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66年6场抗战纪念大会 今年规格最高

习近平乘坐的检阅车车牌位置首次悬挂国徽摄影/本报记者 胡金喜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这次大会与往年各次纪念大会都不相同。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大会，也是第一次在大会中出现检阅部队的内容。

　　在7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纪念活动是超规格的。

　　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1949年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大会总共有6次，分别在六周年、二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时举行。由于时代不同、形势不同，所以内容不同，规格也不同。

　　那么，这6次抗战纪念大会到底怎么开？今年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六次大会有四次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分别于1951、1965、1985、1995、2005和2015年举行的这六次纪念大会，名称是不尽相同的。前两次是庆祝的名义，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后来的四次，不但把“庆祝”改为“纪念”，而且将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举，召开大会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1951年8月13日，当时的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当年的庆祝大会于当年9月2日召开，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参会人数共有五千余人。而其后的四次大会，不仅同在9月3日当天召开，而且举行地点均为人民大会堂。

　　去年2月，9月3日被以立法形式确定为纪念日。今年“9·3”也是首次于法定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参会人员达到5.5万人，达到历史最高。

　　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出现默哀环节

　　在历次纪念大会上，会有重要讲话的发表。讲话者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于1995年由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发表重要讲话。

　　1985年，在这首次以“纪念”而非“庆祝”之名举行的大会上，作为发言者，时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讲话中提议，全场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默哀一分钟。

　　十年之后的1995年，增加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当年的9月3日上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和首都各界共万余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纪念大会则于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开始前，近百名抗战老战士，佩戴着功勋章登上主席台。全体人员起立，向抗战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一环节为历次大会所仅见。

　　2005年9月3日，比照十年前的纪念仪式，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在当天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参加人数同样为一万多人。随后，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为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自1985年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

　　昨天的纪念大会现场，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到齐，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老常委也出席大会。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65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30个国家的外军观摩团团长的出席，是此类纪念大会的第一次。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毛泽东没有参加过此类纪念大会，而邓小平在1965年曾经出席过庆祝抗战胜利二十周年大会，此后未有出席。自1985年开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开始出席抗战胜利纪念大会。

　　1985年，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出席，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此类大会。此外，参会人员还包括彭真、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乔石、薄一波等人。抗战时期牺牲的国民党著名将领的亲属及抗战时期的老复员军人和烈士亲属等参加了大会，外国驻华使节也应邀列席。大会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主持。

　　1995年纪念大会的规格要高于以往，主要体现为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主持人为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这是首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此类会议上发表讲话。

　　2005年，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和江泽民等人均参加了纪念大会，主持人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由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发表讲话。当时和九常委一起进入会场的，还有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代表，这十位代表坐在了主席台的前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第一次纪念抗战胜利大会，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也来到北京，出席会议。

　　文/本报记者 张伟

　　★聚焦·检阅车

　　15次阅兵史上检阅车首次悬挂国徽

　　昨天的阅兵仪式开始后，习近平乘黑色红旗牌检阅车，经过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首次对三军进行检阅。值得注意的是，检阅车的车牌位置悬挂的并不是普通的车牌，而是国徽。这是新中国成立66周年15次阅兵史上，国徽首次被用作检阅车车牌。

　　7月31日刚刚晋升上将的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VA01945”，寓意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年份，在主检阅车后面行驶的备用检阅车号牌则是象征胜利70周年的“VA02015”。这两套特殊的号牌是自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启用的“2012式军牌”，字头是代表所属军队部门的汉语拼音，比如这里出现的“V”代表的就是中央军委。

　　2009年车牌寓意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其实，每次阅兵结束，首长检阅车的车牌都会成为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比如，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三军时乘坐的检阅车车牌是“京V·02009”。这是为2009年这个年份“特制”的车牌。当时，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在向胡锦涛报告并请他检阅时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京V·01949”。两辆车一前一后，“特制”号牌的寓意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

　　胡锦涛阅兵时的“特制”车牌，已是第六代军牌，2004年12月启用的号牌被称为“04式”车牌，字头直接用军、海、空等单位名称的首个汉字。根据公开披露的编制规则，“京V”是中央军委。那次阅兵，还有一个细节，是飘扬在车头的旗帜，由国庆大典时的“八一”军旗换成了国旗。

　　开国大典上首长检阅车没有车牌

　　其实，在1949年到1959年的11次阅兵式上，乘车检阅三军的并不是中央军委主席，而是三军总司令，后来固定为国防部长。也就是说，毛泽东从未在国庆阅兵式上乘车检阅部队。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颁发了《军用汽车管理暂行规则草案》，全军首次对军车号牌式样、制发、管理等作了规定：号牌分汽车号牌、机器脚踏车号牌两种，其中汽车号牌编号为6位阿拉伯数字。由此，我军第一代“51式”军牌出现。

　　此前的阅兵式上，首长检阅车都没有正式的军牌。1949年开国大典时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就没有车牌，当时在检阅车左前挡风玻璃上悬挂了一张通行证。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亮相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出现在国庆庆典上。隔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大庆、阅兵改为“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再次阅兵是24年后。

　　1984年10月1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红旗”车检阅三军。阅兵首长由此变为中央军委主席。

　　“文革”后首场大阅兵亮相前两个月，解放军停用自1956年正式启用的“53式”军牌，由字头、字头号、序号三部分组成的“84式”军牌进入历史舞台。

　　同样在民间引起关注的是1999年江泽民乘坐的“甲A·02156”。该号牌属于“97式”号牌，与“92式”号牌相比，其字头仍为甲、乙、丙、丁等天干汉字，但之后的字头号则由数字改为大写英文字母，序号也由4位数字增为5位。文/本报记者 张伟

