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万里搞农村改革 承担了很大政治风险

　　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万里，丁龙嘉操着口音浓重的胶东普通话介绍道：1978年，他考入山东大学就读历史学专业，“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消息，我对此就很关注。首先，我是学历史的；其次，万里是山东东平人，我也是山东人；再者，1959年-1961年，我正值十三四岁的年纪，太知道挨饿的滋味了，所以我对他在农村搞的改革很感兴趣。”

　　冒着政治风险搞改革

　　万里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然而，建立这功劳，万里是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丁龙嘉总结说，万里的农村改革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1980年他调到北京之前，他在安徽搞农村改革，第二个是他调到北京做书记处书记之后，他在中央主持农村改革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万里做到了六个“第一”。

　　第一个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农业大寨县是‘文革’后期形成的很‘左’的东西，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它的人”。

　　第一个突破禁区。1977年11月万里经过调查研究，起草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放宽政策，包产到户。

　　第一个是实施包产到户。

　　第一个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

　　第一个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肯定了“包产到户”。

　　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时，社会思想还很禁锢，曾有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万里是这么说的，“反正光着腚没有裤子穿不是社会主义，反正没有饭吃饿肚子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万里的这个说法很形象。当时还有老干部跟他争辩，说你搞包产到户，那你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从这句话你可以想见当时‘左’的风潮有多大的影响，万里回答他说，我要群众。所以，他搞农业改革是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万里曾经对我说，他在安徽搞的农村改革，在当时是既违反国法，又违反党纪。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丁龙嘉又回忆说，“万里在安徽调研的时候，路上遇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他就停下车子问这个农民，你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农民也不认识他，就拍着肚子说，只要少一点山芋（红薯）干就行了。万里就跟身边的人说，你说我们的农民要求高么？！就这么一点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

　　“心里装着百姓”

　　“万里是一个心里装着百姓的人。”谈及印象中万里，这是丁龙嘉脱口而出的评价。

　　“逢年过节，他总是到农民、到工人中去。他说，‘文革’批斗我的时候，陪着我的就是三位工人朋友。”这三位陪着万里挨“批斗”的工人朋友，一位是掏粪工人时传祥，他曾是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过刘少奇的接见，另一位是李瑞环，当时也是工人。这个事情，万里一直记在心里。另外，万里在安徽搞农村改革的时候，曾有人说，凤阳人是有逃荒的习惯，万里对这个说法非常不满，“他就说，老百姓如果吃得饱，谁会愿意去要饭？！”

　　个性耿直，作风朴素

　　同为山东人，丁龙嘉说，万里思维敏捷，头脑睿智，性格上也有山东人的耿直，有时候显得很“尖锐”。“万里有句话：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可以说，作为一个改革家，睿智、耿直的性格特征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者，万里很朴实。“我与他接触过多次，从我的观察来看，他的穿着、家里都很朴素。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学书记去中南海，他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很破旧，一般单位都没有这么破的桌子，这让同行的那位大学书记很感慨，印象深刻。”

　　对子女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