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漂泊”是现代中国始终贯穿的命题

　　2015年8月27日，算得上是大陆电影院“最文艺的一天”，台湾、香港、大陆各有一位大师级的导演奉上自己的心血诚意之作。相比起《烈日灼心》明星和尺度的话题，《刺客聂隐娘》此前在国际电影节上收获的威名，张婉婷的《三城记》动静显得小了些。上映前一天，导演在感叹：“为什么大家都选在这一天呢，另外两位都是很尊敬的导演，我真的很不希望这样的三部电影去竞争。”

　　张婉婷曾凭借“移民三部曲”《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八两金》跻身香港新浪潮代表人物，然而从2001年的《北京乐与路》之后，她已十多年没有剧情长片问世。手里攒了十几个能拍的剧本，可她也习惯了“我的电影要找投资都比较困难”的现状。

　　一直关注“漂泊”命题的张婉婷，这一次镜头下的人物辗转三城，故事的历史背景更宏大，命运也更加曲折。她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漂泊是从她出生就一直伴随的母题，故事不管怎么说，都会历久弥新。

　　“断档”十年：不用省胶片，烦恼在后期

　　澎湃新闻：就长片的创作上来说，您有长达10年“断档”，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张婉婷：其实《三城记》十多年前已经写好剧本了，但是因为它的预算比较高，不容易筹到钱，辗转过了十年，中间拍了个《岁月神偷》（罗启锐导演，张婉婷监制），成绩不错，也为《三城记》吸引了一部分投资。但拿到钱的头两年，我们为电影去勘察真实的拍摄地点，因为我坚持要实景拍摄，要转那么多地方，发现预算还是不够，而两年一过，内地电影的制作费用又涨了不少，还是没法拍。

　　直到有一天遇到施南生，她对我那么多年没动静看不下去了，问我“你那么多年到底在搞什么？”我就给她看了《三城记》的剧本，她特别喜欢，帮我找了华谊来投资，才让这部电影能够拍成。

　　澎湃新闻：剧本搁了那么多年，拍电影的方式和技术都有很大变化，但是你不愿变通一些省钱的方案？

　　张婉婷：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每次都觉得这个故事这么有趣，总会有人愿意投钱的吧。但是我确实有自己的坚持。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把预算减一半，就在摄影棚里把它拍完，不要真的去实景，东北安徽香港上海这么周折，就可以省下一大笔。这个电影到过六个城市，把不同的地方凑在一起。但棚里出来的感觉就不会这么真实，演员也不会那么投入。我觉得演员也是真的要让他们体会那么舟车劳顿，把他们放到实地去，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电影中的三个城市感觉你是有意要处理出不同的感情基调的，具体是怎么样的设置？

　　澎湃新闻：你自己对于那个年代的认识是怎样？听说其中也有你母亲的影子。

　　张婉婷：仇大姐是月荣的闺蜜，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我就把我妈的名字“肖玲”给了她。

　　本来我是很希望听我父母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的。我的父母也和成龙的父母一样是从大陆偷渡过来的。但是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我妈妈2003年去世的时候，我发现之前我太习惯她在，从来都没想到要抓紧时间去问她些什么，也没有机会去好好听她说故事。

　　我认识房道龙后，我真的觉得我欠他们那代一个故事，那代人经历军阀、抗战，经历国共内战，都是很坚强的一代人，能逃出来的都是“人精”，我觉得我妈一定也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可是没听到，我就给她编了一个。我们每个家庭一定都有一段值得书写的传奇，我就用道龙的故事作为起点，这部电影是我想写给整代中国人的情书。

　　澎湃新闻：那中间隔了这么久，对创作的心态和状态会有影响吗？

　　张婉婷：拍戏的情绪还是差不多。只是上一部《岁月神偷》的拍摄还是用胶片，这是我第一次用数码。我还是有胶片情结的，但是真的用到数码，发现现在技术还真的挺先进的，色彩各方面出来的差别也不那么大了。同时我还发现了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像以前那样因为预算紧而省胶片了，因为胶片很贵嘛，以前都要精打细算，每个镜头严格按照分镜来。但现在我可以拍很多条，让演员从头到尾连戏地演，状态可以更自然，还可以几个机位同时来，有些戏其实已经完了但还可以一直保持开机的状态记录演员最真实的反应。

