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乡村“畸形”城市化历程：彩礼先跟城市接轨

　　昔日年关将至时，崖边有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这个中年男人的儿子在部队当军官。每天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村里的人劝生病的钱永福找个大夫，他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他最终选择了绝食。

　　阎光荣付不起结婚的彩礼钱，气冲冲的丈母娘一家强行带走了已怀孕的女儿。阎光荣无奈写下欠条，小两口才得以团聚。

　　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

　　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

　　那是2008年4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可粮食增产的崖边村却嗅不到欢快的气息，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声驴叫划破安静的空气。

　　老人略显“夸张”的话却让阎海军忍不住思索，城市化仅仅是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吗？农民和村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像崖边一样的村庄，究竟有没有跟上城市化这股浪潮？

　　镜头扫向每一扇门的背后。阎海军用7年时间将此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了《崖边报告》。

　　在这个离开农村最后扎根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崖边发生了“裂变”：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让崖边快速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村庄价值观的变化。崖边在迈入现代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熟人社会”面临瓦解的命运，“而千百万个崖边也正是‘新乡土中国’的忧伤和惆怅”。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

　　是父亲阎明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阎海军7年前的那次清明返乡之行。老人年纪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头等大事儿。在父亲的坚持下，已好久没回老家的阎海军决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穿呢绒外套的男人被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叫住了。老人的儿子和阎海军曾是要好的玩伴儿。如今快70岁的老人没了老伴儿，一人独住。

　　跟着去了老人的家，阎海军却止不住地惊讶：土坯房里，主屋的木桌结了蛛网，儿子婚房大衣柜上贴的喜字已变得残缺，被罩上也落满了灰。门外的院落里，鸡粪、柴草满地皆是。

　　老人说不清儿子如今到底在哪儿，又在干些什么。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接走了媳妇，后来又带走了孙子。

　　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干硬如瓦片的馍馍，阎海军走了。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个儿时玩伴厉斌的家显然情况更糟些，家里坯墙有些脱落，透过门缝望进去，院落里荒草丛生。

　　一打听才知道，厉斌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几年前，厉斌的父亲去世，他回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便把大门一锁，再没有回来。“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他长叹一口气，城市化浪潮袭来，村里最明显的变化便是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证了阎海军的判断，“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户中有15户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祭祀的时间到了。阎海军和10多个亲戚一起搬上东西，来到先人的坟前，但添新土、磕头、敬酒……这些流程的顺序和规范，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小辈，都记不清了。年轻人都是临时从外地赶回来的。“这些讲究也到了该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军的大哥说。

　　大人们忙着烧纸磕头，长在城里的小辈却觉得稀奇，有的站在一边儿看得入神，还有的吃惊地大叫起来。

　　上一辈的阎海军突然有些惆怅。在他眼里，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孩子，与黄土沉沉的崖边格格不入。事实上，自己的女儿快上幼儿园了，哪怕是清明这样的节日，也甚少来到崖边，孩子一直被寄养在城市里的外公外婆家。

　　这在过去，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阎海军幼年参加的祭祀仪式，家族里浩浩荡荡会去几十号人。小辈中的男丁要提着灯笼走在队伍最前方，祖先牌位被当家主事的人抱着，一群人到村口烧纸、放炮，隆重而严肃。

　　“崖边虽然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的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说。

　　一家人的聚会时不时还会提及曾经的岁月。那是一个热闹又充满人气的崖边，一到年关岁尾，皮影戏、三弦、样板戏……应有尽有。做木匠的二叔和爷爷常一起弹奏三弦，冬天崖边雪大，父子俩烧起火，被蛇皮包裹的三弦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走过的地方哟……”搭配三弦悠长的声调，山歌唱起来了。

　　不过二三十年的工夫，阎海军再难寻到这些热闹的记忆。缺少了人气的崖边在夏天还未到来之时更显“孤寂”，会弹三弦的人没了，年关庙会简化到只剩上香。他认为，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城市化趋势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因为无法传承延续，面临消失的命运。

　　崖边越来越安静了。他的镜头扫过空旷的村庄，从冬天到夏天还是难见人影，更无人声，唯有成群的乌鸦飞过时留下的声响。

　　仅剩微弱的传统还在延续。崖边一带喜好在屋子中堂的墙上挂画，在后堂的墙上挂书法。就连不识字的二叔，都曾点名找侄子要过书法家魏岳嵩的作品。有条件的人还会把大门修成古典式的建筑，用砌好的瓦片铺就屋檐，一派江南官居的样式。

