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保监会副主席：用“底线思维”监管保险资金

　　对于保险业发展及保险资金运用的整体框架和方向，陈文辉认为有三个原则要坚守：一是保险应该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类业务为主，短期理财类业务为辅；二是保险资金运用应以固定收益类或类固定收益类业务为主，股权、股票、基金等非类固定收益业务为辅；三是股权投资应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

　　本报记者 赵萍 李致鸿 实习记者 杨崇 北京报道

　　访谈开始前，陈文辉轻拍着面前厚厚的一摞资料说，为了向社会公众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示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的实际情况、改革进展及监管思路，“我是做了认真准备的”。虽然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间，他并未翻看或查阅。同时，面对记者不断提出的“焦点”问题，他直面坦陈，分星擘两。

　　“作为一名监管者，必须具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往最好处努力。”自2012年分管保险资金运用以来，陈文辉时常这样提醒自己，并在每次资金运用相关会议上反复提及“风险”二字，希望行业与监管同步，将“风险意识”渗透到每一次决策中。

　　尤其在保险业总资产已突破12万亿元大关，并以年增近2万亿元的速度倍道而进之际，这种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尤为重要。2月24日，北京金融大街15号，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

　　首先，对于保险业发展及保险资金运用的整体框架和方向，陈文辉认为有三个原则要坚守：一是保险应该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类业务为主，短期理财类业务为辅；二是保险资金运用应以固定收益类或类固定收益类业务为主，股权、股票、基金等非类固定收益业务为辅；三是股权投资应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

　　他进一步解释，保险资金运用必须为保险主业服务，“只有保险主业发展了，保险资金运用才有依托，才能在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中占有稳定的一席之地。”因此，他特别提到，股权、股票类投资，包括最近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股票，“应该主张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因为财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稳定收益和现金流，战略投资应以保险上下游关联产业为主，如养老、医疗产业等，但也要分清主次。”

　　而这一原则恰好与陈文辉理解的“保险资金运用创新”同源。他认为，监管对待创新要有正确的态度，即坚定不移支持创新的宽容态度；但同时，保险及保险资金创新的目的和方向应该是服务好保险主业、服务好实体经济，服务好社会发展。“保险资金应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和压舱石。”

　　2012年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思路早已为市场通晓，“放开前端，管住后端”八个字也烂熟于心。

　　“放开前端”，即尽可能减少通过行政审批、核准等前置性管制手段来防范风险，让市场主体享有更大的经营和投资自主权。“管住后端”，狭义地理解就是偿付能力监管，但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事后监管的同时还要强化事中监管，包括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资产负债匹配等。

　　陈文辉坦言，“放开前端”相对好做，因为全行业拥护，“生产力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唯一的问题是监管者能不能“解放到位”。“管住后端”则要难很多，因为后端要求的技术含量更高，同时存在更多的压力。

　　然而二者之间，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陈文辉用左手和右手来形容二者关系，“左手右手，十个手指一一对应，这是匹配的最佳状态，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经营就会非常顺利，但实际上难以做到完全一一对应的匹配。关键是错位到什么程度，理论上错配越多，获得的风险收益也越多，但如果‘一错（位）再错（位）’，甚至两者完全错开，风险就难避免了。因此要在错配之中达到一个基本的平衡”。

　　监管生涯中，从负债端跨入资产端的经历，给了陈文辉深入思辨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机会，同时也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挑战摆在了他的面前。

　　因此，“资产负债匹配的关键在负债端，负债端做好了，资产端就会轻松，但保险公司一定要建立产品开发和投资运作的协调机制，产品、精算、投资、销售要协调一致，严格防范产品定价风险和利差损风险。在产品设计环节，要重视资产管理部门意见，考虑投资能力和市场状况，真正实现前端资产方和后端负债方良性互动”。

　　不久前名噪一时的“宝万之争”，让“门口的野蛮人”几乎成为资本市场上保险资金的代名词，作为监管者的保监会也被顺势推至风口浪尖。

　　此前市场传闻，保监会对前海人寿投资万科的相关情况与合规性进行了专项核查。陈文辉对此表示，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结果表明“风险可控”。

