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开行行长：中国G20峰会应关注增长和平等

　　9月1日，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Kaberuka）即将卸任长达十年任期的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DevelopmentBank，下称“非开行”）行长一职。他领导非开行的十年，是发展中世界金融迅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空前上升的十年。

　　在7月访问中国的行程中，卡贝鲁卡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基础设施建设与融资，是卡贝鲁卡在非开行任上力推的重点，他也因此被称为“基建先生”。在他的直接推动下，非开行集团旗下成立了专注于非洲未来5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50基金（Africa50Fund）。卡贝鲁卡认为，非洲50基金与亚投行相似，都为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一个“蓄水池”性质的机制。

　　卡贝鲁卡坦言，自己是“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者。他期待亚投行能够从体系机制、管理治理等方面践行21世纪开发机构的新特点。同时，他也坚信，中非合作将在中国筹建“亚投行”带动的全球基建投融资建设热潮下将有更大发展。

　　谈及当下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卡贝鲁卡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公平、不适应现实，有的机构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还强调，对于机构改革，比股权和份额更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和合法性。

　　明年，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卡贝鲁卡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希望G20能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关乎所有国家。而且，在“后危机时代”，卡贝鲁卡认为增长和不平等是两个基础性问题。在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确保国内各阶层的平等发展。或许，这将成为中国G20峰会中一个全新的议题。

　　现年63岁的卡贝鲁卡来自非洲东中部袖珍国卢旺达。在卢旺达仅持有非开行0.2%股份的情况下，他战胜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的候选人，担任非开行行长。此前，他担任卢旺达财政与经济部长，主导了卢旺达内战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重建。卡贝鲁卡在英国获得经济学博士。

　　中国企业在非洲

　　第一财经日报：在担任非开行行长的10年间，你如何看待中非关系和非开行所取得的成就？

　　卡贝鲁卡：我在任的这十年，非洲发展迅猛，变化很大。我认为要保持持续的增长与发展，三个问题至关重要，这也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首要考虑。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引入私人资本。第三，整合非洲市场，促进一体化进程。

　　非洲意识到与新兴大国合作并学习其发展经验非常重要。中国拥有13亿人口，非洲54个国家拥有近10亿人口。非洲需要探索如何整合市场，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运作。

　　2007年，非开行与中国政府开展深入合作。当时我在上海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见面，由此建立了中国与非开行非常密切、运行良好的合作机制。后来（2014年）非开行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得20亿美元的融资，共同设立了“非洲共同增长基金”，用于非洲基础设施及工业化建设。

　　非开行与中国央行的合作之所以非常成功，在于中方信任非开行的机制和在非洲的角色。非开行负责做项目前期调查、项目分析等工作，向中方提供数据。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为5个项目提供融资，包括埃及第二大国际机场沙姆沙伊赫机场。

　　日报：中国和非洲一直是老朋友，但有人认为当下中非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吗？

　　卡贝鲁卡：不。我不这么认为。中国与非洲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

　　我期待下一步中非合作的关注重点能够转向如何为计划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便利，比如需要怎样的融资、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目前一些中国商人对柬埔寨、老挝、缅甸的投资兴趣似乎高于对非洲投资。因此，我们需要在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和丰富的金融产品上下功夫。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访问非洲，提出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拓展非洲物流空间的建议。因此，今年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业化建设上，同时，探索如何进一步为中国企业家在非经营提供投资便利。

　　日报：当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世界，对非洲充满兴趣。中国企业也可以在非洲基建PPP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角色似乎存在争议。一些西方国家经常批评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作为。你如何看这一问题？

　　卡贝鲁卡：有这样误解的人只是少数。中国企业最初来非洲的时候，的确使欧洲企业感到惊讶。但很快后者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没有一个地方会独属于某些人。

　　我认为之所以有不同声音，是因为中国企业与欧美存在竞争关系，尤其在石油领域。批评者多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但我相信，对中非合作存在误解的人只是少数。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需要更高的标准。

　　非洲偿债不是问题

　　日报：中国与非洲的金融合作正在积极展开。前不久，中国首家人民币结算银行在南非落地。你如何看人民币在非洲的前景？非洲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吗？

　　卡贝鲁卡：我非常欢迎中国企业进入非洲金融服务业。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收购了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中非合作始于自然资源，然后进入基础设施，现在进入非洲金融业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发展基础设施不仅是建设，融资也很重要，这样才能够带动一系列的经济增长。

　　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银行不仅进入非洲，而且超越非洲。我必须要说，在金融危机期间，非洲国家和机构在金融监管上做得非常好。非洲的银行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管理也非常有效。非洲多数国家的市场环境良好，很多银行正处于转型中。

