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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守儿童现状:广东有超2500名女童被性侵

来源:新京报
这是一只孩子的手,被严重冻伤,又瑟瑟发抖。2012年11月28日,贵州毕节市八寨镇劳动村,一个孩子在课堂上用嘴哈气为手取暖。学校里,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这是一只孩子的手,被严重冻伤,又瑟瑟发抖。2012年11月28日,贵州毕节市八寨镇劳动村,一个孩子在课堂上用嘴哈气为手取暖。学校里,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开栏语】

  “我喜欢过年,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我也不喜欢过年,过了年,他们就走了。”

  这是一个留守儿童作文中的一句话,作文的题目是《新年新气象》。

  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人,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

  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很多孩子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凶险,溺水、交通事故、被性侵。有些孩子也开始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敌意。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六月初至今,新京报记者兵分四路,走访全国多地,通过从留守到流浪、安全隐患、侵害危机、青少年犯罪四个方面,为您多角度呈现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也试图通过专家的答疑解惑,来探寻这一现状的解决之道。

  2015年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14岁少年张启刚带着三个妹妹,在门窗紧闭的楼房中服下农药,抢救无效死亡。

  一切似曾相识。3年前,毕节市的一个冬夜,5个躲在垃圾箱里的男孩烧炭取暖,一氧化碳中毒而亡。

  他们的共同身份是留守儿童。父母离乡打工,他们守在故乡,缺少荫庇、呵护和管教,被关爱远离。

  全中国有多少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

  这个数字,来源于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20多年来,进城的农民工们贡献了飞速现代化,被迫留在乡土的孩子们,却成了这一宏伟进程的被忽视者。

  留守儿童,成了毕节乃至整个中国的伤疤。在故乡留守甚至流浪,他们成了悲剧主角,自杀、被性侵、误入歧途……

  这个数字还在扩张。

  被侮辱与被侵害的

  留守儿童,常被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16岁以下的孩子。

  十五年前,这个群体就开始作为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受到关注。

  首要问题是他们都是孩子,无力独自抵御意外和凶险。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或许有人还记得4年前的“甘肃校车特大事故”,死亡的20个孩子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仅2013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共有15个留守儿童意外溺亡。而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根据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专家叶敬忠的调查,溺水和交通事故成为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两大隐患。

  另一个危险是“被性侵”。

  有资料显示,过去三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在14岁以下。而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一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广东正是留守儿童高度集中的省份之一,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7.18%。

  据新京报调查,宁夏灵武市一个村庄内,过去一年间,有12名幼女在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性侵,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在只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约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

  今年四月,媒体盘点了中国十大留守儿童被性侵的事件,这十个案例中,被侵犯女童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

  “留守儿童综合征”

  留守儿童就是问题儿童?在很多人看来,这两者足以画上等号。

  河南省城调队曾在《中国统计》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留守儿童综合征”的概念。

  “综合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性格孤僻、脆弱”、“道德真空”等等。

  现实是,很多留守的孩子,不仅遭遇危险,也在制造危险。

  今年6月10日,湖南衡阳界牌镇一对姐妹被人毒死,凶手是同村12岁的留守儿童陈某某。3年前,还是界牌镇,一名13岁的男孩杀死了照看他的姑妈、表弟表妹。

  他们的年龄,多半对法纪还没有概念,也缺乏对行为的正确认知。

  去年8月,四川自贡市富顺县,13岁的小敏撞倒3岁的玩伴,抱起她扔进粪坑,还搬来石头堵住坑口。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2014年发布,其中指出,留守儿童往往有严重的自卑感,但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大多数儿童对父母充满怨恨,盲目反抗。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逃离世界,逃离故乡

  比危险更可怕的是死亡。

  毕节四兄妹中的长兄、14岁的张启刚给人们留下了一封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张启刚的绝望并非孤例。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在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2013年,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好友小丽,与另一名留守儿童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究其原因,是每年至多见到父母两次的小宇在一次吵架中害怕父母离婚,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调查发现,如果父母不能保证每3个月与孩子见面一次,孩子的“烦乱度”会陡然提升,对生存现状产生焦虑。情绪容易出现躯体化、恐怖、敌对、偏执、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

  逃避,成了孩子们应对危机的方法。另一种逃避,是逃离家乡。

  2012年,有媒体报道称,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的新来源。

  当年,毕节垃圾箱中取暖的5个孩子,在遇难前已沦为了流浪儿。一直睡在拆迁工地中的他们,为了避雨躲进了垃圾箱。

  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他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政府帮扶责无旁贷

  有人觉得,留守儿童像是这个时代的“制度性孤儿”。

  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专家叶敬忠分析,留守人口现象根源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挤压,导致乡村的衰败、凋敝与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加深城乡差距。

  让他们跟着父母一起进城,曾被认为是针对留守儿童的有效解决办法。然而,诸多现实体制难题摆在面前。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村入城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入学费用太高,一系列现实壁垒,又让孩子成了进城务工的父母们最大的难题。

  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都无法在城市扎根,宁愿让孩子们留在乡土。

  2012年,五个孩子惨死垃圾箱后,毕节市决定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这三年间,贵州不可谓不尽力。2014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省妇女联合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各地政府和公益组织也纷纷行动。包括建立公益性寄宿学校、儿童托管、在农村校园内设立寄宿制和心理疏导机构等。这些措施让难题有所缓解,然而,社会救助难以覆盖六千多万这个庞大的数字。

  让这些儿童们少一些留守和流浪,远离灾难与凶险。父母的关爱无法取代,各地政府的帮扶和疏导更是责无旁贷。

  因为,孩子们不仅是为家庭在留守,也是在为这个国家。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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