　　对于宝万事件中首次出现的“一致行动人”现象，陈文辉也着重强调：作为新案例、新问题，未来要研究如何对“一致行动人”现象进行规范，“目的很简单，不要让保险资金被利用、被错误使用，保险资金还是要服务于保险主业”。

　　反思：曾经“管得太多、太死”

　　严格管制可以保“本”，但通常带来较低的收益率。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对于2012年以来，保监会大力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陈文辉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导向，即党中央和国务院系列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切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正确认识政府、监管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问题导向，即保险资金运用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21世纪》：保监会成立后到2012年以前，保险业从没出现类似信托业或证券业曾经出现过的系统性风险事件，行业形象始终以“稳健”著称，那么2012年，保监会提出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动因是什么？

　　陈文辉：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根源的问题是过去管得太多、太死。过去一段时间，对保险资金运用监管较为严格，应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险资金投资非常混乱，不良资产比例很高，这种情况下，必须严格监管。1995年《保险法》对资金运用规定的非常严格，仅能存放银行和买国债。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也存在思想不够解放、行动比较迟缓的因素。总认为，“监管”得严格就不会出风险，即便市场管死了，但是“本”都保住了，不会出风险，不会亏损。但没有认识到，严格管制通常带来较低的收益率，而保险资金是负债，是有成本的，是为承担所作承诺提取的责任准备金，如果资金收益没有覆盖到成本，那就会有风险，而且演变下去，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所以必须改革。

　　2013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也给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还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坚定不移地持续强化监管。

　　《21世纪》：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当时主要存在哪些风险点吗？

　　陈文辉：一是利差损潜在风险。2008年至2012年间，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分别为1.91%、6.41%、4.84%、3.49%和3.39%，大部分年度的收益率都低于五年期定期存款。按照我们的统计，2008-2012年的5年间，寿险产品成本收益缺口累计约为2239亿元，年均近500亿元，且自2010年开始呈现加剧态势，成为保险产品竞争力削弱和退保增加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导致了行业偿付能力的下降。此外，全行业还有高利率保单资金规模约3600亿元，其定价利率在5%到9%之间。

　　第二个比较突出的是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保险资金“长钱短用”矛盾日益突出。2010年至2012年间，行业15年以上的资产负债缺口分别为1.37万亿元、1.6万亿元和1.96万亿元，呈现逐渐增大态势。在这种情形下，保险投资资产期限大都比较短，收益波动较大，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的优势难以体现。

　　当时，可以明显感到监管和行业的矛盾已经比较尖锐。从监管方式看，过多过细的事前审批和管制，虽有利于防范风险，但也导致矛盾和压力集中，特别是保险公司往往以审批为由，将风险责任转嫁给监管机关，造成风险和责任主体错位。从监管效率看，很多项目要几个月才能批出来，有的即使批出来，但利率变了还要重新谈判，贻误了市场机会。

　　再有就是资产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2012年之前，保险资金规模由2004年的1.1万亿元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6.8万亿元，但仍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等传统领域，股票成为提升投资收益的唯一品种，当股票市场下行时，很难找到可替代的高收益投资产品，无法迅速调整配置结构，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损失。

　　筹谋：四大途径推进市场化改革

　　随着投资收益的逐步攀升，保险行业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水平显著增强。

　　谋而后动，思而后定。陈文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针对当时的背景和矛盾，保监会以问题为导向，决定从政策放开、简政放权、支持创新和转变方式四个途径逐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

　　《21世纪》：确定了推动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后，保监会在政策层面做了哪些尝试？

　　陈文辉：政策放开方面，2012年，保监会陆续发布10余项保险资金运用新政策，进一步放开不动产和股权的投资行业和领域，允许投资银行理财、信托等金融产品，允许保险资金以对冲风险为目的参与金融衍生品。2013年-2015年，保监会又陆续放开投资创业板、优先股、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历史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增加境外投资范围等。

　　与此同时，保监会还建立了大类资产比例监管新体系，将原先50多项监管比例减少到10余项，大幅减少了传统的比例限制。投资范围和比例的不断放开，市场主体也有了更多的投资自主权、选择权和风险判断权。

