在网上发帖故意歪曲案情，使得很多人盲从跟进。开庭时，法院前就聚集了数百人“声援”、围观；庭审中，王宇大闹法庭，直至被当场带离，然后在庭外跟“访民”互动，一起打横幅、喊口号，引来更多人围观、制造影响。

　　“死磕”律师都做了什么？

　　策划炒作庆安枪击事件

　　今年5月，黑龙江发生“庆安事件”。民警依规合法开枪被炒成“枪杀访民”。据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吴淦、刘星供述：这都是他们“维权圈”里的人干的。他们的供述展现出庆安事件迅速发酵成一起全国性舆论事件的脉络—“维权”律师挑头起事、推手策划组织、“访民”围观滋事。

　　“这些‘维权’律师是‘圈’里的核心，也是最先冲出来的人。律师谢某某第一个提出要炒作庆安事件。”翟岩民供述。事件一发生，“维权”律师就在微信里建立了“庆安事件维权群”，并发布“徐纯合是访民”“警察开枪是领导指使”的“内幕”。“警察枪杀访民”的谣言在网上迅速扩散。谢某某等6名律师在庆安火车站打横幅，并与徐纯合的母亲签订代理书。看到媒体报道当地领导去慰问开枪民警，律师唐某某提议对该领导进行人肉搜索，发现问题后继续炒作、给政府施压。

　　重要推手、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紧随出场，“悬赏10万元征集庆安事件的现场视频”。翟岩民介绍，吴淦在炒作热点敏感事件方面很敢干，在“圈”里“名气非常大”。“访民”刘星给翟岩民打电话问要不要组织人去“声援”。翟岩民给吴淦打电话，吴淦说暂时还不需要，要让律师先把事件炒热了，才需要大批“访民”去炒作和“声援”。

　　短短数日内，庆安事件越炒越热。翟岩民组织协调各地“访民”，分5批次前往庆安“声援”。参与“声援”的山东“访民”李某某证实，自己在庆安火车站举牌，还领到了600元的“酬劳”。她和其他“访民”被当地公安机关治安拘留，拘留期满回京后，翟岩民专门设宴为“庆安的勇士们”庆功。

　　“从我2013年进入这个圈子，只要国内发生一些敏感事件，他们就按这种固定的模式和流程进行炒作。”翟岩民说，“维权”律师经常在微信群里发某个敏感事件的视频或照片，以及一些极具煽动性的看法。如果事件没有炒起来，“维权”律师就会直接到现场去。这时，就会有一些人组织“访民”，打着追求事实真相的幌子去现场“声援”，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

　　“维权圈”具体如何运作？

　　组织严密分工精细

　　组织结构

　　“维权圈”大体分为三个层级：组织核心层，包括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行政助理刘四新、律师黄力群等人；策划行动层，包括律师王宇、王全璋和推手吴淦、翟岩民、包龙军等人；跟风参与层，包括刘星、李某某等“访民”。

　　办案民警介绍，除了“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维权圈”里还有其他角色：专人负责拍摄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发到微信里；专人进行整理，发到境外网站。随后，一些网络大V进行评论、转发，从而给当地政府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资金来源

　　翟岩民、刘星等人供述：每次有声援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在网上募捐，有时也会得到境外资助。各地的访民谁想去声援，都能得到一些报酬和补助。“有些活动，律师群体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会把钱分给去参加声援活动的人，自己留下一部分。”翟岩民说。

　　联络方式

　　他们一方面定期组织聚会、聚餐，交流“经验心得”，商讨行动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微信、QQ群和“电报”等即时通讯工具沟通联络，进行煽动策划、开展业务培训。类似的群有很多，有的以热点事件命名，有的以行动目标命名，有的以共同利益命名。

　　“‘电报’主要用于组织串联，里面的言论基本都是攻击党和政府的。”翟岩民供述，“我们在里面策划、组织各种声援活动，可以设定时间删除图片和文字，就是不想让政府知道。”

　　人称“老道”、曾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罚的“访民”刘星交代了通过“电报”等方式与翟岩民联系的情况，并承认翟岩民给他介绍了很多律师朋友。刘星还交代，在翟岩民的策划下，他组织“访民”到案件现场，通过静坐、喊口号、举标语、打横幅等方式，先后参与炒作湖南律师谢阳状告司法行政机关等近10起敏感案事件。

　　“在我们‘维权圈’里，把访民都称为公民，因为说访民不好听。”翟岩民交代，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对现实不满、对政府不满，经常借助一些事件发泄、滋事，并宣扬“以被拘留为荣”。

　　炒作手法有哪些特点？

　　具有新奇特三个特点

　　对于锋锐所律师代理炒作案件的做法，多名犯罪嫌疑人将其描述为“新、奇、特”：

　　新，就是要有新思路，让律师不要像以往那样按照法律程序走。“在公安机关听警察的，在法庭听法官的，他们说什么是什么、不敢反抗，那样是不行的。要强势一些，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周世锋曾这样告诉翟岩民。

　　奇，就是能请到一些像吴淦这样的“奇人”。发挥这种人“敢冲敢打”的“特长”，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出的事。比如，吴淦曾经把一女干部头像贴在裸体模特模型上，在网上直播“每日一睡”；也曾在法院门口给某高院领导“设灵堂”。

　　特，就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例如，在网上网下声援炒作围观他们代理的案件；举报、投诉主审法官、办案民警和当地官员，号召网民对他们人肉搜索，给他们施压；组织案件当事人、亲友以及不相干的人围攻政法机关，以此向政法机关施压，达到在正常法律制度内无法达到的代理效果。

　　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

　　制造混乱提高名气

　　那么，这些“维权”律师、推手和“访民”在一次次“维权”炒作中能获取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供述，他们的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这种炒作模式之下，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

　　对于律师而言，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介入后使得事件、案件的关注度更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律师也会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能代理还能挣代理费。

　　对于律所里的非律师人员，例如吴淦，“在炒作敏感事件中，既提高了名气，扩大了影响力，而且在每次募捐中借机敛财，落下了不少钱。”又如，负责向境外网站发“声援”新闻的人员，“他们发完东西署自己的名字，那些网站的人会找到他们，给他们钱。”

　　对于“访民”而言，尽管与这些敏感事件没有关系，但他们参与其中，首先能够借机让自身诉求得到律师的援助；其次，能够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于解决自身诉求有利；同时，还能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费实报实销之外，还能得到数百元的补助，如果被拘留还有“拘留补贴”。

　　对于翟岩民这样的推手而言，每参与一起敏感案事件，能领到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的“补贴”，在“圈”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感觉很好，因为我没有收入，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得到别人特别是访民的尊重。”

　　对于律所而言，炒作是扬名获利的“捷径”。经过一系列热点案事件的炒作，锋锐所名声大振、财源广进。正如周世锋所言，用法律框架内的方法很难打赢一些官司，就是要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赢得官司，让其他人都看到锋锐所在这方面的本事。

　　目前，周世锋、刘四新、黄力群、王宇、王全璋、包龙军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另据警方披露，周世锋等人还涉嫌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供述

　　“我被周世锋给骗了，他利用了我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身份，为他自己抬高身价、招揽生意。我成了他的招牌和工具。我刚到律所不久，周世锋就该所代理的首都机场冀中星爆炸案召开记者见面会，要求我当首席发言人。我没有同意。但他安排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给我设了一个圈套，见报的稿子很多地方都曲解了我的本意。”

　　—黄力群

　　“我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交通堵塞等严重的社会混乱；错误引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给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炒作的机会，达到他们丑化政府形象以及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

　　—翟岩民

　　综合人民日报 新华社 京华时报记者袁国礼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