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业大王：发明“七七棉纺机”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人物简介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生于上海浦东。出身于(棉)花行学徒，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他出生于上海浦东，34岁时留学美国，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先后创立植棉试验场和上海德大、厚生、郑州豫丰3爿大型纱厂，还创办了华商纱布交易所、中华劝工银行等，被沪人称为“棉纱大王”。穆藕初还是一位教育家，他捐出巨款，参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捐银5万两供北京大学选派罗家伦、段锡明、康白情等赴美留学。 1923年开始中国棉纺业陷入危机德大厚生纱厂由于经营困难分别于1925年1931年盘卖给申新纺织公司。穆藕初逐渐转向政界活动1943年9月16日在重庆病故。

　　根据独立学者傅国涌在《大商人》中对穆藕初的描述，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的书《现代之胜利者》，其中有两个中国大陆的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书中对穆藕初的评价是："穆先生是乐观的，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如此一个乐现主义者就像中流砥柱一般……穆先生的才干和性格是中国的一种幸运，我们为有更多的穆先生而祈祷！"

　　穆藕初是中国近代的棉业大王，生于1876年，卒于1943年，上海浦东人，是第一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并回国办厂的实业家，于1915年～1920年相继开办和参与发起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上海恒大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其中德大、厚生、豫丰是他自己的纱厂。

　　傅国涌认为，穆藕初与晚清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不一样。张謇这一类的企业家属于绅商型企业家，拥有科举功名和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将其创办的大生纱厂性质定为“绅领商办”，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

　　穆藕初和卢作孚、范旭东这些企业家，或是“海归”，或是自学起家，无官场背景、从商经历和雄厚资本，但“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

　　穆藕初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中国第一人物”。《大商人》中第四部分专门写穆藕初，在“一掷万金穆藕初”中写道，1925年上海一家传记公司出版的美国人勃德等编译的八开本、真皮烫金包装、足有好几斤重的《中华近代名人传》里，穆藕初是所记载的200位人物之一。第61页的穆藕初中文小传中，最后几句话是："以外貌言，无有知其为中国之棉业大王者。君为人和蔼，交友以信，举止正大，见识宏远，中西人士无不乐于相处。噫！如君之才高德备，诚可谓中国第一人物矣。"

　　翻阅关于穆藕初的记载，这位“中国第一人物”重视产业链的缔造，重视制度设计和管理，力求摆脱从改良原料抓起，创立1500多亩的"穆氏植棉试验场"，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写了《植棉改良浅说》，印了上万册，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任何人都可以索要。

　　穆氏最为人熟知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引入科学管理法。穆氏当年在美国学习时，曾亲自拜访科学管理法创始人泰罗，回国办厂后亲手制定《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在科学管理中还考虑人性因素，并把泰罗的书译成中文时取名《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1916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1916年6月，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产品质量比赛，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名列第一，质量超过一般华商纱厂，也优于外商产品，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

　　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晋珀、郭婕、薛怡然于2015年7月发表的《穆藕初：衣被天下》一文中写道，在1924年的经济大萧条中，穆藕初的3家纱厂相继陷入困境，德大被人收购，厚生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郑州豫丰因为地处军阀混战的主战场而被波及，被迫抵押给美国洋行。

　　1928年，商场失意的穆藕初跨入政界，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又制订出众多现代工商法规，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穆藕初不仅是一位实业家，还关心时局。1932年，日本突袭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穆藕初就参与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并出任该会交通委员会主席，慰问当时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并给予物资捐助。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后，穆藕初北上劳军。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穆藕初任市救济委员会给养组主任，筹供难民给养。

　　1938年，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党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

　　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极缺的情况，穆藕初发明了“七七棉纺机”，命名寓意在于勿让国人忘记“七七事变”之国耻。由于该机每台仅需1人操作，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摇纺机数倍，试制成功以后，受到内地农民欢迎。

　　1941年初，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主管国统区棉花纱布统制政策的实施。他采取“以花换纱、以纱换布”的办法，既解决了棉农的生活困难，又增加了市场的纱布供应量，挤出中间商，促进了棉花生产和销售。

　　除了调节花、纱、布的供、产、销关系外，穆藕初还领导农本局对棉花和棉纱的生产技术作了改进。

　　他在汉中、宝鸡等棉产区设立机器打包机，组织车船运输队，成立车船运输队站和修理厂；在川东北的三合、乐至等棉产区设立手纺办事处，推广手纺技术，并以棉布回收棉纱，再把土纱运到纱厂，与机纱搭配织成棉布，既满足了市场对棉布的需要，又开辟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增加了农民的谋生之路。

　　穆藕初还热心资助教育事业，资助一批年轻学子去美国留学，条件只有一个：学成后报效祖国。穆藕初的纱厂刚刚盈利，便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选送的5个人，有后来“五四运动”的领袖罗家伦，还有康白情、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后来设立的“穆藕初”奖学金里，杨振宁是第一批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一。

　　穆藕初的幼子穆家修在《我的父亲穆藕初》一文中写道，抗战期间，穆藕初还曾公开在报刊上发表过《从被动战略到主动战略》、《加强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等类似军事战略的评论文章，从财政经济视角切入，通过有理论有数据的分析，宣传持久抗战必胜的理念。

　　根据《大商人》写穆藕初部分的第五节，穆藕初除了一栋价值万两的洋房之外，生活简朴。

　　抗战期间，穆藕初慎重地向行政院提议颁发院令，劝告四川人改长衣为短衣，以节约布料。他在重庆担任的官职不少，经济收入还算宽裕，但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经常穿的是旧衣衫。老友黄炎培评价"黄金满筐，而君萧然"。

　　《大商人》中写道，即使在艰苦的处境中，穆氏仍保持着乐观。在他身边工作的倪传钺回忆，穆藕初晚年在重庆，"经济大不如前，有一次，唱曲结束后，先生带我们到饭店吃饭，改善伙食，每人点一样菜，规定必须要全部吃干净。吃完后，先生拿起一个空盘子放在面前，很幽默地说这叫照镜子。"

　　当时，他在上海的亲属生活费主要靠他在劝工银行的股票利息维持。他在写给银行经理刘聘三的信中，对刘的"源源接济"感谢不已。后来，上海物价飞涨，利息难以维持，不得不将大部分股票售出以维持生计。

　　他常常谢绝馈赠，长子穆家菁回忆："当时沙市纺织厂驻沪办事处有人送来50万元，说上海物价日高，生活艰难，我厂数次受令尊照顾，此款为令堂改善生活之用。我说此事需经家父同意后方能接受。不久，接到家父来信婉言谢绝。"

　　此前，1937年，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收买豫丰达成协议，收回旧股票时，另赠送10万元新豫丰股份的书面凭证给他，他说："各股东遵守股东会议决议，纷纷拿出股票让渡，而我独领受新股票，见利忘义，我不为也。"他要长子家菁在战火中将凭证送回郑州，不接受这个股份。

　　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因癌症病逝于重庆张家花园寓所，享年68岁。

　　穆藕初死前留下遗言：“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元老董必武送挽联，上联是：“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下联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横披：“衣被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