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新动力

　　[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人民币已经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全球秩序的改革体现在多方面，需要多方努力，人民币可以是一个支点]

　　2008年以来，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全球金融脆弱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各国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各方盼望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概括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包含四大要素：第一，储备货币的选择。当前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为补充力量。第二，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支付和资金跨境流动安排。大部分国家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跨境流动频繁。第四，与国际货币金融事务有关的协调机制。国家之间通过沟通对话，采取货币互换、流动性安排等自助措施，维护金融稳定。

　　不可否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在保持全球流动性、调节国际收支和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以及关贸总协定（1995年被WTO取代）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秩序的三大支柱，促进了世界和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

　　1961~1973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平均为26%，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全球GDP比重平均为82%。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这两个指标分别攀升至44%和134%。此外，国际投资也取得了进展，上世纪70年代初，国外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重不足0.5%，而2014年该比重已经达到1.2%。可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贸易、信贷以及FDI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了“三元困境”，也就是说“国内稳定、外部稳定与全球稳定”三者不能兼得。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美元权利和责任不对等，内部稳定与外部稳定出现冲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霸主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作为国际货币，美元享受到了铸币税收入、对外融资成本降低和国际支付能力增强等好处，却没有或无力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美元具有提供全球流动性的义务，但缺乏限制和监管，流动性过多流向非生产性的金融市场，导致金融泡沫，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美元由于具有主导性国际地位，需要对全球经济承担责任。但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考虑国内经济情况，很少顾及国际情况和外溢性，这加剧了国际市场的波动性。

　　第二，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波动更加频繁。美、欧、日等主要储备货币国较早地实行了浮动汇率安排，而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多次货币金融危机后，也陆续选择了浮动汇率制。人们期望浮动汇率可以为国际收支平衡及总体经济稳定提供稳定性，但现实使这一愿望落空，汇率大幅波动和持续失调成为常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层出不穷。如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比索危机、2002年的巴西雷亚尔危机、2014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以及今年8月份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的货币危机。

　　第三，资本流动不稳定，导致银行和货币危机频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资本流动主要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推动，时而周期性激增，时而突然崩溃，导致资产价格出现繁荣与萧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今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就引发了全球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测，今年主要新兴经济体将面临5410亿美元资本净流出，是1988年新兴市场概念诞生以来首次出现净流出。

　　我们看到，跨境资本无序流动使银行和货币危机发生频繁，较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有所提高。据IMF统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年均分别发生2.6起和3.7起，较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0.1起和1.7起，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可见，浮动汇率制、更自由的资本流动并没有为全球经济带来稳定。IMF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于2010年提出，各国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或采取临时性的管制措施是合理的。

　　第四，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治理安排。由于IMF和G20的治理机制比较松散，各国与国际组织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缺乏强制性治理规则和制度安排，难以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IMF对其在危机爆发之前的监督不力进行了深入反思。它认识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的警告太过分散而且不具体，不足以引起国内政策响应，更不能触发集体的政策响应。

　　可见，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亟须调整。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新动力，为全球金融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货币等职能上，人民币均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六大交易货币、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截至2015年10月末，人民银行已与33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达到3.3万亿元人民币；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于2015年10月初正式启动，这将大幅提升跨境清算效率，满足全球各地稳步增长的人民币业务清算需求。

　　前几天，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发布了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这是中行连续第三年对企业的人民币业务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73%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比2014年提升9个百分点；其中，有44%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会接近美元和欧元，比两年前提升了13个百分点。企业对人民币的前景判断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全球贸易地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等基本面的认同。有72%的受访境外企业计划在跨境交易中使用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使用比例，较2014年提升了3个百分点。

　　此外，离岸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支持作用继续增强，76%的受访境外企业反馈能够从当地方便地获得所需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而在两年前，有30%~45%的企业反馈当地能够提供人民币相关服务的银行机构不足两家。“一带一路”沿线企业人民币使用意向更为积极，有计划未来扩大人民币使用的企业占比达80%，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沿线区域的推广潜力十分可观。

　　以上数据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国际经验看，仅依赖政府推动储备货币职能的发展是经不住考验的。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之后，强力推行日元国际化。1990年，在日本出口、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8%和1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和12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为8%。虽然短期内效果显著，日元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但终因市场需求不足，国际储备地位逐渐回落，日元国际化出现了倒退。截至2015年6月，日元在IMF成员国币种确认官方外汇储备中仅占3.8%。

　　人民币在双边经贸活动中的大规模使用，可以缓解货币错配问题。2014年中国连续第二年居于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约为12%。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已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与大多数国家经贸联系紧密，但在双边经贸活动中大多采用美元而不是人民币计价结算，货币错配问题严重。如果今后更多地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就能减少货币错配问题。

　　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契机。2015年前9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为742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26%；我国企业共对沿线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合计120亿美元，同比增长66%。“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以亚洲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南北关系逐步逆转，出于对美国主导的“市场和民主”的反思，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提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定要靠中国的货币、中国的参与。

　　总体而言，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人民币已经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全球秩序的改革体现在多方面，需要多方努力，人民币可以是一个支点。我国应积极营造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对人民币的认识度，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增加市场使用量，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机制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人民币汇率既要市场化，也要保持稳定。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波动，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都坚定信念，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不以邻为壑，不打货币战，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货币形象。这一举措，维持了全球金融稳定，增强了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二是多措并举，打通境内、境外两个市场。

　　首先，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推进人民币在境外的深入使用。加强与沿线各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环保等多领域合作，切实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打通人民币双向流通渠道。鼓励外国资本以人民币FDI和RQFII投资中国；鼓励中资企业在境外、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积极推进QDII2业务试点；此外，可以考虑在对外援助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再者，积极拓宽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渠道，实现离岸市场自循环。加强与国际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工具，研发和上市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证券和衍生产品，提升离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紧急流动性和危机应对安排，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目前，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并积极参与成立了清迈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区域性货币合作框架。

　　未来，中国要继续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加强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提升与金砖国家等重要战略伙伴之间的金融合作，在流动性安排和危机应对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四是完善国际治理机制，讲好中国故事，充分表达新兴经济体的意见和声音。以中国为主导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兴多边金融机构，是G20、IMF等多边治理平台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强化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在这一体系下，中国可以充分探讨、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意见。

　　(作者系中国银行董事长，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2015《国际金融研究》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