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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习近平改革这三年

来源:南方周末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习近平发表讲话。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王辉、严亮/图)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习近平发表讲话。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王辉、严亮/图)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温暖的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温暖的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这是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而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和深入区。

  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范围内掌握它。

  “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

  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今年深圳遇到上了少有的“炎”冬。

  11月22日是24节气中的小雪,深圳莲花山公园内的气温高达30度。邓小平塑像前,围满了身着短袖的游客。塑像后面的一株高山榕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考察深圳时栽下的“愿望树”。

  那是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接着他又去了珠海、佛山、广州。这是一条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走过的路线,习近平此番重走颇具深意。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他的用意:“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改革”二字,在邓小平“南巡”20年后又成了热词。此后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路径、领域、突破口进行了新一轮的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在相关领域渐次启动。

  但正如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所言,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回顾这三年,一些改革在大力推进,一些改革正面临艰难障碍,另一些改革在等待启幕。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重要的改革涉及比较重大的利益调整,阻力较大,但也要看到,改革的势头正明显加快。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没准你们今天能见到总书记。”

  习近平抵达深圳的日期是2012年12月7日。此前4天,时年72岁的陈开枝接到广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有位重要领导要到广东来,希望他不要离开。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陈开枝作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与时任省委书记谢非一起全程陪同。“我已退休多年,一般的事情不会找我,这次是一位省委副秘书长亲自给我打电话,”接待经验丰富的陈开枝意识到,“可能是习近平要来。”

  陈开枝是习近平的“老熟人”。早在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陈开枝当时是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习近平去广东时,两人开始认识。陈开枝回忆,习近平一家对他有几种称呼,习仲勋夫妇称呼他为“开枝”,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称他为“叔叔”,习近平则叫他“秘书长”。此次在深圳相遇,习近平仍然称他为“老秘书长”。

  因为父亲习仲勋,广东对习近平而言,还有着另一份特殊的意义。正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的勇于破冰,深圳经济特区才得以获批成立。习仲勋晚年的大多数时光,也在深圳度过。

  陈开枝比习近平提前一天到达深圳。在五洲宾馆,他遇到了另外3位老人。他们是1992年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佛山市委书记欧广源。他们当时也在各自主政的地方,分段陪同邓小平“南巡”。

  20年后,4位老人相聚深圳。他们将陪同习近平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时间定在12月8日上午。当天是周六,游客很多,4位老人先到山顶喝茶聊天。快10点时,习近平到达公园,在4位老人陪同下向邓小平塑像献过花篮,之后一起向邓小平塑像三鞠躬。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随后习近平跟4位老人作了简短的交流。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的陈开枝,介绍了小平“南巡”时的一些情况。他回忆了邓小平当时对攻击改革开放的人说的一些话,习近平听完就笑了。

  最后,习近平在邓小平塑像后面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树。20年前,邓小平在20公里外的留仙湖公园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树。

  在更早的1984年,邓小平也曾去过一次深圳,视察了位于深圳河北侧、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渔民村。这个面积只有0.25平方公里的村庄,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此行也到访了渔民村,渔民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全程陪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习近平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在深圳,习近平给外界留下了亲民的印象。他在考察行程中没用警车开道,也没有实行交通管制。陈开枝12月8日在莲花山上等习近平的时候,跟山上游客聊天说:“没准你们今天能见到总书记。”果然,习近平到莲花山顶后,走向欢呼的人群,面带微笑,跟每个接近的人都握了手。

  但习近平的轻松让却警卫人员感到紧张。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梁伟发当时是省公安厅长,负责警卫。据他回忆,当天公园不封园、不封路、不安检,习近平到莲花山公园时,他已颇为焦虑,当习近平与民众握手时,“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衬衣全都湿透了”。

  在2013年广东省政协会议上,梁伟发还回忆过一个细节,习近平的车辆在市区通行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有3次被后面的社会车辆超过,“有一次有车蹿上来,差两米就追尾了,总书记说‘让群众先过’。”

