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得主：全球贫困问题无法解决

　　“如今的生活可以说比历史上几乎任何时期都要好。富人越来越多，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越来越少。”迪顿在《大脱贫》一书中这样开端，但他马上接着说，“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遭受赤贫和早夭的恐怖。世界是非常不平等的。”《大脱贫》的英文名“The Great Escape”指出了一个双重的故事：一方面是“逃离早夭”，一方面是逃离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持续的不平等。

　　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到底有没有让社会更加平等？迪顿认为，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几年，不断地在“前进与不平等之间无休止地舞蹈”。二战以来，财富和健康方面改善越来越多，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婴幼儿死亡率都低于1950年的水平。然而，即使在比较富裕的国家，经济不平等也在急剧上升。在这些国家，很多人无力“逃脱”早死和不佳的教育，同时政治上十分缺乏发言权。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不断提高。尽管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大踏步前进，因而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但其他国家经济似乎都在下降。

　　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西方逐步逃过了贫穷和疾病，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的儿童活到五岁的概率只比1918年的伦敦孩子高一些。这种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内部，比如美国。

　　为什么贫穷国家没能赶上呢？迪顿拒绝了人口过剩的浅显答案。他认为，说人越多越穷是一种迷思。事情远比这要复杂，我们可以看到，严厉限制生育违背自由，而且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它们可能最终减少了贫困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迪顿认为，“脱贫”的问题应该从政治机构的本质和服务质量中找寻答案：“脱贫”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公众信心等等。

　　迪顿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他认为，全球贫困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事实上，由于广泛的对外援助和国际私人慈善事业，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富裕国家的人觉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的钱通常无助于解决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曾说过的，如果除了资金外，其他所有发展条件都满足，那么资金很快就会从本地产生，或由外部借贷给政府或民间企业。如果开发的其他前提条件不存在，那么资金的流入将是非生产性的且无效的。

　　迪顿发现，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接受过援助。（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是个例外，因为该计划的资金主要用于欧洲战后重建而非发展经济。） 除此之外，中国与印度也在获得相对较少的西方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点以中国为甚。迪顿强调，资助者要切记，不能干涉被资助国政治和社会各派势力的事务，因为这些势力足以改变国内的基本局势。实际上，非洲多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较1960年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这与其说是援助项目未起作用，不如说是独裁政府和内部派别纷争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