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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上建议”到面对面“交锋”

来源:综合 作者: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从“纸上建议”到面对面“交锋”

  两会纵深 约见

  2014年12月3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省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下文简称《暂行办法》),规定在人代会闭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可以个人或联名指定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2015年广东省共进行了8场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活动。该制度已实行一年,情况如何?北青报记者为此实地采访。

  探因

  约见制度是如何出台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约见制度在湛江等市都有过探索,但省人大代表约见政府机关负责人的情况却不多见。

  为什么要实行约见制度?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下称选联工委)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代表履职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然而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交织重叠且涉及多个部门,在短期内或某个部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书面答复难以解释清楚。因此,出台约见制度很有必要。

  北青报记者发现,早在2014年2月出台的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落实整改措施和建章立制工作方案,就提出要开展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工作,而工作的牵头领导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雷于蓝,负责实施的是选联工委。

  在当年的10月召开的省人大代表履职工作座谈会上,曾讨论修改《关于拓展省人大代表履职途径,更好发挥代表作用的若干意见(稿)》,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开展履职活动,可书面提出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要求”。此稿由选联工委负责起草,总结了广东省代表工作的经验,并将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工作制度。

  2014年12月16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主任会议通过了《暂行办法》,12月31日向社会公布。

  讲述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陆翠芬是《暂行办法》出台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月16日,陆翠芬等代表就关于农村村居饮用水难等问题,约见了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等多部门负责人,这是《暂行办法》出台后的首次约见。

  “我是(《暂行办法》出台后)第一个约见相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省人大代表陆翠芬对北青报记者说,“因为我一直在基层,发现农村村居用水是政府的一个短板,就写了建议。”

  第一次约见是如何促成的?

  陆翠芬经过调研发现,广东省村(居)民生活用水存在很大问题,于是便写了建议。2014年12月22日下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与陆翠芬见面座谈,陆翠芬便把建议交给了黄龙云。彼时《暂行办法》刚刚获得通过,“黄龙云主任发现这个问题影响面比较大,解决起来可能牵涉几个部门联动,于是便建议采用约见”。

  2015年1月6日,陆翠芬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解决村(居)民生活用水难问题的约见要求》,足足五页。

  省人大选联工委如何筛选议题?

  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她提出要约见相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请求后,选联工委为验证此问题是否属于共性问题,曾展开详细摸查,并询问了其他多位省代表。

  “省人大那边给我提供了几个家在农村的代表,我就打电话一个个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在陆翠芬展示给北青报记者的本子上,记录了每一位代表对此事的看法。

  “在2014年12月28日和30日,我和几位代表连续开了两个碰头会议。”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多位代表一起推动同一个事情,更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第一次见这种场面有点紧张”

  “作为一个基层代表,一下来了好几个部门的领导,当时我们的心里都还是很紧张的。”陆翠芬坦言,“当初心里还是有一点压力,很紧张,想会不会我们反映的问题领导不高兴?会不会我们说得太过火,他们不喜欢?有这种担心。”

  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在第一次约见散会后,她马上跑去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讲,她的目的是通过约见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联动,共同推进事情解决,不是针对某一个部门。“他们也很客气,很尊重,说明白(我),(并且)都表示理解。”

  陆翠芬透露,约见的座位呈回字形,各位代表与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一字排开,省人大的主持人坐在代表中间。“主持人说完开场白后,我把我的问题简述一遍,省人大那边再让问题中涉及的主办和协办单位负责人回应,如果在回应中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对话。”陆翠芬表示。作为一名基层代表,陆翠芬曾经在现场追问过相关负责人。

  问题已成省人大重点工作之一

  2015年3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发布会,决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陆翠芬提出的问题展开论证。

  省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林进雄表示,通过调研论证,摸清全省城镇化中村居供水现状,找出问题,提出改进对策与措施,为省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工作和人大代表履职提供科学依据,督促和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力争到2018年底前率先实现村居供水公共服务一体化。

  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除了评估,省人大曾去多个地方调研,在今年该问题已经成为了省人大五个重点工作之一。“去年主要是摸查和摸底,今年会继续推进,”陆翠芬说,“但因牵涉面太广,广东省村(居)用水问题不可能立竿见影。”

  保障

  约见问题的专业性如何保障?

