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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副行长易纲:外汇储备下降实为“藏汇于民”

来源:京华时报
原标题:央行副行长易纲:外汇储备下降实为“藏汇于民”
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京华时报记者周民摄
昨天,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召开记者会。京华时报记者周民摄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召开,主题围绕“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经济形势、供给侧改革、转基因作物等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解答了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谈金融形势

  易纲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去年8月11日汇改后,人民币一个月内贬值了近5%。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会下降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表示,人民币将保持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现在说‘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易纲说,这主要基于三个根据:第一,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我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我国的经常项目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非常大的顺差,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来直接投资都在稳步增长;第三,外汇储备依然充裕。“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外汇储备配置以流动性为先

  易纲在回应我国外汇储备下降的问题时称,我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末3.99万亿美元的高点回落至去年底的3.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大部分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所谓“藏汇于民”,是指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通过市场购汇的渠道转变为民间持有。

  “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周期有一些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事”。易纲称,过去一两年,由于预期变化,我国企业和家庭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优化,需要增持一部分美元资产,偿还一部分美元债务;银行金融机构也为了市场需求增持一部分外汇头寸;企业还偿还了一部分外债。反映出来就是官方外汇储备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去年企业和个人跨境外汇净支付2400多亿美元,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境外消费、留学支出等。

  易纲说,去年美元指数升值9%,外汇储备中一些非美元资产折算成美元有所减少。“这部分不是外汇流出,而是由于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引起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资本外逃。”易纲说,企业和个人对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有限度的,调到一定程度会自然回归正常。“我国外汇储备会保持合理适度的水平。”

  对于外汇储备的配置问题,易纲说,我国外汇储备按照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原则管理,流动性是第一位的。外汇储备的构成比较分散化,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按照优化比例、进行分散化配置。参照我国贸易结构、投资结构、居民支付币种结构进行最优配置。

  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

  易纲在回答有关央行利率调整的问题时称,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要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易纲表示,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这样才能够加强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当前央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存贷款的便利,来引导短期市场的利率,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易纲解释称,所谓“利率走廊”是指,央行定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区间,通过利率区间调控和引导利率。“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够完全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利率走廊",易纲称,因为我国现在的机制还必须要兼顾货币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所以现阶段我们在探索‘利率走廊’比较初级阶段的一个机制”。易纲称,随着市场的发展,利率作为一个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央行加大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平稳利率、稳定预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易纲表示,还要逐步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长期传导的机制,中长期利率也可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意图,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同时,还要完善利率市场风险定价的机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之上,各种信用债等其他债的风险定价要做好,这样就能够健全中国利率收益率曲线的体系,以及各类风险溢价都能够充分反映。

  最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新阶段,要通过宏观审慎的评估机制来激励和约束市场定价行为。

  谈供给侧改革

  厉以宁

  与其养亏损企业不如养职工

  昨天,谈到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难点,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我国当前强调从供给侧方面发力的原因,主要是形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好”。

  厉以宁认为,改革中大体存在两大困难,其一是职工下岗,其二是补齐短板。“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厉以宁说。至于补短板,厉以宁认为,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

  常振明

  结构性问题在国企比较突出

  谈到国有企业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称,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这些企业投资大、负债高,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怎么降成本?怎么降产能?”常振明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过去注重大规模生产,提高产能、提高产量,现在则要去产能,需要技术革新,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常振明称,现在互联网技术还有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的转变,要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常振明表示,每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不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并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谈转基因食品

  陈锡文

  仅转基因棉花木瓜批准上市

  针对公众关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指出,今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有两句话,“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陈锡文说,农业转基因育种技术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第一个转基因的农产品上市到现在也就20年时间,公众对它不是非常了解,也存在着疑惑和问题。政府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一直秉持着三大原则:第一,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生命科学、生物科学中最前沿的一个高地。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这个领域中不能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第二,转基因是新生事物,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评审和监测,确保安全才可以上市。第三,保证给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国家规定任何转基因农产品上市,或者用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的食品上市,必须标识,让消费者充分知情。

  陈锡文特别指出,中国政府现在批准可以自己进行商业性生产和上市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只有两项:棉花和木瓜。其他例如西红柿、辣椒、紫薯这些都不是转基因的。经过批准上市的,确实是经过严格科学检测,是确保人们食用是安全的。

  陈锡文称,目前看,确实有局部地区、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的农产品种子,流到市场上、流到农田种植的情况,对于生产这样农产品的要销毁,对于违规作出这种行为的当事人要处罚。

  谈民营经济

  许家印

  看好今年经济增长超7%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形势时,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说,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总理报告中提到,去年的经济增长6.9%,“我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超过7%,我们非常有信心。前几天,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的讲话,让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许家印表示,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得益于党的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回报社会是每个民营企业的责任。目前,中国还有7000万的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任务是很艰巨的,所有的民营企业都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扶贫攻坚战中。许家印建议,现在扶贫,不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应该是输血造血式扶贫。要从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建设新农村产业来扶贫、就业扶贫等方面着手。

  京华时报记者陈艳孟凡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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