　　2013年开始，保监会又决定将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产品发行由备案制改为注册制，大大提升了产品发行的效率。截至2015年12月底，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权、股权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499项，合计备案（注册）规模1.34万亿元。两年多以来的注册规模已经是过去7年的4倍。

　　除此之外，保监会还在支持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例如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在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基础上，2013年开始试点股权投资计划、股债结合等；2015年，启动资产支持证券、保险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组合类资产管理产品也在持续发展。二是创新了交易结构，逐步从债权、股权等较为单一的交易结构，向股债结合、优先股、基金等更为灵活的交易结构发展，以满足实体经济不同融资需求。

　　《21世纪》：经过上述四个层面的尝试，你如何描述保险资金运用改革至今的效果？

　　陈文辉：我认为成效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多元化配置格局基本实现。例如，股权投资已全面展开，既包括上市股权，也包括非上市股权。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保险资金投资股票、股权和基金的比重由2012年末的15%上升至2015年末的23%；2015年末，基础设施、信托等另类投资占比接近15%，相比2012年末的3%，增长5倍。当前我国配置领域已与国际基本一致，基本改变过去保险资金只能“做做存款，买买债券”的简单结构。

　　其次，投资收益水平得到了持续提升。从2012年3.39%提高到2013年5.04%，再提高到2014年的6.3%。2015年投资收益率为7.56%，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好水平。

　　而随着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不断丰富，交易结构不断创新，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私募基金等形式，累计注册规模1.3万亿元，有力支持了国家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较好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组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首期400亿投资项目也投向“一带一路”建设。

　　再次，我认为，受益于拓展投资渠道空间，扩大多元化配置格局，一定程度缓解了行业新增保险资金和投资到期资金的资产配置的难度，显著降低了行业再投资风险，资产错配问题得到一定缓解。比如，基础设施、股权等另类投资增长较快，这部分资产，拉长了资产久期，提升了资产收益，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或低迷的情形下，有效形成了替代性解决方案。

　　此外，随着投资收益的逐步攀升，保险行业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水平显著增强。2015年末，保险业总资产12.4万亿元，保险业净资产1.6万亿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极大增强了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一点很重要，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显著提升了行业的投资能力，投资团队、风控团队以及决策机制等，相比过去都有很大提高。目前看，保险资金运用没有出现大的风险事件。

　　“宝万之争”核查结果：风险可控

　　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风险可控。

　　随着保险资金运用灵活性增强，新问题、新案例联翩而至。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给外界留下了“壕”的印象，2015年尾的“宝万之争”尤甚。这一经典案例将被载入资本市场发展的史册，也注定成为保险资金运用记载上浓重的一笔。

　　《21世纪》：去年下半年开始，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保监会对整体情况是否掌握？

　　陈文辉：据我们统计，截至2015年末，共有10家保险公司累计举牌36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余额为3650.53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的3.26%。从特点上来讲，部分保险公司举牌家数较为集中，参与举牌的只有10家保险公司；选股则以蓝筹股为主，36只股票中有21只为蓝筹股，占全部被举牌股票投资余额的93%；此外均为财务性投资，平均持股比例10.1%。

　　《21世纪》：作为监管者，你认为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的原因有哪些？

　　陈文辉：部分保险公司在二级市场举牌上市公司股票，其实，这也反映了近一个时期其持股方式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最直接的原因是这种方式能减缓公司偿付能力的大幅波动，减轻资本的压力。

　　按照会计核算准则，持股比例达到5%且派驻董事时，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的记账方式可由公允价值法转为权益法，这就可以缓解股价剧烈波动对保险公司财务报表和偿付能力的影响。

　　此外，部分公司大幅度增持相关股票，还有市场环境、政策引导等原因。

　　一是钱虽然多了，但可以投资资产却很少。近年来，保险公司规模保费增长较快，同时受宏观经济下行、央行连续降息降准等因素影响，固定收益资产的收益率逐步下降，导致“资产荒”，保险公司资产配置的客观需求上，也需要增加权益资产投资力度，覆盖负债成本。

　　二来，保险资金持股比例的增加，也有利于增强对被举牌公司的知情权、话语权等，可以获得风险防范方面的主动权，发挥战略协同作用，提升市场知名度。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认为，举牌不等于收购，不代表投资性质的改变，保监会至今尚未接到保险资金收购境内上市企业的申请。

