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女：得知我去西安工作 伯父专门做了羊肉

　　>>专访人物

　　周秉德，周恩来侄女，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周秉德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专访背景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昨晚，参加完周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后，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从天津赶回北京，未吃晚饭便第一时间接受了华商报记者的专访。她独自一人慢慢走进和记者约好的北京复兴门附近一家酒店一层咖啡厅，在记者身后缓声问道：“请问是华商报记者吗？”在确定身份后，她脱下深色长羽绒服，将帽子放在桌子上，缓缓坐下接受采访。周围没人知道，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女士。她就住在旁边一幢普通的、矮矮的、红砖墙的老居民楼里。

　　谈纪念活动

　　不光是老人怀念总理 年轻人也怀有深切感情

　　华商报：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您最近有参加一些纪念活动吗？

　　周秉德：最近有很多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我感到虽然周总理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很关注周总理的事迹、思想和伟大的人格。不光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及以上的人怀念总理，年轻人对总理也怀有深切感情。这一点是很欣慰的。

　　华商报：纪念活动上有没有什么让您很感动？

　　周秉德：有两个40多岁的兄弟画家，专门捕捉了周总理在大事中的镜头做成画。在之前查了很多史料和事迹，做了大量工作，这说明他们对周总理是真正有感情的，去年他们将这些画做成挂历，今年又做成台历，送给很多人。还有一个普通工人，从高中起就收集各种有关周总理的海报、门票等东西，家里很小，但柜子里外都是周总理的资料。几年前，他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捐了很多东西，现在还有好几万件，可以办很多展览，他还在总理一百周年诞辰时出了两本画册。这种感情确实是很深的。

　　华商报：有报道称当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灵车现在被送回淮安了？

　　周秉德：是的，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现在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还有少年读书处，统称为周恩来纪念地。纪念馆地方大，所以就放在馆里。明天（8日）那里也有纪念活动，但我一直参加北京的纪念活动，我不想断掉一次，因此淮安的活动我让我妹妹去了。

　　华商报：北京1月8日具体是什么纪念活动？

　　周秉德：从周总理去世的第二年开始，我们亲属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在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总理没有墓碑，我们只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是毛主席的词，但字是周总理写的。我们就在那里怀念，现在是第39年了。

　　华商报：每年纪念周总理，家人有多少？还会有哪些人？

　　周秉德：现在是后代最多了，然后就是身边工作人员。这多年来，每年来怀念总理的工作人员先是身体不好，后来就是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后来有些人就不在了。但他们的后代、子女都会去，很多人都会去。

　　华商报：您还写过一本书叫《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对，那本书有个导演进行了扩充，扩编成了50集左右的电视剧《海棠依旧》。

　　华商报：目前除了纪念周总理的事情，您自己还会做什么？

　　周秉德：我有几个60多年的老朋友，有时候会聚会，有时候去外面看一看，我还去过俄国（俄罗斯），看一些我伯父伯母的老档案。

　　谈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

　　除了能进中南海 完全是个普通学生 上普通学校

　　华商报：在您看来，周总理在您心里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周秉德：形象很英俊，但是也很累，确实很劳累。他是很敏锐的人，但是他太劳累了。

　　华商报：您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了十几年，在您印象中，让您觉得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周秉德：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普通学生，不能够因为他们的职位要求特殊待遇，连特权思想都不能有。这在我们生命中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从小就完全按照普通学生、普通老百姓来要求自己。除了能够进入中南海、能够见到他们以外，我们就是普通学生，在普通学校里上学，工作单位踏踏实实工作，如此而已。

　　华商报：众所周知，周总理有十条家规，十条家规如何影响您和后代的生活和处事方式？您印象最深的家规是哪条？

　　周秉德：我们从小受这个教育，任何特殊化都不能有，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到哪里去都是要从大局着想。我印象最深的两条，一个就是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不管读书、学习、工作，都不能以个人的要求、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利益为标准，而是要以国家利益为标准、人民利益为标准。这是唯一标准，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从这个角度出发。

　　华商报：您的家规有点类似于中央现在提倡的八项规定。

　　周秉德：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质，共产党就本该如此，但是有些人忘了自己是共产党，或者说他已经变质了，发展到如此的奢华、浪费、甚至是贪污。做些这样的事其实是变质的，或者意味着他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华商报：目前反腐已经比较卓有成效了，您如何评价目前的反腐成绩？

　　周秉德：习近平总书记做的这个事情太好了，他是真下决心做这件事情，是中国的福气，让我们都看到了希望。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华商报：在您的印象中，周总理批评过您吗？因为什么事情？

　　周秉德：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当时我上初中，有一次暑假我在伯父那里住，伯父通常都会通宵达旦地工作，有一天早晨六七点，我在院子里读书，伯父刚做完工作，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看见我在那里坐着看书，就说“秉德，你怎么还在那里看书？”我很不解，不知道什么事。他说你没看见那么多叔叔在那里打扫院子吗？你怎么可以在这里看书？

　　华商报：意思是要您和他们一起打扫卫生？

　　周秉德：是的，这个镜头我至今都不会忘记。就是说身为一个国家总理的侄女，我和这些最普通的战士是平等的。而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他就会专门在这个细小事情上纠正你，让你能够再进一步地认识你就是普通人。所以我们处处都这样，这个已经融入到血液里了。

　　华商报：有报道说您在收周总理的遗物时，收藏了一件打着补丁的衣服？

　　周秉德：他的衣服都打着很多很多的补丁。他非常节约，在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在饮食、物质、衣着上更没有什么追求。他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着想，所以他就是什么都想要最简单的，最朴素的。

