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中国派"沉浮 解密外务省"潜规则"

　　《香港凤凰周刊》（ID：phoenixweekly）记者/ 漆菲 特约撰稿／鲁肃

　　黑色西装、红色领带、无框眼镜，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站在官邸会客厅的演讲台上开始发言时，一如既往地精神矍铄、笑脸盈盈。官邸内挤满的1200余位听众，是他在中国积攒的“朋友圈”。据说，这打破了日本使馆内部的接待纪录。

　　4月15日，在一年一度的“Enjoy Nippon（享受日本）！”招待会上，即将离任的木寺昌人为该活动致辞的同时，也发表了临别感言。他回忆起刚刚来华时的场景，“我在2012年冬天就任驻华大使，当时正是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两国关系吹来北京那种又干又冷的北风。”而现在，两国国民交流和经济交流的障碍在逐渐消散，“能够在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时候结束在北京的大使任期，我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感恩。”

　　就在不久前，日本内阁决定任命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为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则将转任日本驻法国大使。5月中旬，横井将与木寺进行交接。这是时隔6年，日本官邸首次从外务省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也称中国帮）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

　　在日本外务省内部，有一种天然的“帮派”倾向，初进外务省的公务员都会被要求选修外语，一旦决定了要研修的外语种类，此人就会被描述为进入该外语的“帮派”，例如“美国学派”（America School）、“俄罗斯学派”（Russia School）、“德国学派”（German School）等等。其任职经历多半也与该语言密切相关。

　　原本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在诡谲多变的中日关系面前，也被染上些许“亲华”的颜色。追溯日本对华外交的历史，过去核心的外交官几乎均由“中国学派”来担任。2000年后，“中国学派”不断被日本右翼抨击，认为他们对华姿态过于软弱，有的甚至被冠以“卖国贼”“间谍”之名，以至于其在外务省中的影响力随之下降。近几年，“中国学派”一词极少出现于日本舆论中，有人甚至说该词成为了“死语”。

　　作为“中国学派”之一的横井裕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中国学派’复权”的声音在东京甚嚣尘上。不论哪个学派，毋庸置疑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但对中国来说，通过了解日本外务省的这一群体，可以更全面审视中日关系的波折起伏，也能为中国如何通过“中国学派”开展对日外交提供有益借鉴。

　　“老朋友”的“亲华基因”

　　2014年4月6日，被称为“传奇外交官”的桥本恕在东京去世，享年87岁。日本外交圈流传着一句话：“桥本在对华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数次重大突破中都有他的身影。

　　严格意义来说，学英文出身的桥本恕并不属于“中国学派”。因为外务省在桥本恕1953年入职三年后才开设汉语研修制度，此前选择中文进修班的外交官一般前往台湾、美国进修中文。但特殊的时期让桥本恕成为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臣”。

　　入职后，桥本长期被安排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的亚洲局中国课，1972年中美关系急速缓和，不甘落后的日本将中日恢复邦交作为优先外交课题。时任亚洲局中国课课长的桥本跟随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92年，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他，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天皇访华。这两次突破都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传奇”的构筑来自于该时代日本对华外交的“便利性”。桥本曾透露过其多次成功的“秘诀”：“当时的对华外交（决策）只有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我知道，我直接受命于他们，没有其他杂音。凡是重要决定，都得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运作，一旦对外曝光则难成大事。”

　　这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缩影。完成邦交正常化后，拥有“亲华基因”的自民党派阀“经世会”统治日本政坛30年，他们通过培养值得信赖的核心对华外交官，在相对秘密的状态下实现与中国高层的高效外交。

　　“当时这些‘中国学派’作为日本外务省对华外交的主心骨，为维护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努力。基本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派’等同于‘亲华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向《凤凰周刊》记者评价说。

　　在梁云祥看来，导致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主权纷争一直存在，但当时两国首脑同意搁置这些难题，求同存异，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站在中间的核心外交家深知其中的不易，也会用心维系这种脆弱的友好关系。“这种对华友好的传统造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国学派’。”

