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病逝享年102岁 曾主持起草5个一号文件

2008年杜润生出席首届中国经济学家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 供图/CFP

杜润生与王岐山在一起

杜润生曾在九号院工作摄影/本报记者 郁骁

　　杜润生曾亲身参与新中国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门生陈锡文曾在他百岁生日时致辞称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的根本标志就是1982年-1986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是上述文件的主要起草部门。

　　其中，1982年的一号文件首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打出农村改革当头炮的万里，就是在1978年就任安徽时肯定安徽肥西县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从而获得先行者的评价。

　　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过程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岐山、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朱厚泽、翁永曦、黄江南。他们都曾与杜润生一起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肩工作。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探访

　　“九号院”跟中南海相隔两条街

　　1979年到1990年间，“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执掌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后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位于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这里就是后来人们口口相传的“九号院”。

　　“九号院”可谓古典与现代兼具，从外面看，有种高墙深院的气质。九号院距离中南海的红墙仅隔两条街，其所在的西黄城根南街南端为北京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北端为西安门大街，距离著名的西什库教堂、人民医院旧址和北海也仅有数百米。

　　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九号院”时，发现大门紧闭，大门右侧的牌匾上则赫然写着“礼王府”三个字，并标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说起礼王府，北青报记者想起老北京的一句谚语——“礼王的房，豫王的墙”，说的就是礼王府的房子多，据称王府由六七个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资料显示，礼王府位于西城区西安门黄城根南街路西，南起大酱房胡同，北至颁赏胡同，占地约30公顷。现在礼王府中建筑大多保存，犹具旧日规模，其余多经改建，但总的来说仍属于保存较好的王府。

　　时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赵兹曾经在《忆前经济日报时期的人和事》中回忆道，1981年1月，《经济日报》的前身《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由北方旅馆搬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在九号院的用房。报社搬到九号院时，北面三个较大的院落，据说分别住着华国锋、姚依林和张劲夫。

　　说起院子的人和事，一位曾经在院里从事警卫工作的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九号院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杜润生所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只是院中其中一个单位，民政部、国家进出口委也曾在这里办公，直到1998年之后，这些单位才完全搬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自1982年至1986年，每年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都出自于此。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纪鹏在《回忆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中写道：当时被誉为“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都是一帮有浓厚思想色彩的年轻人。翁永曦研究农村经济，朱嘉明和黄江南都出自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王岐山在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当时有个顺口溜是，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

　　北青报记者也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九号院”，九号院面积非常大，院里还有几个单独的院落。临街的院落是原来数个机关单位办公的地方，院子深处，则为张劲夫和华国锋遗孀及后人居住的地方。曾在这里办公的民政部的小食堂彼时已经成了“古董”的感觉。杜润生当年办公的房子现在紧邻西黄城根南街，因为机关的整体搬离，屋子里已经布满了灰尘，完全想象不出当年杜老带领着王岐山等一批拥有改革勇气和实干精神的年轻人在这里奋斗的场景。文/本报记者 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