　　《21世纪》：前段时间，保监会专门对前海人寿投资万科的相关情况与合规性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显示风险是否可控？

　　陈文辉：总体来看，前海人寿举牌万科股票没有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风险可控。

　　《21世纪》：“宝万之争”反映出了保险资金运用中的哪些新问题和矛盾，对监管有哪些启发？

　　陈文辉：这次的宝万事件中，保险公司与其非保险股东成为一致行动人举牌上市公司股票，算是保险资金运用中首次遇到的一个新案例和新问题。保险资金是在去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各方面都在维护市场稳定时进去的，成本也比较低。但作为新案例、新问题，未来还是要对“一致行动人”现象进行规范，目的很简单，不要让保险资金被利用、被错误使用，保险资金还是要服务于保险主业。

　　《21世纪》：你一再强调“保险资金要服务于保险主业”，究竟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

　　陈文辉：大资管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应从更为广阔的格局看待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前景。从资金来源看，投资资金来源于保费收入，离开保险主业，保险资金运用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长远发展看，只有保险主业发展了，保险资金运用才有依托，才能在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中占有稳定的一席之地。长期稳定的保费收入是保险资金运用的核心竞争力来源，这是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不能比拟的。

　　而服务主业也是参与金融竞争的现实选择，部分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发挥优势，开发带有理财特征的产品，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走向业外，发展成为高度市场化的资产管理机构，但不代表所有保险机构都能走这条路。

　　对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发展各方面能力，我们总体是支持的，比如管理保险业外资金、开展公募业务等，但是一旦服务主业和服务业外有冲突和矛盾时，我们态度是肯定的，就是一定要服务主业。

　　今后的监管导向很明确，就是推动保险资金运用积极主动地服务好保险主业。

　　举牌：“我主张股权投资应以财务性投资为主”

　　举牌是市场行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监管不宜“干预”，但要引导。

　　“对于股权投资，我主张应以财务性投资为主，战略性投资为辅。”陈文辉反复强调。同时他透露，今年上半年保监会将针对防范资金的重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稳增长等事项发布相关通知，其中会包含对保险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举牌上市公司股票相关行为进行规范。

　　《21世纪》：目前来看，保险资金举牌的总量已经下降，市场似乎已趋于平静，对此你怎么看？

　　陈文辉：我判断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多了。但是举牌确实是市场行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监管不宜“干预”，但要引导。我主张应以财务性投资为主，战略性投资为辅。例如在美国，虽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保险资金集中进行股权投资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还是进行财务性投资。

　　对保险公司举牌上市公司股票，则应该予以客观看待和认真研判。一方面，加大股权投资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降低宏观经济杠杆的大方向。

　　另一方面也要对少数公司举牌行为引发的风险保持警惕，切实保护投资人和投保人利益。部分保险公司投资过于激进，频繁举牌上市公司，会带来流动性、期限错配、利益输送等潜在风险。为此，保监会高度关注，连续发布了信息披露、内控指引、压力测试等规范性政策，并及时召开了风险警示会议。

　　《21世纪》：对于举牌及一致行动人等“新问题”，保监会接下来有哪些考虑和安排？

　　陈文辉：下一步，为合理引导保险资金投资优质股权，防范相关风险，保监会还将采取后续监管措施，如将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和比例的股票投资纳入重大股权监管，对这类投资应设置资产负债匹配等前置条件；切实规范保险公司与其非保险股东作为一致行动人的投资和举牌行为；全面实施“偿二代”，强化资本约束；推动保险公司按产品独立核算和配置资产，如未来可能考虑将万能险与分红险等账户分开管理，促进保险资金更好服务主业发展。

　　同时，保监会还将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根据关联交易的新形式、新特点、新风险，及时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有效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对于规范“一致行动人”，我们正在考虑一是如何规范保险机构与其股东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举牌过程中的保险资金运作，防范并隔离关联风险；二是如何避免集中投资引发的举牌与现有公司治理的矛盾，做友好投资人；第三点，就是如何加强监管协调问题，防范各行各类资金混合后产生的监管真空，切实保护投资者和投保人利益。