　　除了日本政坛的支持，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两国的社会氛围。日本某主流大报前驻京记者斋木告诉《凤凰周刊》，当时日本的舆论支持对华友好，1989年之后也是日本最先对华解除制裁，所以“中国学派”的兴盛是与日本政府、民间的步调相一致的。“况且，当时很多日本人觉得与美国过于亲近，应该搞独立外交，与中国交好是符合日本利益的，也是获取国际空间的重要一步。”

　　“同理，中国媒体一直这么在乎驻华大使是否亲华，其实是‘老朋友’思维的局限。在日本，没有人会讨论驻日大使是不是亲日派。”斋木说。在中国的外交辞令中，一直有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说法。此前据大陆媒体考证，从1956年开始，共有123个国家600多位外国人享有此殊荣，其中日本人最多，共111位。日本“老朋友”数量最密集的时间段也恰好是“中国学派”最受器重之时。

　　“中国学派”登顶路线图

　　在日本所有省厅中，外务省的仕途机制算得上特例。一般来说，官僚在其他省厅的仕途巅峰是事务次官，但外务省在2004年改革前，事务次官之上还有驻主要大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这一特例也被比作“在金字塔的顶端还有一片新天地”。

　　从数据来看，外务省的内部竞争异常激烈。每年通过国家公务员“1类”考试，成为重点培养对象的精英外务官僚有20-25人，他们中的一半将被派驻成为在外领事馆的参事官。但大部分人在担任参事官乃至公使之后也只能成为中小国家的大使，仅有两三人能爬到局长（相当于中国司长级）以上级别，最终成为外务省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副部长级）的只能是其中之一。

　　据负责外务省事务报道的日媒记者介绍，由于日美同盟的原因，过去北美局一直是外务省最重要部门之一，外务省内的重要职位（局长及以上）几乎都由欧美派“把持”。但驻华大使一职算是“漏网之鱼”，也为“中国学派”提供了机会。“在欧美派官僚统治下的外务省，长期和俄罗斯以及中国打交道的外交官更加具有‘排他性’。首先，两国语言、国情与欧美等国家截然不同，情报收集及决策非他们不可；其次，两国都是比肩英美的大国，在此工作的外交官也比较能发出声音，从而成为‘独立王国’。”日本某保守派大报负责外交事务报道的资深记者野口表示。

　　在《凤凰周刊》独家获取的“中国学派”名册中，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算起，截至2012年，共有202位外交官（每年3-7人），其中90人属于上述通过“1类”考试的官僚，其余则属于“专门职”官僚，即只专注于对华事务的外交官。

　　一旦进入外务省研修汉语、成为对华外交的专家，其“登顶”路线就基本被确定：首先用20年左右拿下亚洲局（现为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课长，此后与中国高层构筑强固的关系，再用约15年成为亚洲局局长、晋身外务省干部之列，最后“越过”次官级别成为“特命全权驻华大使”。

　　1990年后中国人熟知的驻华大使，诸如桥本恕、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宫本雄二等人虽然并非全在入省时就学习中文，但几乎都担任过中国课课长或者亚洲局局长之职。现任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虽然不是“中国学派”，但此前最高职务是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相当于中国副部级，算得上是近几任驻华大使中级别最高的。新任大使横井裕虽然没当过亚洲局局长，但之前担任过外务省发言人，也算局级干部。

　　除了能力以外，与政治家的交情同样重要。2001年时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退任时，“中国学派”的池田维本来很有机会继任，但自民党大佬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等人则向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推荐了阿南惟茂。

　　在这方面，木寺昌人备受好评。与官邸交往密切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向《凤凰周刊》透露，木寺为人谦虚，曾自称“内交家”（对应外交官），很会维护与官邸的关系。“在中国任职期间，木寺每次回国都会向安倍汇报，也很尊重政治家的意见，与过去一向自视清高的外务省精英形成反差。”