  离开深圳后,习近平沿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路线,先后去了珠海、佛山、广州。

  陈开枝最终从广州市政协主席任上退休,现任中国扶贫开发基金会副会长。他的理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为了肯定一条鲜血开创的改革之路,那么习近平此行,就是接过了邓小平的发令枪,再次发出动员令,在广东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和当年邓小平、习仲勋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类似,习近平离开广东前,对广东下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期待: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回北京20天后,2012年最后一天,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改革。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在走上总书记岗位后,习近平高调宣示改革,也契合了当时整个社会对“改革再出发”的期待。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01年到2005年的“黄金年代”后,增速放缓。特别是2008年遭遇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央行刺激经济的措施,经济在反弹的同时,也留下诸多隐患,诸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隐忧、影子银行泛滥等。

  在社会领域,“风险也有增无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和地区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从信任风险看,如果给老百姓承诺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再不能兑现,老百姓很难继续信服党和政府。习近平也深刻指出,“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要求再改革的呼声已经很大。2012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引起强烈反响。3月全国两会期间,改革成了热词。南方周末记者当时采访了十几位在任的省部级干部,都表示改革要进一步推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当时表示,“高层已明显意识到了压力”。

  半年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回应了公众的关切。报告提出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始终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习近平正是那份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此后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里,为启动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都在进行。

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渔民村,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到访时,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与香港隔河相望的深圳渔民村,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家家“万元户”。习近平到访时,对邓小平1984年到渔民村时的故事听得最认真。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

  “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卷着裤腿、打着伞,在雨中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这是习近平在武汉新港考察时的一幕。2013年7月21日到23日,习近平在湖北进行了三天考察,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习近平除了调研经济情况外,还调研了改革的有关情况。

  对于中国的改革而言,此行意义重大。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习近平说“改革的几个关系,在湖北讲,实际也是对全国讲”。

  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谈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时,习近平说,“我们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他打了个比方,“铁达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

  习近平提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要一鼓作气、不可退缩。但接下来的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调整,遇到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会越来越多,因此现阶段推进改革必须识得水性。”

  他通俗地解释“识水性”:会游泳不识水性,在水里头也未必能够游得好,甚至出事。他说,在河里游泳下面有水草、低洼地、暗流漩涡,在海里游泳有涨潮退潮。

  习近平举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时的见闻作为例子。当时厦门还算是前线,对面就是金门。有些内地人偷渡,看到金门那么近,搞几个球胆吹起来就下水。天亮后上岸就被人按倒,偷渡者以为到了金门,其实是漂到了鼓浪屿。“他们下水的时候是平潮,等到过一会就涨潮,怎么也游不到金门啊,这就是不识水性。”

  他还幽默地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鼓浪屿游泳,赶上退潮,一下去就被推到远海去了,最后拼命地往回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了岸,“我说这下我们要漂到金门,这笑话就大了”。

  说完这些话,习近平总结道,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把顶层设计搞好、搞慎重,考虑系统化,同时还是要试点进行,有了实践的成果之后再推开。

  “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本轮改革中被广泛运用。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一年后,国务院于2014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29项试点经验。现在,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又已开始建设。

  “自贸区的集聚效应非常大。”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党委副书记叶真说,横琴新区2010年到2014年吸引了八千多家高端服务业进驻,但成为自贸区之后,今年一年就吸引了四千多家。

  横琴在借鉴上海自贸区相关经验同时,针对毗邻港澳的特点,也在摸索自己的经验,正在制定港澳人员在横琴的“轻微经营违法行为豁免清单”制度。如内地要求餐饮企业必须悬挂食品卫生许可证,但港澳就没有此项规定,以后港澳人员在横琴的此类行为,可以免予处罚。目前横琴已经梳理出三十多项可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

  广东自贸区的建设,在广东省各项改革中,被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称为“最大的改革”。他要求广东加大推进各项工作,在全国自贸区建设中走在前列。目前广东省自贸区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60条经验。