　　后端：资产负债匹配管理难题待解

　　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关键在负债端。

　　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改革及监管一直遵循的关键词即“放开前端，管住后端”。陈文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2年市场化改革后进行调研时，有的公司说‘想到的放开了，没想到的也放开了’。我们就担心部分公司没有风险意识，无知者无畏。”此外，保险公司人才储备和经验不足，缺乏完整的运作思路，相关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行业在短期内面临很大的挑战。

　　《21世纪》：放开前端的同时，保监会采取了哪些措施力求管住后端？

　　陈文辉：转变监管方式，在放开前端的同时，近年来，保监会也在探索强化事中事后监管。首先是投资能力备案，针对股权、不动产、衍生品等高风险领域，强化投资能力建设，明确制度、人员和系统要求，落实风险责任人。责任人如果不服从股东或者董事会的指令，他可能被这家公司“拒绝”；如果不遵从监管规定，则会被行业“禁入”。

　　其次，综合运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分类监管、资产负债匹配和偿付能力等五大监管工具，把“后端”管住、管好、管实。比如分别针对关联交易、风险责任人和举牌上市公司股票等领域，连续发布信息披露准则1号-3号；再比如发布内部控制指引和银行存款、固定收益、股票及股票型基金等具体应用指引。

　　《21世纪》：今年起，我国正式实施“偿二代”，风险约束的效果是否已经显现？

　　陈文辉：以投资信托产品为例，信托产品嵌套灵活，潜在风险较多，因此保监会在放开保险资金对信托产品投资的同时，一是要求保险资金紧紧盯住信托产品的基础资产，二是降低了这部分投资资产的认可比例，即从0.85降到0.7（按“偿一代”体系）。今年“偿二代”正式实施，我们也将这一调整结果恰当地反映在“偿二代”的风险因子中。

　　截至2015年6月末，保险机构信托投资余额4348.53亿元；2015年12月末，保险机构信托投资余额4797.29亿元。明显可以看出增速放缓。

　　《21世纪》：近年来保险资金“长钱短用”矛盾仍然突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这一保险资金运用上的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究竟怎么破？

　　陈文辉：保险资产负债管理风险防范在整体保险业风险防范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抓住了资产负债管理风险防范这个牛鼻子，就抓住了“防风险”的关键。

　　负债端要审慎定价，太过激进的负债，就会导致激进的投资，最后可能导致投资失败。所以，我认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关键在负债端，负债端做好了，资产端会轻松；负债端做不好，资产端会很难受。

　　但是我们看到，保险公司能够自主投资，但真正注重资产负债管理并将相关理念落实到具体机制的较少，资产管理与产品定价、销售“两张皮”的问题仍较突出。

　　2013年至2015年，行业15年以上的资产负债缺口分别为2.45万亿元、2.97万亿元和5.4万亿元。

　　做好资产负债管理，光有意识还不够，还需要具备保证理念有效实施的科学组织体系。要根据保险资金运用有关规定，建立“上下左右”联动的投资决策体系和内部沟通机制，“上下”是指自上而下建立资产负债管理的决策体系，董事会负责“定机制、定责任、定方向”，并对资产负债管理负最终责任，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政策的执行和监控。“左右”是指在纵向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司内部各部门尤其是负债管理部门与资产管理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和协调机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

　　要坚持审慎的产品定价策略，资产端和负债端绝不能各自为政，承保业务的发展不能是无节制的，不能光考虑市场竞争的需求，必须在综合全面考虑当前和未来市场投资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资产负债管理的原则，制定审慎稳健的产品定价策略，要从负债方入手，为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减压。此外，还要坚持稳健的投资策略，在资产负债管理技术研究上加大投入。

　　2015年12月初，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审慎性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期限错配、成本收益错配的保险公司进行资产配置压力测试，做到对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目前，保监会正在研究严格分账户监管。要按照保险资金不同的负债属性，从账户层面，研究制定资产负债管理政策，从根本上实现资产负债精细化监管。

　　风险：保险投资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当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总体可控。