　　华商报：那周恩来总理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喜欢吃的菜？

　　周秉德：有可能就吃个狮子头啦，我们淮扬菜嘛。周总理比较喜欢吃狮子头。

　　谈周总理对自己的影响

　　做任何事要考虑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华商报：您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提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与周总理有关的？或者说受周总理影响的提案？

　　周秉德：我一生都要受他的影响。在第九届会上，我提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公检法、军队等权力部门不应该经商办企业，我觉得一经商的话，和民间的企业是不平等的竞争，特别是部队搞经商的话，会涣散部队的战斗力。

　　华商报：提案被采纳了？

　　周秉德：我三月份提了提案，后来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了，但这不是我的力量。如果我光提，中央没有这个考虑，我这个提案根本就是白搭的。其实中央首先看到这个问题。我提的提案正好和中央吻合了。

　　华商报：这和受到周总理的影响有什么关系？

　　周秉德：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华商报：跟您的交流之中，您多次提到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能否简单的表述一下，如何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比如对于我们青年人，如何来做？

　　周秉德：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想着。我希望青年人能够有国家利益第一的观念和志向。因为只有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你才有前途。如果只把自己框在自我命运的小圈子里，路会越走越窄。所以要将自己的志向摆在国家利益和前景之中，路才会越走越宽。对我们的国家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国家就会越来越繁荣。

　　华商报：周总理在老百姓心中是亲民的总理，但他也是一个经济能手，还是军事外交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您觉得他在哪个领域最出色？

　　周秉德：我觉得他很博学多才。可能正是因为对我们国家有深切地热爱，他就愿意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做每一样东西都很认真，而且记忆力惊人。他或许是各方面的天才。伯父才26岁的时候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就把政治部搞的非常活跃。以前政治部就是喝茶看报，他一去就搞板报、组织剧社、演出，他到哪里都能把哪里搞地很活跃。他和蒋介石一起东征的时候，指挥战斗也有一套，确实就取得了胜利。

　　谈和陕西的渊源

　　总理鼓励去陕西 还专门做了羊肉

　　华商报：您和陕西也是很有渊源，在西安工作过。

　　周秉德：我是1965年十月份到西安的，因为我先生是部队的，他调到西安了，我也就跟去了。当时中央组织部需要精减北京的城市人口，就下发通知，要求夫妇两一个在外地，另外一个在北京的，都要调到外地去。我也看到了这个通知。后来领导找我谈话，我说你不用动员我，我肯定走，既然有通知，我就按规定办事。所以生了孩子以后我就到了陕西。

　　华商报：您走之前去和周总理告别了吗？

　　周秉德：去了，我去告别的时候，伯父鼓励我去陕西，还专门做了羊肉。我从来不爱吃羊肉，那次还硬着头皮吃了一点，当时伯母还说，看来秉德是要下定决心去西安了，到西北去还得锻炼吃羊肉了。

　　华商报：那您到西安后锻炼出来吃羊肉了吗？

　　周秉德：我还是没怎么吃。羊肉泡我都没吃，我就吃牛肉泡。后来我慢慢能够吃一点火锅的涮羊肉，因为有很多调料，味道会很重，就把羊肉膻味遮住了，但其他的还是“欣赏”不了。

　　华商报：您在西安工作是在轻工业局？

　　周秉德：人事局给我分配到轻工业局，在干部科当一般干部。因为我要参加党委会做记录，提拔哪些干部、哪些干部是后备力量我都要记录，“文革”的时候，有些基层的造反派就说我知道局里要提拔哪些人，哪些是他们的黑苗子，要我交代。我当然不能交代。他们就把我拉到西北局一个空的屋子里，地上只有点稻草，我就在里面呆了三天。最后他们把我单位里的办公桌抬走了，就把我放回去了。当时确实很不理解这个运动，但没有办法。

　　华商报：他们知道您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吗？

　　周秉德：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没受什么罪。我只有在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写过我伯父伯母是谁，别的材料都没有写。后来有个干部科长看到了这一段，说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早说了谁也不敢这么对你了。但我们从来都不会对外说的。

　　华商报：这个不能对外说与周总理的关系，是周总理明确告诉家人的么？

　　周秉德：是的，明确讲过，从小就对我们这样教育。

　　华商报：您后来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时候，有没有拜访周总理？

　　周秉德：我在西安生活了五年，贵州待了四年。后来随军回北京。我回去看他们，我伯伯说，你出去工作九年了怎么又回北京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啊？后来我伯母就说，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人家是随军调动。我伯父这才不再追究了。

　　华商报：您对于陕西的印象怎样？

　　周秉德：陕西文化底蕴很深，说话还真有点文言文的味儿。比如问路的时候，有人指路说你就端着走。我刚开始就很纳闷，端着走？端着一个盘走？其实意思是正直着走，正着走的意思。

　　华商报：您在陕西都去过哪里？有去寻找过周总理的足迹吗？

　　周秉德：总是要去一下捉蒋亭，那个时候叫捉蒋亭，后来改成兵谏亭了。原来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七贤庄也去过。去七贤庄感受了一下我伯父伯母和很多的革命先辈的足迹，听说当时很多革命青年要奔赴延安的时候也都先到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

　　华商报：周总理和你们讲过一些革命的故事吗？

　　周秉德：他哪有时间啊？根本没有时间。 华商报记者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