  横琴片区在优化司法环境方面的探索也受人关注——在全国率先推行立案登记制,建立法官终审责任制和员额制,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横琴的探索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司法体制改革,也遵循了“先试点”的原则。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之后,打破了此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惯例,改由他本人亲自分管政法工作。

  2014年,中央政法委确定了上海、广东、贵州、海南等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2015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市名单也已确定。这些省份又各自确定了一些试点县市,如广东就确定了深圳、佛山、汕头、茂名作为试点市,待条件成熟再择机推广。

  今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了“试点”的重要性,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成立“深改组”

  “没有中央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今天看来,在全面深改的准备中,湖北之行,是继习近平考察广东后的又一关键节点。

  那次,他不仅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改革的五大关系,在随后举行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又公开提出了改革要研究的六大问题。当时座谈会的参加者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时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上海市市长杨雄等。

  “这被认为是给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定调,也给接下来的改革定调。”参加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张卓元解释,有些媒体认为习近平考察湖北后才形成了“六大问题”,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2013年4月,三中全会起草小组成立,在玉泉山召开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时,组长习近平对整个文件的目标、要求、指导思想做了说明,当时就已提出改革要解决6个方面的问题。

  6个问题中,排在第一的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最终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自1992年十四大以后,提法一直都是“基础性作用”。

  张卓元回忆,当时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讨论这个提法时,有人感到,一下子提出起“决定性作用”跨越太大,最后是习近平拍板采用了这一提法。“当然这也是起草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张卓元说,“但没有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下决心,很多重大的改革是很难出来的。”

  起草文件期间,起草组全体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最后由习近平拍板。

  “中央还明确提出,三中全会只写改革,纯属发展的举措不写。”张卓元说,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有中央委员在讨论文件草案时提出,为什么像西部大开发那么重要的发展没有写进全会的文件,原因也就在于那是发展问题。

  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是落实的问题。

  这时,又有人“旧话重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通过之后,落实情况并不到位,以致改革并不理想。于是,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领改革,又成了起草组要考虑的问题。

  在社会上,类似的呼声也很强烈。从2011年起,就不断有声音要求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十八大后进一步发展到要求成立一个改革领导机构,甚至都想好了名称,叫“改革委”“体改委”的都有。

  在讨论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时,这个问题也讨论过。2012年11月,十八大刚闭幕,中央就成立了机构改革的文件起草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是起草组专家之一。

  “起草组慎重讨论过成立改革委的事情。”王满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大量参考了网络意见,从40万条意见中精选,发现排在前十位的意见,与起草组要做的事情几乎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改革委”。持此观点的不乏像吴敬琏、张维迎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成立过国家体改委。当时考虑有些人改革意识不强,便设立体改委来牵头改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各部门都积极参与,体改委的任务逐渐不够饱满,1998年被降格为体改办,2003年体改办也被撤销。

  王满传回忆,十八大之后,确定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范畴,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从党中央层面来考虑的。”

  但当时起草组主要是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如果设一个国务院机构来管全面的改革,是否能管得起来,也有点拿不准。最终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没有成立体改委。

  到了起草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文件起草组又有人提出,要成立改革的领导机构。这一提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最终决定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习近平后来向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张卓元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在文件起草期间提出的。当时也有人认为,成立两个小组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但他认为,“从效果看,还是有利于改革的推进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深改组成立后已召开过18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92份文件,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最多,共25件。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 (视觉中国/图)
  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3年9月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 (视觉中国/图)

  敢想敢干

  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

  从拍板“决定性作用”提法到成立深改组、国安委,本轮改革的掌舵者习近平向公众展示了“敢想敢干”和“不墨守成规”的印象,这也体现在他上任后一系列亮相中。

  过去,领导人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比较神秘。但十八大之后一个月不到,新华社就陆续发表了对7名新常委的“全揭秘”文章,从他们的成长、从政、子女、轶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解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以有血有肉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官媒中尚属首次。

