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长期增长 G20促结构性改革

　　周艾琳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与此前舆论的焦点略微不同，本次会议没有推出所谓的“新广场协议”，汇率问题也不再被置于聚光灯下，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性改革被推到了舞台中央，持续多年的量化宽松（QE）成了各界的反思对象。

　　究其原因，各国早已意识到，如果再不以改革来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经济下行风险甚至危机都将可能无限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强调，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是——低增长、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不断积聚的下行风险，G20成员强烈表达了采取政策行动来进行风险防控和推动增长的迫切性，“必须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才能实现增长目标。”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本次上海G20会议达成的共识表示，会后各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同时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动推动，并得到G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会议上，多数G20国家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而且结构性改革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

　　结构性改革推动长期增长

　　“如果QE真是这个镇上唯一的节目，我宁可选择不要留在这个镇上。”摩根大通国际主席弗伦克尔（JacobFrenkel）在“国际金融协会（IFF）G20会议：中国主席国G20议程”期间表示。

　　这一席话看似玩笑，但绝不乏真意。事实上，QE也成了本次G20会议上受到较多反思的政策之一。因为尽管全球央行“火力全开”，日本、美国、英国和欧洲央行先后祭出过QE，并定下通胀目标，但全球经济增速近年来却被多次下调。

　　“QE的初衷只是希望通过压低债券利率，让资金流向股市，从而产生财富效应，以此来刺激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尽管效力有限，但这样的政策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已经无路可走了。”

　　不过余永定也表示，QE短期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长期而言，这种纯粹的印钞对于金融稳定埋下了很多定时炸弹，例如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无助于实体经济。”

　　在本次上海G20会议上，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因此拉加德再三呼吁，必须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

　　“在发达经济体，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进和强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组合，包括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尽可能更好地利用财政空间（比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就新兴市场而言，这就需要减少脆弱性和重新构建经济韧性，比如初级产品出口国需要强化财政缓冲空间和推动增长模式的多元化。”拉加德称。

　　上海G20会议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易纲说。

　　“三者之中，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里娜（ElviraNabiullina）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俄罗斯为例，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这主要由于俄罗斯通胀处于高位，“我们需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外，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也多取决于油价，而在油价暴跌格局下，我们也必须要实行财政整顿。可见，结构性改革是俄罗斯的第一优先选择，这也是G20各成员在此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在上海G20会议期间反复强调，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

　　他表示，当前全球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失业问题突出、贸易和投资低迷等，“虽然短期下行和转型密切相关，但更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中长期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恢复增长的根本性问题。一国的发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

　　“近几年来，G20国家对于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不断做出努力。”但楼继伟说，G20改革进展整体看仍落后于预期，仍需要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

　　“新广场协议”只是舆论噱头

　　相较之下，此前频频“抢镜头”的汇率问题，在本次上海G20会议期间受到的关注度有限，此前被媒体热炒的“新广场协议”话题也被证实并未付诸探讨。

　　IMF于27日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新广场协议’只是媒体、评论家、观察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本次G20央行行长和财长真的没有提及诸如此类的协议，因为讨论‘新广场协议’的条件并不存在……”

　　此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不乏有声音开始呼吁，各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签订“新广场协议”，共同加强外汇市场干预，促使人民币再度升值、防止美元过度升值。更有观点称，本次的上海G20会议或将讨论协调全球协调汇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应无疑正式打消了此类疑虑。

　　此次G20公报称，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而涉及汇率问题的最重要表述，则是各方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承诺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同意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讨论沟通。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期间明确表示，中国历来反对通过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

　　易纲28日解读称，G20公报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此外，“就外汇市场密切沟通讨论”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体现了G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G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

　　绿色金融崛起

　　除了结构性改革和汇率问题，绿色金融也成了本次上海G20会议的议题。事实上，该议题在去年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后，便被中国确定为新的全球治理议题，有望在中国乃至全球打开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环境商品及服务市场。

　　“当然，绿色金融在中国仍存一定阻碍，主要是技术创新成本较高，在长期才会获得回报，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融资模式，来吸引大批社会资本，为清洁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政府并没有足够资金来做到这一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G20会议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中国推动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是有益之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非常严峻，未来5年，中国绿色发展的投资需求为每年2.9万亿元人民币，而过去融资渠道有限，主要依靠绿色信贷。

　　“金融系统的改革绝非易事，需要G20成员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占据领导地位，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作为今年的主席国再合适不过了。”保尔森称。

　　周小川在上海G20会议期间称，为促进更加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中国任主席国后推动建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以鼓励各方根据各国国情特点，深入研究如何通过绿色金融调动更多资源用于绿色投资。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提出进行金融系统改革、促进低碳增长的目标；呼吁成立新的贷款机构并设定具体环境目标，以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中国还制定了金融系统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推出绿色债券、编制绿色指数、制定信息披露的各项要求等；还准备在2017年成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碳排放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