　　★ 聚焦·检阅号角

　　35秒号角奏响“检阅时间”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出城楼，开上金水桥时，天安门广场上响起小号声，这是首次亮相的《检阅号角》，全长约35秒。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到长安街上的拐弯处停止。

　　号角长约35秒有34个音符

　　《检阅号角》作者是解放军军乐团年轻的作曲家郭思达。他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接到创作任务时，就被告知时长需控制在35秒左右。

　　郭思达介绍，这首约35秒的《检阅号角》有34个音符（叠声部音符不包括在内），演奏时以小号为主。阅兵演奏由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王强负责，王强是目前解放军军乐团实力最强的第三乐队首席小号演奏家，曾在汶川周年祭时独奏《思念曲》。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对郭思达创作的这首《检阅号角》评价很高：“它的每个音符都充满感情，平稳、坚定、刚毅、豪迈，音乐下透着骨气，这就是我们的领袖。”

　　创作十易其稿修改20多遍

　　北青报记者获悉，这是我国阅兵史上首次在领导人检阅车从天安门城楼驶出时响起号角，此前14次检阅中领导人乘检阅车出现时都没有音乐。为完成这首《检阅号角》，郭思达从5月底接到任务就一直没休息过。

　　因为是首次创作，团里非常重视。从5月底至今，郭思达前后写了10稿，修改了20多次。让郭思达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8月下旬，当时已确定演奏的最后版本，军乐团演奏员也练习了很久，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改写一个新的版本。“当时告诉我，当天必须要写出来，很急！”他当即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赶写了另一个版本，这是最终演奏的版本。

　　创作者创作时考虑习近平风格

　　郭思达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创作《检阅号角》时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范例，给他的一个线索就是习近平乘检阅车驶上金水桥，他通过想象这个画面找到《检阅号角》想要表达的感觉。

　　因为要在习近平出场时演奏，郭思达在创作时还主要考虑了习近平的个人风格。他2003年进入解放军军乐团，因为解放军军乐团承担外事司仪中的演奏任务，进团伊始他就有机会出席各种国宴，近距离接触习近平，感受习的个人风采。

　　接到任务时，郭思达被告知要能“展示大国风范，庄严、肃穆，要深沉不要激昂”。他最终修改后的版本，得到了大家认可。去年12月13日，习近平赴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演奏的《安魂曲》也是郭思达作曲。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军乐团

　　军乐团的第15次阅兵演奏有何不同？

　　国旗杆北边，两个华表之间是千人联合军乐团的位置。华表间距离为99.6米，军乐手100人站成一排，12排共1200人。这是军乐团第15次参与阅兵，100名女演奏员首次参与。这次演奏与以往有何不同？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人中有来自解放军军乐团、武警军乐团、海军军乐团三个专业乐团的近300人，此外从七大军区及全军15个单位的55支军乐队2600多名业余队员中抽调871人。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军乐团在徒步方队行进时改变了演奏的速度，以往历届阅兵都是每分钟116拍，这次降低速度改为每分钟112拍。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总指挥张治荣透露，今年慢了四拍，是考虑到徒步方队的将军领队，此次参阅的将军领队大多都是50多岁，要跟20多岁的年轻人一同训练受阅，112拍的速度，将军踏着非常合适，年轻士兵也不会觉得慢。另外，他表示，慢四拍后的步伐也比过去更加庄重。

　　阅兵中每换一个兵种就换一首乐曲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次演奏的曲目总数相对较少。此前国庆阅兵时，不仅要演奏阅兵用乐曲，还要演奏群众游行用的乐曲。以2009年为例，当年联合军乐团演奏了46首曲子。这次取消了群众游行，所以演奏任务相对减轻。

　　不过，曲目总数减少了，演奏难度却提高了。因为演奏中不仅要适应不同曲目节拍快慢的转变，还要适应机械化换曲的节奏：一个兵种要换一首乐曲。他举例说，坦克来了就换《时代英豪》；换武警了就奏《忠诚卫士》；二炮来了，又有《二炮进行曲》；飞机来了，是《中国空军进行曲》，演奏乐曲风格得符合兵种风格。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合唱团

　　千人合唱团阅兵式上演唱8首歌曲

　　首次亮相的解放军千人合唱团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唱了8首歌曲。阅兵结束后合唱团团长于海收到了各种“点赞”短信，称赞合唱团歌唱得好、动作做得漂亮。

　　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力量》等8首歌曲。

　　合唱团副团长李成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些歌曲是经两轮筛选后确定的。最初确定了30首歌曲，《延安颂》、《地道战》等歌曲也在备选名单之中。团长于海介绍，筛选时主要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大家耳熟能详且适合合唱的歌曲；二是考虑男声的特点，选择铿锵有力、阳刚有力的歌曲；另外考虑历史意义，更侧重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前期队员们练习的《大刀进行曲》阅兵时并未演唱。于海说，《大刀进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在8月23日全要素预演前，有关领导经过反复斟酌，觉得《游击队歌》更能反映人民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特点。

　　于海介绍，为唱好这几首歌曲，合唱团根据千名军人男声合唱团的特点进行了改编。着手改编中，他们发现了问题：“有的歌曲有好几个版本。”

　　“我们想把这次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演唱变成一个相对标准的版本。有一些歌曲甚至找到作曲家、作词家本人或者家人核对。”于海说。

　　为《强军战歌》这首全军都会唱的歌曲，于海曾亲自给作曲家印青打电话校对谱子。作曲家卢肃10多年前已去世，副团长王军为《团结就是力量》校对乐谱，专门找到卢肃女儿请她拿原稿校对。

　　于海告诉北青报记者，8首歌全部唱完共15分钟左右。最短的《国歌》演唱不到1分钟，仅46秒，最长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则要演唱近3分钟。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