  介绍七名常委的文章、照片在新华社播发后,又由北京的《文明》杂志结集出版。这看似常规的举动,实际上也突破以前的惯例——过去并无正式出版物结集介绍中央领导人的个人信息,特别是还将习近平的头像印成书签夹在杂志中。由此也可看出对最高领导人形象传播的新思维。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对宣传常采取“推”的办法。2000年第七期《中华儿女》杂志曾刊发对习近平的专访,他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专访中说,对他个人的采访,他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

  不过,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中国领导人一改过去因“集体领导”而使个人形象稍显严肃的状况,通过新媒体在内的新传播方式,展示、塑造最高领导人更个性化的新形象。

  2013年,一组《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卡通漫画在网络上迅速走红;2014年春节前,习近平去北京庆丰包子铺就餐;2015年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使用了干部也“蛮拼”的、为人民“点赞”这样的流行语等,都进一步塑造了他的“亲民”形象。观众第一次通过荧屏知道了最高领导人办公室的摆设,习近平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和妻女推着轮椅上的父亲的照片,也向公众显示了他重视家庭的一面。

  三年来,习近平的演讲和文章至少已经出版了8本书籍,广为人知的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今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总结了他的习惯用语,他在公开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并列举自己阅读过的书单。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打破常规”的举动也不少见。他在就任总书记一周后,于2012年11月23日,为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人举行了晋升上将的授衔仪式。之后成立“深改组”和“国安委”等一些工作,同样也少有前例可循。

  此外,就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出访时先后在13个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打破了此前国家主席出访的习惯做法,开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外交方式。2015年9月举行的阅兵式,他也突破了很多此前纪念抗战胜利的方式。而最近刚宣布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工作方案,其改革力度更属空前。

  在习近平敢作敢为的工作风格影响下,十八大之后的党内工作中,一些党内会议的规矩也在变化。

  一些过去没有召开过的会议,如中央党群工作会议首次召开,而停开多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也再次召开。另一些会议则提高了规格,如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2014年,第一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召开时,习近平亲自参加并讲话。他将当年政法系统有影响的“负面”事件几乎都点了一遍。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他的讲话稿定稿前,某政法系统领导曾“央求”讲话稿起草者:“我们系统能否少点几个?”

  “要注意弹钢琴”

  “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为未来的改革指出了目标和方向。在张卓元看来,“三中全会召开两年来,一些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金融方面,两年成立了5家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启动,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已经放开;价格改革上,原来80%的政府定价项目已经下放。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领域的重大突破。2013年3月,广东省深圳市率先启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随后在广东全省推广。这项改革的核心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改善了创业环境,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

  全国推广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从2014年3月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天有1万家企业注册,这些主要是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促进了就业。

  此外,财税改革总体方案已经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继续推进营改增的改革逐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这对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照财政部的数字,这方面仅2014年就一年减税3700多亿。

  从已推进的改革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先导,混合所有制、国企、财税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外汇体制改革,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展开。

  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重点推进”。他在湖北提出的改革五大关系中,有一对关系就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既不搞单打一,又要注意弹钢琴,弹钢琴要注意抓重点,又要唱响主旋律。”最终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体现了这一改革策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司法体制、反腐体制等改革也相继展开。

  此外,习近平还认为,只要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就要大胆试、大胆闯,“当然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

  他接着提出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这对关系,举了农业生产的例子:“很多事情都是春华秋实,有个物质积累的周期,种庄稼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120天就120天,该180天就180天,而且这种物质积累往往少了成分就不一样。为什么说北方的粳米好吃?就是时间长啊,土鸡好吃,也是物质积累没有偷工减料。”

  “国外300年的工业化,我们现在30年就基本实现了。然后既要基本实现,又不承担节约时间可能带来的副产品和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的事情。”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要快也不能太急,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掌握它。他特地提到城镇化问题也要假以时日。“(把)那几亿人都赶到城里去,用什么方法赶进去?是自己进去,还是我们人为赶进去?有的赶不进去还跑回来的,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想够。不是我们简单地画张图就实现了。”

