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的幕后秘闻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9日，挪威奥斯陆，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诺奖称，中东北非动荡后，突尼斯四个关键组织在2013年组建该机构，实现了和平的政治过渡，较短时间内建立宪法体系，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 CFP 图

　　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的幕后秘闻

　　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终于公布，授予了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每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公布前，都会引发人们的诸多期待和猜测。但是，是谁在做决定呢？近日《纽约时报》发文探讨评审幕后。

　　诺贝尔和平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选择得奖者的不是一个国际委员会，而是挪威议会任命的五名挪威人。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这个奖项，他在遗嘱中规定，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定的五人委员会评审。

　　此后几十年中，该委员会都由议会的现任成员组成。为了使其显得更独立性，1936年出台了一条规则，禁止执政政府的现有成员加入该委员会。1977年，该规定已扩大到涵盖议会的所有在任成员。

　　如今，该委员会仍倾向于反映挪威议会政党团体的意见，其成员大多是前议会成员，包括一名前总理。目前的委员会由三名女性和两名男性组成。他们当选后任期为六年，但可以连任。

　　·卡茜·菲弗(Kaci Kullmann Five)，诺贝尔委员会女主席，前议会成员，前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主席。2003年进入委员会。

　　·巴丽特·瑞丝-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委员会副主席，律师，曾任司法部国务秘书。2012年进入委员会。

　　·英格-玛丽·于特霍恩(Inger-Marie Ytterhorn)，前议会成员，进步党(Progress Party)高级政治顾问。2000年进入委员会。

　　·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秘书长，在1996至1997年间担任挪威首相。2009年进入委员会。

　　·亨里克·塞斯(Henrik Syse)是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slo)的研究员，今年加入委员会。

　　所有提名和委员会的审议过程都是保密的。

　　历史学家吉尔·伦德斯德(Geir Lundestad)以前在该委员会担任了25年的高级雇员。据《美联社》报道，他在去年写了一本全盘揭秘的书籍，揭露了“过去25年中具有争议的诺贝尔奖背后的秘密争斗”。

　　伦德斯德曾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具有投票权的成员。他指责亚格兰向媒体泄露评议信息。反过来，该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伦德斯德在回忆录《诺贝尔和平奖25年来的秘密》(Secretary of Peace: 25 years with the Nobel Prize)中“违背了他的沉默誓言提到的几点”。

　　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位于奥斯陆一座19世纪官邸内，被称为挪威诺贝尔研究所(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诺贝尔和平奖是五个奖项中唯一一个由挪威而不是瑞典选出并授予的奖项。

　　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只有一群经过挑选的人士可以提交正式提名。这群人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及国际法庭成员、教授、前诺贝尔获奖者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现任或前任成员。该委员会通过电子邮件和普通邮件接受提名。

　　近年来来自东亚的科学家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的斩获颇多。除了今年国人瞩目的屠呦呦，还有有两位日本科学家分别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中获奖，从2001年至今，日本共15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也有声音质疑这样的势头是否能继续。此时，去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对东亚教育的批评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回顾历史，在十九世纪之前，教育其实是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但是随着科目的增加和对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出现了所谓的 K-12（即亚洲的普通中小学）教育制度。现代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是人们以为天经地义的几个基本要素：

　　1、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

　　2、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

　　3、穿插在课程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

　　4、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而东亚三国的扭曲还包括：

　　1、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东亚国家对大学入学考试，总是会和他们长期的科举传统混在一起。古代社会对创造力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科举是个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冲突完成了社会管理者的选拔，且完成了一个以智力取代门阀的准绳的建立。

　　2、东亚国家对复习的过度重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为钢琴小提琴这类技艺的训练在西方并不火热，而在东亚国家却大为兴盛。这类十九世纪就已经蔚为大成的技艺，特点是难度训练阶梯比较固定，知识总量也已经限定，只需要多加练习即可，而且学习的进度，又可以通过曲目难度或考级来衡量，这正好切合了东亚偏爱的学习法。

　　3、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很多对高考的辩解，都是说，虽然高考不尽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这是儒家传统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

　　4、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需求而专门设立的东亚教育制度，比起自然发展的西方体系来说，更有工业化追赶期那种对效率的疯狂追求。这样，这些后进工业国的教育体系，反而比前驱工业国更像工厂的流水线一些。

　　近日，著名学者、美国纽约州巴德大学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伊恩·布鲁玛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探讨当前英美政治中社会主义的回归。

　　在布鲁玛看来，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位强硬左派外部人士成为工党领袖，堪称对英国传统的一次颠覆。科尔宾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支持对富人课以重税、把交通和公用设施重新收归国有，他的阶级斗争论表明他与主流社会民主派完全决裂。

　　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与资本主义妥协的产物。左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英国）更多地来源于某些基督教道德传统（“比马克思更加卫理公会”）而非任何政治教条。工党领袖，如二战后首位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他们只是希望管制市场，使其尽可能符合工作阶级的利益。

　　冷战期间，社会民主派是西欧用于取代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艾德礼本人就是死硬反共产主义者。

　　在工党的会议上，社会主义的旧象征说得十分漂亮，工党热泪盈眶地领袖高唱《国际歌》。党章第四条一直承诺“生产资料公有”和产业的“公共控制”，直到1995年才由托尼·布莱尔废除了这条党章。但只要进入国家政府，理想主义社会主义者很快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更加务实的操作者。

　　在布鲁玛看来，当布莱尔效仿他的朋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通过承诺“第三条路”成为英国首相时，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死透了。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天才之处是将关于社会地位低下群体的真正担忧与不得体地卑躬屈膝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其他更加见不得人之处的权势人物相结合。

　　人们也许会说，第三条路领导人向资本主义妥协得太多，以至于把自己也妥协掉了。这也是在科尔宾领导下的强硬左派要逆袭并最终从妥协派手中夺回权力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科尔宾是他们企盼已久的深孚众望之人，“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温和左倾的社会民主派从一开始就从未用过多少意识形态，面临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再看美国，希拉里的主要反对者、骄傲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伯尔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她的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州甚至已经领先于她。与科尔宾一样，桑德斯拥有真实的氛围——作为一位政客，他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与照本宣科的主流华盛顿职业政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