　　日报：目前，金融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合作的优先领域。其中，南非已经成为了中非金融合作的排头兵，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就是例子。你认为中非金融合作将走向何方？

　　卡贝鲁卡：中国金融机构在南非的拓展将进一步加深中非金融领域的长期合作。这不仅大大便利了中国投资者，也促进了非洲金融机构的发展。我认为，如何进一步为来非投资者提供“一条龙”的金融支持、提供一系列的金融产品是重要议题。因为不同的投资者需要不同的金融服务，有些需要资金担保，有些则需要股本，而有些则寻求长期的借贷。因此，在工业化发展的“棋盘”中，下好金融合作这枚“棋子”成为关键“一步”。

　　日报：一些人对中国向非洲大笔放贷表示担忧。比如，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领导人已经到北京请求延长借债期限，因为目前国力难以支付中国的债务。中国在安哥拉的融资模式，是用本国的资源还债。但是就目前能源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来看，这种偿还方式似乎也变得愈加困难。

　　卡贝鲁卡：所有的出口国家都在变动不居的市场中。关键问题在于投资。我不认为偿还债务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只要市场的经济基础仍然是稳固的，只要投资仍然在合适的领域进行着，只要我们的监管措施仍然发挥作用，我丝毫不担心当下非洲国家的债务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石油国家，不仅在非洲，都面临投资与借贷的难题，但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它们不用还债。我丝毫不担心安哥拉的还债能力。

　　日报：一些国家对中国对非债务以及投资表示关切甚至担心。你对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领域的债务是否有类似的担忧？

　　卡贝鲁卡：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对本国的债务的可持续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有多少资金具有可持续性是伴随衡量方式不同而不同。最近只有一个国家濒临债务危机边缘，其他国家都保持在GDP的40%的范围内。我认为我们从希腊问题中吸取的重要经验是，不要把本国债务放在与其他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中观察。

　　另外，我们鼓励国家多在未来潜在生产力上进行投资。所以，很多中国人来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采能源、修建铁路、建造港口等，更多是发掘新的市场。因此，我不认为中国向非洲放贷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致力于建立新的机制、发现新的机遇，就像丝路基金那样。未来的需求就是目前投资的回报。目前，总有些国家对本国的宏观经济能力的把控欠佳。但是，在过去20年中，除了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出格（outofline），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非洲国家这样。

　　金融危机之后，非洲是世界上最具灵活性的地区。因此，我相信我们的基本面是正常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大投资力度，管理好债务。我认为，希腊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上了一课，但是目前我们还无需担心危机会在非洲发生。

　　日报：之所以有所担忧是因为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的贷款曾因为偿还困难而不得不减免解除，中国对非洲的债务会面临这种情况吗？

　　卡贝鲁卡：不。当时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债务本身，而是市场基础出现了问题，高估了货币价值，出现了财政赤字，而且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市场，20世纪整个非洲的经济基础都出现了问题。

　　坦诚地说，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当下的非洲，同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如果一一排查非洲国家，可以说，非洲国家的债务状况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好太多，低于GDP的30%。我们宁可少一些监管，也要保证持续的投资。

　　非洲需要“非投行”

　　日报：非洲需要设立一个类似“亚投行”的机制吗？比如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卡贝鲁卡：我认为，非洲的需求与亚洲差不多，大约每年有5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目前，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我们正在努力撬动私人市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当下，就算把国内税收、从资本市场转移过来的资金、从国际金融机构借来的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只有5000万美元，但是目前的缺口是500亿美元。

　　当下我们需要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个“蓄水池”性质的机制。目前非洲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制——非洲50基金，正在做与亚投行类似的工作。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个非洲基础设施投资投行吗？答案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各种机构来填充500亿美元的缺口。除了建立像亚投行这样的机制，我们还试图吸引私人资本进入我们的“蓄水池”。

　　日报：你提到了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你如何看这些机制在与非开行的合作中扮演的角色？

　　卡贝鲁卡：我不认为目前这样的机构太多，它们之间是互补的。项目在投资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如有优惠贷款、股权投资等不同的融资需求。而不同的机制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有些机制提供股本、有些提供软贷款。不同机构共同合作可以互通有无，各扬所长。亚投行对非洲也是开放的，非洲要利用好这一机制。

　　日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非洲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你如何看待基础设施融资在刺激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卡贝鲁卡：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非洲的首要任务。大多数非洲国家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5%~7%之间。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瓶颈，增长率还会高出2个百分点，达到7%~9%。