　　只是已经没人说得清这么做的缘由了。

　　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厉强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从县里出发，驾车一个多小时，绕过沟壑纵横的山湾，就能找到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几十年来，崖边人靠这条地图上曼妙婉转的S线，把农用三轮车、微耕机、电视机、冰箱带进了村子，也让老老少少用上了电和自来水。

　　盘旋几十公里的柏油路也带来了生活的另一面。最便宜的微耕机都要四五千元，再加上每个月的电费、食盐、菜蔬、看病以及孩子的学费，让崖边的家庭“很难存下钱”。

　　2010年甘肃大旱，阎明家里收成小麦、谷、豆子等2600斤，尽管有先进农具帮忙，但老两口还是“一整年都在上肥、耕种、收割”，最后把粮食卖掉，只够俩人日常吃饭的开销，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选择只剩下一个——进城。

　　阎海军的大哥本在家务农，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年他一直“半工半耕”，农闲时便去城里做些体力活儿，一年到头也不休息。他的同龄人则大多涌向了包头、兰州、上海，甚至新疆，选择在工地或矿井落脚。“不去不行啊，家里没钱，娃娃读个书老人生个病咋整？”一个崖边中年男人说。

　　作家的侄子阎旭东没有太多生活压力，这个90后青年“主动选择拥抱城市”。他和他的90后小伙伴如今都留在城市，“有的人都挣四五千了，混得不错”。

　　尽管有时几年才能和朋友团聚一次，他奔向城市的念头却从未减弱过。小时候，阎旭东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明亮且五颜六色的城市。在邻市读中专时，他又想通了一件事：比起崖边，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小伙子很快娶了媳妇生了娃，又从工厂跳槽到了交通部门。把家已安在城市的他对人生还有许多设想，比如挣钱还房贷、给媳妇买漂亮衣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桩桩件件，却没有什么与崖边有关。

　　但这是全家人的心愿。“上学不行的就去当兵，当兵没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总之要留在城里，我父母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留在崖边太苦了，谁不想让子女过得好呢？”阎旭东说。

　　于是，年关将至时，崖边人的机会便露了头。曾经一段时间，崖边有10多岁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他在部队当军官的儿子不仅把家安在了城里，还常接父亲过去同住。回崖边过年的厉强往往在自家待不了多久，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杀鸡宰羊，十几盘菜肴代表了崖边宴请的最高标准。饭后，主人家还要赠送猪腿和食用油。有人说，“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他们是在说厉强把自己奉若神灵，吃拿卡要，接受崖边请托者的敬奉。”阎海军对此理解又无奈，“还不都是被逼的。”

　　其实，厉强的孩子在西北服役，村里其他孩子则在全国各地当兵。“怎么可能真帮上忙？”阎海军直摇头，崖边的人们似乎已经被城市化冲昏了头脑，盲目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孩子走出崖边，过上“好生活”。

　　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崖边人变了。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建村时的几户人发展到了如今的80多户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这是个偏低的数字，周边城市的一些农村甚至明码标价“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恋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指望着用韩艳花的彩礼钱来讨媳妇。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严重的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又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阎海军说。崖边人的婚礼也连带着变得越来越“浮夸”，昔日的唢呐、大鼓、骑着毛驴的新娘早已被车队、跟拍摄像以及掌勺的饭馆大厨所取代。

　　自己也无法免俗，他娶了长在城里的媳妇，婚礼也选择在城里的大酒楼举行，操办的流程正是“车队、摄像和掌勺大厨”。

　　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阎海军对此很是忧伤，畸形的彩礼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冲击下，崖边婚姻的现状：婚姻不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反倒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为了钱和私欲，什么都可以染指。

　　崖边的光棍多起来了。他做过统计，2013年，村里25岁以上的光棍达19人，而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一两百人。

　　于是，有崖边人为了结婚，不惜送上自己的亲妹妹，和对方交换一个老婆。结果，对方送来的女人不愿意和这个光棍过，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耻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从此很少回来。

　　还有28岁的“老光棍”没钱找老婆，就和姨妈的女儿同居，最后表妹还怀了孕。姨妈见女儿肚子大了，来找侄子谈判彩礼钱。在外打工的侄子凑不出钱，亲人间大打出手，姨妈把女儿的大腿紧紧抱住，却被侄子一脚狠狠踢开。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

　　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样，村庄另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改变。

　　一个崖边的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儿子没给父亲寻医问药，反而急急忙忙开始筹划后事，又是准备寿衣，又是准备棺材。一天，有村民去探望老人，总算带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来你家路上听说你儿子去请大夫了。”

　　躺在炕上的老人“一下子精神了”，可等了许久也不见医生。老人叫来孙子询问情况，孩子说：“医生已经走了，那是我爸叫来的兽医，是给驴看病的。”