  谢小云是广东省某企业的副总经理,去年8月,她曾作为领衔代表,就罪犯保外就医管理的问题,与陆增康等一起,约见了省检察院、公安厅等机关负责人。

  “我曾在去年的省人大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之后又想到了约见。”谢小云告诉北青报记者,跟她对接的是选联工委的工作人员,“之后选联工委让我选择一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代表。”

  多位代表联动,增强专业性

  《暂行办法》中规定,省人大代表对通过参加集中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和联系人民群众发现的问题,以及对代表所提议案建议的办理情况有意见,可以个人或者联名提出约见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要求。

  但北青报记者发现,去年的多场约见都是多对多,即多位省人大代表一起约见多位政府部门领导。

  “其实我不找其他代表选联工委也会帮我找的,多点不同行业的代表发表个人感受,会更加有说服力。”谢小云告诉北青报记者,多位人大代表一起约见,可以兼顾不同行业,采纳不同看法,防止意见偏颇。

  在去年8月的那场约见中,谢小云邀请了律师、董事长、雕塑家等不同身份的省人大代表。

  省人大安排专人答疑

  谢小云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她向省人大提交了约见要求后,省人大便做了很多支持工作。

  “很多资料都是省人大提供给我的。”在谢小云展示给北青报记者的材料中,包括《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等多项文件资料。

  除了帮忙找资料,广东省人大安排了一位专人与领衔代表谢小云联系。“因为我们都是兼职,省人大找的这个专人,主要负责帮忙修改我们的稿子、答复我们的疑问,互相沟通。”

  如何保证约见不流于形式?

  约见制度出台后,有不少人担心,该制度会不会流于形式?如何保证政府在约见之后不会出现不作为?

  代表工作部门跟踪督办

  《暂行办法》规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应对约见问题的办理进行跟踪督办。提出约见的省人大代表对办理情况不满意的,由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交有关国家机关重新办理。

  选联工委副主任潘江表示,“对于约见时代表提出的一些建议的办理,省人大选联工委有专职的联络处来负责跟踪办理,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督促他们抓紧办理答复代表。”

  以去年的一场约见为例:去年5月,广东省人大代表就如何加大力度解决广东省普通公路养护建设资金、管理和监督等问题,约见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省人大代表李慧琴晒了多张险情图,直指本地乡村局部公路存在严重的水毁塌方问题。

  此后,选联工委曾跟进协调省交通公路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广东省、市、县三级交通公路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并完成了相关水毁路段的修复任务。

  去年11月上旬,选联工委就此问题开展了回访活动,并邀请李慧琴、房玉红两位代表参加。

  部门发来征询意见表

  约见结束后,陆翠芬曾收到省水利厅的一份答复和一份征询意见表,在省水利厅的答复中,解释了广东省城乡供水发展现状、正在探索破解难题的有效途径,并称“省委省政府已决定力争在2018年底实现村村通自来水”。

  在答复中还附有相关联系人和电话,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她可以随时打电话给相关负责人了解最新进展。

  省人大向代表反馈情况

  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在约见之后,省人大常委会也会向她反馈事件进展。“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建议提出来,交给哪个主管部门去办后,主办部门会对省人大汇报,不会向我们代表汇报,不过省人大会向我们代表反馈情况。”

  与陆翠芬不同的是,谢小云在约见之后,司法部门曾经与她进行过多次沟通,“特别是检察院,他们真的尽了力”。

  在征询意见表中,陆翠芬对承办单位的答复“基本满意”,她这样写道,“省人大等相关单位对该建议的跟进十分重视,还专门聘请第三方单位开展评估工作,所以对省人大十分满意。但在建议交由省水利厅主办后,由于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为了有效地解决建议提及的问题,为此恳请省水利厅加大力度跟进”。

  内存

  2015年8场约见

  从2015年1月16日,陆翠芬等几位代表约见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开始,广东省连续进行了8场约见。

  2015年1月16日

  就关于农村村居饮用水难与用水存在问题的有关建议,陆翠芬等广东省人大代表约见了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省住建厅等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

  2015年5月19日

  杨奇龙、李金东等9位省人大代表就如何加大力度解决广东省普通公路养护建设资金、管理和监督等问题约见省交通厅、发改委、财政厅、扶贫办等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2015年7月28日

  黎智明、房玉红等6位省人大代表就《关于加快推动我省风电项目建设,助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建议》答复有关问题,约见省发改委、环保厅、林业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2015年8月7日

