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崇尚强者文化日本为何钟情扮演二战受害者？

　　历史问题作为日本的负资产，在与邻国的争论中消耗着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

　　在日本的文化中，强者文化意识非常深厚，体现为崇拜强者、依附强者、挑战强者。　　在先进文明和权力政治主导的的时代，崇拜强者的意识就会表现为向强者学习，在吸收基础上自主创新成为强者。依附强者则表现为，愿意在强者确立的体系或秩序内维持生存，通过发展与强者的紧密关系谋求更大的利益。挑战强者则是在强者实力衰弱或自身实力增强之后表现出对于取代强者地位的欲望。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能够对外进行殖民侵略扩张的都是强者，他们也总是与加害者联系在一起的，而受害者似乎是弱者的专利，与强者无关。

　　然而，作为一个崇尚强者文化的国家，日本也会钟情于受害者情结，这种矛盾之处令人费解。这可以从日本的“普通国家”目标和国际关系文化发展逻辑变化层面进行解释。

　　由于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致使二战后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日本成为非“普通国家”或非“正常国家”。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和责任，通过首相谈话和东京审判进行了定性，这就意味着

　　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就必须承认它的加害者历史责任和国际社会对其侵略罪行的法理定性，但这对于有着种族优越感、历史自豪感和文化羞耻感的日本来说难以从内心接受。日本保守派理想中的“普通国家”主张对本国历史有着明确的自豪感，反对承认侵略的“自虐史”观。这就需要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种种定性进行翻供，并以另一种方式加以取代，且能够自圆其说、获得认可。

　　于是，保守派政治家们一方面对其侵略定性进行否定，如“侵略定义未定论”、“慰安妇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东京审判是依据事后法进行的胜者审判”、“和平宪法是外部强加的，应自主制定宪法”等说法，民众对这些宣传的认可度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强调日本进行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自存自卫的战争”，是“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亚洲民族解放战争”，日本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特别是原子弹轰炸给日本民族和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每年举行的广岛、长崎纪念活动，都是在诉说着日本作为核武的受害者承受的痛苦。

　　由于冷战的原因，日本在侵略历史反省方面做得不够彻底，直至20世纪90年代村山谈话才首次从官方层面承认殖民统治与侵略，并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也是淡化近代侵略历史，突出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历史。这表明，日本试图以受害者的形象示人，以此减弱国际社会对其殖民侵略罪行的批判烈度，降低现今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于侵略历史的罪感反省程度，为其未来的“普通国家”奠定历史的思想根基。

　　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内在文化逻辑发生变化，驱使日本更为积极地从受害者视角解读历史。

　　20世纪之前的国际主流文化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赢者通吃的强权文化，弱国无外交、弱国被瓜分成为这种国际态势下的常态，战争是列强展示强大实力的表现，是弱国竭力维护权益却归于失败的痛苦经历。这种强权文化正好契合了日本的文化逻辑，这也是日本能够在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毅然通过明治维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通过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确立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地位的原因所在。

　　然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关系进入21世纪，尽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幽灵依然存在，但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理念、新规则和新制度也在冲击着旧有的国际文化，平等、公平、正义、良知、法治、人权等理念及其表现出的制度，成为国家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保护弱者、受害者的利益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保障，他们的境遇也总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从而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并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重要资本，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部分需求。

　　这些年，历史问题作为日本的负资产，在与邻国的争论中消耗着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日本对此提出挑战，无疑是在挑战国际社会的认知，更是在挑战人类的公理，必然遭致国际社会的批判，损害日本的战后和平国家形象。为此，　　日本想当然地认为，必须改变以加害者形象示人的方式，转而以受害者形象示人更能博取国际同情，增加本国可资利用的国际道义资本，又可以转移和掩饰日本曾经对他国造成的伤害。

　　于是乎，日本钟情于将自身打造成受害者的形象。当然，这与它的强者文化不相矛盾，相反更有利于日本重新以强者身份和姿态立足世界，实现其真正的“普通国家”目标。

　　但是，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改变乃至让其消失。欲盖弥彰式的伎俩不能改变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责任，深刻反省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更能帮助日本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实现与邻国的历史和解，确立相互间的信任，这也是未来日本与他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基础。日本需要确立更为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