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逝世 享年102岁

　　体制内的博弈

　　多年后，赵树凯再次经过九号院。当年向往做研究的秘书，如今已是著名三农学者。2006年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课时，他想起19年前陪同纪登奎去贵州调研，纪登奎和胡锦涛晤谈的那些场景。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他时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

　　走在时代前面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曾想九号院也物是人非了。

　　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5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农村改革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5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一半入不敷出……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似乎觉得有些片面，掐灭了烟头补充说，“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1996年就酝酿取消农业税，但不能对外讲，讲出去就通不过了。只发了个九号文件，说了一句，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其他东西，全国都搞了，中央文件还是叫试点，因为地方都不同意。”

　　“挡着大家发财的路了”

　　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3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3到5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70年代末的农委、80年代的九号院、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

　　“应不应该把农民当作最重要的政策决定力量？”赵树凯问。7月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在档案馆见到了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同一拨人？他的答案是：“九号院其实是高层政治的工具，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他又产生了疑问：“那种力量的依据又在哪里？”

　　体制外的空间

　　1980年代末的一天，戴小京走在北京街头。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就被介绍去见了王波明。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戴小京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戴小京感到些许失落，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3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戴小京如今是联办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1992年以来联办陆续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等二十多本杂志。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决心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他发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务必克制啊！”平时被认为镇定、气场强大的戴小京，少见地使用了两个“啊”。罗昌平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两人约在公司附近吃午饭，戴小京问了举报的来龙去脉。“很难想象，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罗昌平在回忆文章《打铁记》中说。

　　《财经》杂志曾经遭遇的风浪，也许让罗昌平对戴小京的反应早有判断。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我问戴小京。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一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接受现实，诚恳地面对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着九号院时代的行事风格。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他，对于隐蔽的风险很敏感，运用着“界限的艺术”，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会倾向于表达“杂志只是一个生意”，有时又难掩骄傲，“《财经》杂志还是挺有影响吧，在改革问题上这本杂志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界限”，他每天都与之共处。每天早晨醒来，九号院的那个自己就跟着苏醒，很自然地“关心起13亿人的事”，很快又告诉自己——“还是先关心关心公司1300名员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义？”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看似远离了政治的场域，细究之下，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空间，仍与政治互动。不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路径少有复制者，《财经》的存在也被称作一个奇迹——这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这样的路径，似乎也是杜润生所期盼的，95岁时他曾说，他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早在80年代，杜润生就曾向邓小平建议成立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矛盾；“好，那就看一看，3年后再说。”邓小平回答。

　　一等已过30年。

　　王岐山的九号院风格

　　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访到最后，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要读给我们听。那是有记者提到“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很难抵制权力侵害”时，杜润生回应的话。

　　翁永曦站起来，右手拿着文章，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有点儿刺眼。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乱？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感谢段应碧、姚监复、郭书田、魏唯、翁永曦、赵树凯、袁崇法、戴小京、何道峰、蒋中一、张木生、王振耀接受采访及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孙方明《潮聚潮散》、余展高文斌《我所认识的杜润生》、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凌志军《1978历史不再徘徊》、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及《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特此致谢。实习生郑子琳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