2014年12月4日,上海,国家宪法日,法院工作人员站成队列宣誓。 (CFP/图)
2014年12月4日,上海,国家宪法日,法院工作人员站成队列宣誓。 (CFP/图)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法律为改革开绿灯的时代宣告终结。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后,新一届国务院并没有立即按下启动键——直到201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之后。而随后确立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自贸区,也都先经过全国人大授权。

  这和以往的做法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一个试点往往是以“突破法律”开始,再以立法的形式对经验加以总结确认,随后上升为法律。这个过程被人们称为“先破后立”。

  2014年2月28日的深改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此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表述见诸习近平的数次讲话中。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调法治,强调先立后破,是这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再说得明白一点,凡是试点的,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没有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不得试点。”他说。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后,“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最终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

  今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税收法定”原则被正式确立。这从理论上意味着税收立法权重归全国人大——以后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都需要由全国人大立法来决定。而在这之前,中国的18个税种中只有3个是通过人大来立法的。

  更为切近的是“二孩”政策的实施步骤。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公认起点是1980年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到了2001年12月29日才被正式通过。

  但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最高领导机构对计划生育政策发出的新指令并没有马上生效,而是等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在更早些时候,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也是等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后才正式生效。

  今年11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相遇,葛请求政府尽快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李克强答复道,“会以积极态度加快推进”,进而他话锋一转,“但请你理解,我不能在这里‘以言代法"。

北京整治会所歪风,市属公园内私人会所一律关停。图为上林苑饭庄暂停营业。 (CFP/图)
北京整治会所歪风,市属公园内私人会所一律关停。图为上林苑饭庄暂停营业。 (CFP/图)

  党不能弱了散了垮了

  “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中,“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被写进了三中全会的“决定”。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成了改革要解决的六大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召开,习近平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上任后,习近平在从严治党上频频出手,中央领导层的强力反腐给国内外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后省部级“首虎”李春城落马,此时距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不足一个月。

  党内腐败早已引起高层警觉,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的第三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习近平任起草组长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样的表述显然有现实针对性。

  三年来,除了反腐,中央领导层还先后推出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顿四风等举措。在习近平看来,这些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也要触动利益关系,也要主动纠错,这都是改革。”

  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湖北时,适逢群众路线教育刚启动。他提出要“自我画像、挑毛病”,并要求开门整风,让群众提意见。“问题找出来了,你得医治解决啊。”

  习近平要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因为毛病也不是上下一律的。他提到,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不要铺红地毯,“有很多乡镇也写一条不铺红地毯。它从来就没铺过,你现在还给它找出个事来,还想起要铺红地毯了!”

  “你各地有各地的表现,你什么问题突出你就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说,脱离那个单位的实际,上下一个样,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十八大后,党员的“出口”被打开。自十八大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后,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两年多来,国内已有多地清退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打开“出口”的同时,党员的“入口”管理也在加强。2015年6月29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公布,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实际上,“控制总量”的做法几年前已在进行。2015年6月29日,中组部对外发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05.7万名,较上年减少35.1万名,降幅为14.6%。对比2013年的党内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发展党员的增幅已连续两年低于2%。

  作为强化党的领导作用的一个抓手,十八大后,党组的作用被强化。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

  2015年6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发布,这是党组制度运行70周年后首度立规。根据这一条例,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三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在本单位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习近平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很重视党的红色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例如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2013年1月5日,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等7常委参加,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故居,是毛泽东在建国后除中南海外,居住得最多的地方,习近平此前参观过一次。2013年7月21日,他在武汉考察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8时45分,但仍然在夜幕中再次前往。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习近平向毛泽东雕像敬献了花篮。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考察红色老区西柏坡时,也参观了毛泽东故居、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等。他在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2015年11月26日,13集团军司令部直属队警卫调整连进行教育的场景。 (东方IC/图)
  2015年11月26日,13集团军司令部直属队警卫调整连进行教育的场景。 (东方IC/图)