　　现在来自非洲内部、外国市场、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各种资金已经进入非洲，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非洲已经多年。但这些远远不够。下一步非洲要做像亚投行一样的事情。

　　我此次来中国就是希望促进非洲50基金与亚投行合作，为关键领域的项目提供联合融资。

　　日报：非洲和亚洲同样面临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而国际金融机构的填补能力毕竟有限，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杠杆来撬动投资。应该如何来增加杠杆？

　　卡贝鲁卡：加杠杆可采取两步：第一步是利用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像PPP和BOT（建设经营转让）。第二步是增加不同层次的机构。

　　我是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中国筹建亚投行恰逢其时的一个原因就是，亚洲开发银行等已有金融开发机构增资非常困难，因为根据章程，增资需要所有股东同意。只要存在既不愿意增资，又不愿意减持股份的国家，整个机构就陷入困局。基于这两点，创设新的机制成为一种解决途径。

　　寻求“最佳实践”不如适应新变化

　　日报：创立新的机构是好办法，但目前似乎有太多的类似机制。应该如何协调不同机制来增加整体的融资杠杆？

　　卡贝鲁卡：这是各方共同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摸清每个机构的杠杆。中国伙伴正探索在制度设计、管理执行、地区份额上让亚投行具有特色。所有进出口银行的商业模式都非常稳定，不存在问题。各国都有自己的进出口银行。

　　丝路基金的运作很有趣。中国商人和企业都非常关注丝路基金首个项目落地巴基斯坦。丝路基金做股权投资、不做债务，因而能联合各种力量。股权投资能够分担风险。这些工具可以为各国所用。

　　日报：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机构能够从现有机制（如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学习什么？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否要践行“最佳实践”还是可以做一些突破和创新？

　　卡贝鲁卡：我非常赞同中国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曾说过的话，“并不存在所谓最佳实践，只有更好的实践”。

　　需要承认，上世纪70年代在原来的模式下，传统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于处理危机非常高效。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洲央行做得很好。在亚洲地区的对外开放中，现有国际机构在融资、政策倡导和能力建设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时代在发展，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寻找所谓最佳实践，而是如何让一个机构适应21世纪的特点和变化。从过去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如何建立有21世纪特色的机构。我期待亚投行能够从体系机制、管理治理和产品等方面践行21世纪的新特点。

　　日报：像非洲这样的被称为前沿市场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经济分量并不匹配。应如何解决？是选择依靠如亚投行、金砖银行这样的新机制，还是选择改革现存机构，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体系？

　　卡贝鲁卡：当前的体系并不公平。过去的观念是大力改革现有机制使其反映现实的经济现状。这意味着华盛顿共识下的机构需要给中国、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更大的话语权。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全球机制进行改革，但真正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由于改革无法进行而创立新的机构无可厚非。最理想的途径的确是改革现有机构，但这太困难了。

　　央行独立性是宏观政策基础

　　日报：在你看来，G20是否会对国际机构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卡贝鲁卡：我希望G20能发挥更大作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关乎所有国家，各方必须解决。不然很多全球问题仍然无解。至于机构改革本身，并非仅仅增加股权和份额，更重要的是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与合法性。

　　日报：明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还可以关注哪些议题？

　　卡贝鲁卡：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G20在伦敦召开首次会议，由于危机迫在眉睫，G20会议效率非常高。但随着危机逐渐消退，一些问题似乎变成了慢性病。全球对G20的聚焦度也减弱了。但当下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找准全球经济增长点，“后危机时代”应该做些什么。人们已经聚焦到了非洲和亚洲，因为这蕴藏着世界经济新的发展潜力。

　　第二，当下的世界是两个极端。在土耳其、巴西、非洲仍然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并成为社会和政治风险，也会破坏中产阶级及其购买力。

　　我认为增长和不平等是两个基础性问题。当下我还期待今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能够提出好的融资方案。因为目前技术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经下降，这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好机会。

　　日报：你在担任财政和经济计划部长时还主导了卢旺达宏观经济架构搭建。当前，中国也正在经历转型，面临诸多宏观改革难题。你对中国有何建议？

　　卡贝鲁卡：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我是央行的独立性的信徒，央行的独立性应该是优先得到国家立法机构承认的基本架构之一，它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准绳。央行的独立性确保其具有基于财政环境的话语权和协调角色。央行独立性是基础，我深信于此。

　　日报：央行独立性比国家宏观和微观经济潜力更重要？

　　卡贝鲁卡：是的。同时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关系很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在非银行机构，即“影子银行”。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我对中国了解有限。中国金融市场还十分年轻，需要发展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