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次特赦：毛泽东建议刘少奇颁布主席令

资料图：图为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过特赦通知书。

爱新觉罗·溥杰于1950年被移交到中国政府，而后被关押到抚顺劳教所改造，直至1960年获得特赦。

　　第二次特赦的对象是在押多年的国内战争罪犯。

　　对于这些战犯，中国政府采取分批审理，视其改造情况，分批进行特赦。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政府鉴于大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战争罪犯十年间改造的现状，决定在十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实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

　　关于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一份党内文件上作过重要批示：“我们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周恩来在一系列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中作过多次相关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上就曾批示：“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

　　1959年9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在这份内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党阐明释放一批国内战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对国内战犯的审理和释放的准备工作。

　　12月4日，户外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寒风呼啸之中，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却温暖如春。这里正在隆重举行首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内战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参加这次特赦大会的在押人员都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

1959年，中央决定以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共释放战犯556名，另有90名获减刑。

陈赓陪周恩来和部分特赦人员、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黄埔师生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合影留念 。

　　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当中国政府特赦首批33名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应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时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通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

　　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

　　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国内战犯获得了新生。

　　1975年3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

　　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293人，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部释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年间，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尚未批准释放的国民党及其他国内战争罪犯，不仅没有继续因其改造状况得到审理或释放，甚至还有一些战犯因年老体弱不幸病殁的情况发生。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摆放在周恩来的案头，让这位为国殚精竭虑的总理倍加焦虑。

　　1971年5月，周恩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呈送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标，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者(13人)并无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挖‘活材料’，一句话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获得特赦者很多都进入政协成为文史资料研究员。1964年4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四）、杨伯涛（右一）和他们的夫人参观新安江水电站。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均身染重疾，但他们仍然抱病批阅了与释放在押战犯相关的文件。这次会议公报指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的建议。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会上就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和华国锋副总理所作的说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发表了讲话：“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战犯颁发了释放通知书。特赦仪式在抚顺、西安、济南和北京同时举行。这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内人头攒动，在押多年的战犯知道，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他们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脸上交织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聆听着法官当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黄维、文强等特赦释放人员代表也当场发言，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接见以后，所有特赦释放人员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