　　风物长宜放眼量。保险资金运用虽已是风生水起，但其风险隐患亦不容忽视。对此，陈文辉并不避讳。“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利率将呈现总体下行的态势，保险资金运用风险因素增多，需要重点关注资产负债匹配风险、信用风险敞口加大、流动性风险隐患、风险日益传染和叠加等问题。”

　　《21世纪》：截至目前，保险资金大类资产配置的真实风险状况如何？

　　陈文辉：当前，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总体可控。高信用等级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约75%，这说明保险最大的一块资产是安全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主要包括3类，一是债券，主要是投向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其中安全性较高的国债和金融债占比债券投资的55%，剩余45%为企业债。企业债中AAA级占比83.42%，AA级以上占比12.89%，两者合计占比96.31%。

　　二是银行存款，保险资金银行存款大都集中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上市股份制银行，存款安全性高。三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这部分资产也是较为优质的安全资产。AAA评级的占比92%，AA评级的占比7%，合计超过99%；有担保的占比88%，其中42%为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地方融资平台项目的融资主体主要以省级平台为主，很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

　　《21世纪》：你对截至目前保险资金在权益类投资上的风险如何评价？

　　陈文辉：股票股权等权益类投资占比23%，这一块资产虽然波动性大，但收益率较高。从股票投资看，主要以蓝筹股为主，保险资金投资沪深300指数的股票占股票投资的61%，虽承受一定市场波动风险，但相对较小。在保险公司举牌的股票中，主要投向估值较低、股息率较高、投资价值比较突出的蓝筹股，其投资余额占全部举牌余额的93%。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股票投资在保险大类资产配置中是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品种。从股权投资看，投资标的主要集中在深发展、浦发银行等上市股份制银行，以及南方电网、京沪高铁等较为安全的领域。

　　《21世纪》：流动性是资金安全的重要保证，保险资金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

　　陈文辉：高流动性资产占比10%，流动性支持充足，行业流动性风险较小。活期存款、货币资金、国债等流动性好的资产占比接近10%，总体能够满足退保、赔付等资金流转需要。此外，保险资金银行存款中，大部分是协议存款，规模达2万亿，根据合同约定是可以提前支取的。算上这一部分的流动性支持，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占比可以达到30%。因此，仅仅从资产端看，保险行业流动性水平还是很高的。

　　《21世纪》：近年来，交叉金融领域产品风险与日俱增，保险资金是否存在此类风险？

　　陈文辉：涉及交叉金融领域产品风险程度相对较低。从融资融券产品看，保险行业参与两融收益权互换规模为508亿元，相比当前1万亿元的两融规模，占比约5%；从通道业务看，银行理财和信托的通道业务，还有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的通道业务，合计规模应该在20万亿元以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道业务也只有1万亿元，占比约5%，而且其中90%以上是银行存款的通道；从信托产品看，保险资金信托投资4800亿元左右，这块风险相对高一些，但与16万亿以上的信托业规模来看，占比约3%。综上，保险资金参与上述交叉金融产品的规模和风险相对较小。

　　《21世纪》：风险无处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保险资金还应重点关注哪些风险？

　　陈文辉：一是资产负债匹配风险。行业“长钱短配”和“短钱长配”现象同时存在。保险负债成本仍维持高位，而资产收益下降较快，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难度加大。

　　二是信用风险敞口加大。在当前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进程中，煤炭、钢铁等传统行业的企业盈利能力和信用资质下降，债务违约风险加大，保险资金面对的信用风险隐患增大。此外，在“资产荒”的背景下，部分保险机构为了获取较高投资收益，被迫提高风险偏好，增加高风险投资，这也势必增加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信用风险。

　　三是流动性风险隐患。一些中短期保险产品，期限在1-3年，资金成本在5%以上，甚至更高，倒逼资金不得不投向收益高、流动性低、期限长的不动产、基础设施、信托等另类资产。

　　四是风险日益复杂、传染和叠加。金融混业经营和大资管背景下，风险隐蔽性增加，可能通过银行、券商、保险等资管产品，跨领域、跨产品传递风险。还有，分业监管下，单个监管部门角度看是合规的、风险可控的，但从整体看，可能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杠杆在累积，这样导致风险跨监管、跨行业叠加，加大了风险识别和处置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