  黄海燕、黎名准、陈小青、刘晓乐、袁爱民、李启和等6名省人大代表就解决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约见省教育厅、编办、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

  2015年8月27日

  谢小云、徐嵩、陆增康、刘伟全、刘涛、高海涛等6位省人大代表,就关于加强规范罪犯保外就医管理的问题,约见了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与监狱管理局等机关负责人。

  2015年10月15日

  陈华飞、辛瀑、房文翠、刘涛、蒋铮、邢益强、赖木扬、何莲华、徐飞等9位省人大代表就从源头上治理利用网络改号电话实施电信诈骗犯罪行为约见省法院、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以及电信运营商有关负责人。

  2015年11月20日

  毛桂平、俞雪花、谭燕红、陈忻、王炳文、周广荣等6位省人大代表就加快广东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约见省民政厅、财政厅、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负责人。

  2015年12月18日

  应李金东、陈美华、郭伟光、黄长城、万军等省人大代表要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就所提建议办理情况不满意的问题,约见省发改委、国土厅、环保厅、交通厅、水利厅、国资委等政府部门负责人。

  释疑

  接到代表请求后会做哪些工作?

  选联工委副主任潘江在《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布时曾对媒体表示,“我们接到代表书面提出约见要求以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会尽快进行研究,对代表提出约见的内容,首先我们分析是不是属于《暂行办法》里规定的范围内的内容,如果属于,我们会尽快与代表取得联系,尽快安排与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联系和沟通,来协商安排约见的时间,但是这个办法里面没有规定具体多少天内,我们会尽快去安排好这个工作。”

  代表提出哪些问题可以约见?

  《暂行办法》规定,6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出约见请求,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的实施;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的执行;省人大代表议案与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省人大代表认为确有必要且属于代表履职范围的问题。

  陆增康等代表向北青报记者表示,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必须是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陆翠芬也赞同上述意见,“人大代表不能随便浪费一个约见的机会,一定要慎用、用好,不能滥用。”

  此外,陆翠芬表示,约见的问题应该是牵涉到很多部门,“如果问题只牵涉到劳动厅一个部门,不存在联动,我感觉就没必要约见,与单独去这个厅里没什么区别”。

  政府方的书面答复包括哪些内容?

  《暂行办法》规定,“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及时办理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将办理情况在三个月内书面答复提出约见的省人大代表,同时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

  陆翠芬告诉北青报记者,在第一场约见结束之后,关于她提出的建议,相关部门在限定期限内曾经给出了答复。“建议一般不会现场答复,通过书面答复给代表们,包括相关部门的短期做法和长期做法”。

  代表们对政府答复不满意怎么办?

  选联工委副主任潘江对媒体表示,“如果约见后不满意,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对于约见后有的部门办理答复代表不满意的,我们会交由这些部门重新办理。”

  俞雪花也是广东省的一名老代表,去年11月,俞雪花等6位省人大代表就加快广东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约见省民政厅、财政厅等政府部门负责人。

  她告诉北青报记者,如果政府部门在沟通之后对相关承诺尚未改进,或者政府的后续作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承诺,代表会在第二年的大会上继续提相关的建议。

  “约见制度”与之前制度的区别

  “约见制度在以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陆增康说,“代表们都很高兴,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跟相关部门直接对话。”

  陆增康告诉北青报记者,在该制度施行前,广东省人大代表写出建议后,通常要通过省人大安排,由省人大牵线,再让相关部门在1至2个月内给予书面答复,“这些始终隔了一种直接对话”。

  在不少广东省人大代表看来,通过约见制度提出的问题,比单纯通过纸面去解决更直接、明了和快速。

  该制度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在首次参加完约见之后,陆翠芬对约见制度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我建议省人大可以更加明确提出,约见的问题必须要有共性、对社会影响大,才可以约见,不要让人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问题进行约见。”

  同时,陆翠芬还提出,“广东省人大对约见的问题一定要做好审核和把关。”

  该制度下一步的走向是什么?

  北青报记者获悉,选联工委正在考虑异地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制度。

  2015年8月,广东省人大代表在线交流平台通过验收正式建成使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联网互通,全省近800位省人大代表可以足不出县,通过在线交流平台与省人大常委会联系。

  据广东省人大官网显示,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正在考虑安排议案建议办理过程中远程面对面沟通活动、安排代表在异地参加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活动。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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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郝龙 UN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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