　　与“灵魂伴侣”罗启锐：工作方式仍像学生时期做联合作业

　　澎湃新闻：《三城记》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也可以来聊聊你个人的爱情。现在有些媒体已经把你和罗启锐称为“夫妻”了，你们现在的关系是？

　　张婉婷：没有，我们从来没结婚，不过夫妻或情侣，只是称呼不同，我们没有故意去改变称呼。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但是被称作夫妻，我也不会非要出来强调说“不是，我还没有嫁给他！”但是我真的没有结婚哦。

　　澎湃新闻：你们的作品履历表上，彼此双方几十年都不曾缺席，两个人是一定要绑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样的默契？

　　张婉婷：没有故意要绑在一起。因为我的剧本是比较另类，不太好归结类型或有明显的商业元素，所以必须要整个写出来，让投资公司看过完整的剧本，他们才能考虑投资的事，不是像一些类型片，交个大纲就能有个大致的估量。所以这么多年我和罗启锐的电影都只能我们自己做编剧，没有投资公司的情况下，很难找到职业的编剧来帮我们做剧本。我们两个就在埋头创作中越来越默契，也觉得确实彼此合作是很舒服的。捆绑不是故意的，更多的是“现实所迫”。

　　澎湃新闻：所以只是挂的头衔不同，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分工，都是一起创作的是吗？

　　张婉婷：反正就是监制、编剧、导演在轮流。但是真的有分别的！每一次谁当导演，谁就一定要掌握话语权的。我们都不认同可以有两个导演这种事，现场一定只能有一个人做决定。现场我们也会有意见分歧，但因为我们是同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训练好谁当导演谁拍板，所有人在边上都只能提意见而已。

　　我的电影不适合加入“元素”

　　澎湃新闻：《三城记》延续了你一贯关注的移民、漂泊这样的主题，对这个主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

　　张婉婷：漂泊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现代中国始终贯穿的命题。尤其是香港，因为地方小嘛，很多人都是当年从大陆各地逃难过来，也有像我们这一代，移民到国外，1997年以后又移回来，现在觉得内地发展好，又移回内地。到今天香港的导演们也有“移民潮”，纷纷变成北上的“北漂”。我们的国语这么差，现在都在重新学国语。

　　所以对我来说，移民和漂泊的主题，是从我出生就一直伴随在身边的，我父母那一代，也像成龙父母一样，从内地偷渡过来。对我来说这个题目是历久弥新。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香港导演的“北漂”？会加入这个大潮吗？

　　张婉婷：我拍片子头三部都不是在香港拍，是在美国拍的，《八两金》来内地，《玻璃之城》在香港，《宋家王朝》和《北京乐与路》都在内地，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框框里。我还是更看重那个地方有好的题材和演员。

　　我很早就来内地拍电影了。我1989年来内地拍《八两金》，比大部分香港导演都更早。但那个时候内地的电影工业还没开放，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发展太快了。1989年我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中国内地的电影工业会变成这样。

　　那个时候很有趣，内地的民众都没见过明星，洪金宝来拍电影的时候，我们的酒店门口每天会停一辆小巴，牌子上写着“到现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当地人在收钱，载农民到我们拍片的现场去看明星。农民们就带着午餐、水果、小马扎，到现场围观我们拍戏，演完一段，他们在山坡上还鼓掌，就像看戏一样。

　　（现场工作人员吐槽说，现在井柏然的粉丝也需要做特别的安保措施，也有黄牛来赚粉丝的钱。张婉婷大惊：啊！啊！是吗？原来1989年的盛大粉丝团又回来了！原来这么有趣！）

　　澎湃新闻：面对内地电影工业会困扰吗？可能投资方更要求回报率和卖点，这和你的电影观并不相符。

　　张婉婷：那倒不会，如果他们要求不一样的东西我可以不拍。所以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电影这么难找投资嘛。我遇到过要加这个那个所谓的“元素”，但我是觉得“元素”这个东西不会太适合我的电影，我希望电影还是比较顺其自然的状态。不过因为我拿给投资方的都是完整的剧本了，他们看完好的就拍，不要的就不拍，其实反而也简单。

　　张婉婷：对，有一个更远的，1860年代，第一个从中国到美国的女人的故事。但是那个投资也高，资金又是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