　　阎海军不知道那位老人听后的心情，因为老人没几天便病死在了炕上。

　　“这就是农村老人的现状，不仅是崖边，很多人对父母的‘犬马之养’都无法兑现，何谈‘敬爱之心’。”阎海军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平衡代际关系被打破，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族权、夫权主导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老人的威严不再被推崇。

　　他对崖边人的变化无可奈何。经济发展了，人们凡事都朝利益看，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老人在家中无法创造价值，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名叫钱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儿子家养老。最早，他还能给儿子做家务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来，他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便常常辱骂老人，不给饭吃。

　　村里的人去看钱永福，劝他找个大夫，老人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后时刻，钱永福不愿再面对儿子，选择了绝食。他跟村里来看他的朋友说，自己已经10天没吃饭了，“这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了”。说完这话，泪花从浑浊的双眼里溢出。

　　几天后，钱永福死了。

　　曾经，不孝的子女在崖边会遭受极大的舆论谴责。可现在，“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钱永福死后，他的儿子在葬礼上大哭，村民依旧捧场，却无人出面指责。

　　“崖边甚至是全中国每个农村的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不劳动就会被当成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阎海军说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亲前些年因为干农活儿时不小心削掉了一节手指，母亲也曾不小心从梯田摔落。“怎么会不担心呢？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况老人根本无法适应城市。”他说。

　　阎海军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祷父母不要出事”。好几次回家，他都赶上清明，陇中高原的树还未抽芽，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和黄土地融为一体，风一过，尘土飞扬，瘦削的树枝摇摇欲坠。

　　那身影像极了崖边的老人。他们和子孙儿女背道而驰，却依然以瘦弱的身躯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人们一遇到事情便喜欢诉诸暴力，淳朴的民风摇摇欲坠

　　看到老人绝食而死的悲剧后，阎海军心里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个崖边，甚至，这种人心的危机还蔓延到了村庄的各个角落。

　　一名村干部告诉他，自己最发愁的莫过于发低保。确定低保名单的日子，他过不安生。“给了老子儿子嫉妒，给了哥哥弟弟嫉妒，给了谁都会有人不满，不满的人还会四处告状、投诉”。

　　十几年前，乡里曾派干部来为崖边加宽农路。农路自外村蜿蜒而来，一路靠占用农田才得以推进。当工程推进到村口时，碰上了两口作废的水窖。那是属于村里一对兄弟的，两人听到推土机声响，冲到村口死活不让填水窖。

　　两兄弟和村干部吵得面红耳赤，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推土机只能占用路右面一个村民的土地。第二年，项目继续推进。这回，不但两兄弟态度坚决，上次无偿让出土地的村民也表态“坚决不再退让”。

　　僵持之下，推土机原路返回，那条路断断续续修到了2013年。

　　“虽然农路占了村里人10多亩的地，但这毕竟事关全村人的利益。”阎海军说，“现在人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讲自身利益最大化，集体的作用已微乎其微。”

　　阎海军眼里的崖边人，也沾上了城市的市井气息，却不再尊崇礼法，可以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甚至发生流血冲突。

　　这不再是阎海军儿时的那个崖边了。那个邻里间常常互留好东西、谁家有事儿全村人都会出动帮忙、“人与人之间亲密坦诚”的崖边，没了。

　　在他的眼中，短短几十年时间，城市化给崖边带来了数不清的进步，这个自明朝诞生的村子终于一步一步地向着现代化迈进。可与此同时，人心受到物质文化的冲击，礼仪、友爱、道德都被金钱碾压。

　　阎海军心里清楚，这是当今中国，许多农村都面临的现状，但这些村庄都在快速地受到城市化冲击，根本来不及思考更多。“无论是主动拥抱抑或被动地融入，农村早已和城市化浪潮密不可分，矛盾交织中，每天上演着血泪和悲情交集的故事”。

　　比如自己，虽然户口落在城市，可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但回到农村，又被隔阂，也找不到曾经的记忆。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写下一首诗：

　　李老汉死了/张老汉死了/王老汉死了/……/慢慢地/村庄也老了

　　大哥从二十几开始抬棺材/现在四十几了还得抬/他抬的不是死了的人/是村庄里还活着的共同体

　　父亲老了/母亲老了/他们总在操心以后的事/他们说/他们死了绝对有人埋

　　大哥也快老了/埋了半辈子老汉的他/总在担心自己死了没人埋

　　我们都走了/我们亲手砸碎了共同体/我们死了/谁来埋葬

　　（本版照片均由阎海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