  “改革稍一放松就可能会打折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不愿放手。

  三年来,从行政体制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改革在一步步推进。不过,作为总体改革方案的起草组成员之一,经济学家张卓元意识到,虽然改革已经启程,但在有些领域,改革仍推进艰难。

  例如,国企改革的思路刚提出时,学界有不少叫好声,但很快就有人发现,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积极性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2013年底到2014年初,各省都出台了本省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国有资本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一点,多地都打了折扣。之前中央提出,到2020年,上缴比例提高到30%。但各地方案中,仅有北京、广东、湖南、安徽、宁夏表示提到30%,大多数省份都用了“逐步提高”这样模糊的表达,其中就包括一些东部地区发达省份。而在有些省份的国企改革方案中,甚至没有提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这个话题。

  与国企改革“让利”不积极相比,各地在争试点、要政策、争享“溢出”效益方面却一个比一个积极。例如中央提出自贸区试点后,就有17个省份一哄而上争取试点。在金融改革版图中,至少有10个省份提出了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既有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

  一位三中全会文件起草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中,“管资本”的提法受到理论界和文件起草者的一致赞成,但有的部委却另有看法——担心会有国有资产流失,“实际是习惯了过去管人、财、物的那套办法。”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对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要逐步放开,这一改革的实际进展也很缓慢。去年中石化宣称拿出油品等销售板块搞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认为是个突破。但张卓元注意到,这实际也是个初步的改革,因为还是由中石化控股。

  国企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另一难点是,如何与加强党的领导衔接。文件中比较容易规定党组织和董事会的各自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党组织不超越公司法的规定干涉董事会,并不好把握。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不设时间表”,似乎是对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修正。

  改革之难,还在于既得利益者的不愿放手。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已经明确,但至今没有进展。张卓元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会时,就听到中心领导说,他们到地方调研,有的地方干部有两三套以上房子,因此主张房产税从第四套起征。而不动产统一登记也比预料慢了不少。

  除了个人,部门利益也阻碍了改革的进展。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三险合一”,并明确要求在2013年6月底之前完成整合。

  但时至今日,除少数地方如山东明确了由人社部门负责“三险”,大多地方,自上而下仍是人社部门和卫计部门“二龙治水”。曾有国家卫计委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原因是人社部门和卫计委谁也不想放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虽然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都不在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在于执政党,在政治体制,这是当下改革的关键问题。

  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反腐领导体制改革,目前已初见成效,包括加强巡视、派驻纪检组、强调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等,但“制度反腐”尚未完全建立。有观察者认为,目前的反腐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已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缺少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反腐与官员不作为成了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

  张卓元认为,到2020年,要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和任务,将是困难重重的历程,需要从上到下坚持不懈,稍一放松,改革就可能会打折扣。

  得改革开放先机的广东,今天也最早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短板亟须补上。今年11月25到26日,广东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在广州召开,研究制订十三五规划。面对习近平对广东“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期待,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要求,广东要在“十三五”期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这场全面改革的操刀者,习近平三年来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但要把这些改革的硬骨头啃完,仍需要假以时日。

  作为最新的改革进展,最硬之一的一块骨头——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最近已箭在弦上。11月24到26日,北京京西宾馆,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为这一改革一锤定音。解放军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将彻底改变,代之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境内外媒体称之为对军队领导体制的“革命性重塑”。

  在习近平改革进行到三周年之际,这一改革将触及当前体制的核心部分,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军队系统的利益之深,可谓前所未有。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这场改革未来的推进,也未必一帆风顺。

  回到三年前,习近平在温暖的南国深圳开启的五天广东之行,今天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这是习近平十八大后首次到地方考察,也是他就任总书记以来在国内35次考察调研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场意义特殊、意味深长的考察之旅中,习近平回顾父辈的改革之路,思考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难与决择。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他率领的这一代领导人手中。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必须赢!

news.sohu.com false 南方周末 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512030610740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report 17930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习近平发表讲话。(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王辉、严亮/图)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温暖的深圳开启五天的广东之行
(责任编辑:UN625) 原标题:南方周末:习近平改革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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