　　与其他官僚机构相比，由于外务省干部更容易与首相见面，因而张口闭口就是“官邸怎么怎么样”，被其他官僚私下批评为“颐指气使”。2001年之前，对“中国学派”而言，拥有“经世会”这一自民党最大的派阀作为后盾，不仅能够成为对华外交的助力，在外务省内外的影响力也能得以强化。

　　“对他们而言，有一个言听计从的亚洲局局长非常重要——除了维护日中关系外，该局长手中每年掌握超过1600亿日元的ODA（官方开发援助）权限，能够让政治家与对象国高层维持良好合作的关系，同时保证他们在政坛上的话语权。”据野口说，亚洲局掌管的不仅仅是中国事务，但“只要控制‘中国学派’，就能对亚洲全体的外交施加影响力”。

　　“中国间谍”日渐式微

　　当年桥本恕的努力，为其继任者国广道彦的履职铺平了路。国广1992年10月到任，当月日本明仁天皇就历史性地访华。国广1992年到1995年任内是上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交往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不久后，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再掀波澜。

　　2000年以后，日本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自民党第一大派阀易主——旧“经世会”经历了分裂和退潮，“清和会”则迎来复苏和崛起。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地区日益扩大，地区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日方对华政策被迫需要调整，以日中友好为主旋律的“中国学派”逐渐失势。

　　“最早的所谓排挤，是‘美国帮’的秋叶刚男（现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2005年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这对当时的‘中国学派’是非常大的打击。主要原因是他们此前的一系列亲华之举在国内遭到激烈批评。”谙熟中日关系的斋木向《凤凰周刊》介绍说。

　　早在1995年，时任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前往泰国曼谷参加一场东南亚国家外长大会，途中遇到台风紧急降落台湾桃园机场，结果他在机舱内待了几个小时，没有下机。抵达曼谷时，他向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说，自己没踏上台湾土地一步。

　　在对台事务上，当时外务省的态度一向鲜明。森喜朗政权末期的2001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提出访日，时任首相森喜朗决定给予签证，李登辉向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提交了签证申请。时任亚洲局局长槙田邦彦由于担心中日关系恶化，想尽办法阻止李登辉成行，甚至让外务省谎称“没有接到签证申请”。此事一经曝光，引发外界指责。有媒体撰文质问当时作为中国课课长的横井裕：“这是否意味着谢罪外交的重启？”

　　批判的高潮来自2002年。当年5月8日，朝鲜“脱北者”金高哲一家五口逃进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时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及沈阳领事馆默许中方人员进入领事馆将人带走，当时录像拍下副领事给中方人员捡帽子的场景，语气甚为客气。这些言行被当作对华软弱的证据，在一些右翼媒体眼中，这群出身中文进修班的外务省官员甚至被视为“中国间谍”，施行对华“朝贡外交”。

　　作为批判主角的《产经新闻》在5月中下旬连载六篇长文质问“中国学派”，也让日本社会普遍关注到外务省的这个群体。其中的一篇文章称，“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断传递当年艰辛谈判的‘中国学派’外交官有一种极度反感摩擦的‘体质’。他们过度为中国的立场考虑，最终规避中日摩擦的结果是一边倒地希望日本政府执行中国提出的要求。作为日本的外交官，他们反而与中国外交部形成主从关系。”

　　“过去外务省谈对华友好，是因为当时国民认为这是主流，随着中日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学派’从主流变成了支流。尤其在两国关系遭遇重创的时候，‘中国学派’迎来没落也是必然。”斋木说。

　　1983年起任职驻华大使的阿南惟茂在日本一直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但恰恰在他任职的十多年内，中日关系屡陷僵局：2001年和2004年，日方两次为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2001年至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由于小泉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方长期拒绝双方首脑会谈，日本对华舆论也逐渐恶化。当时阿南惟茂和槙田邦彦等人多次出面劝说小泉放弃参拜靖国神社，于是被外界批评为“媚中派”，他们的言行在外务省内以及官邸内也变得不受待见。

　　小泉上台后，“旧经世会”逐渐衰落，却极力维护派阀在对华外交上的“遗产”。李登辉护照事件时，槙田邦彦多次造访自民党总部野中广务的办公室寻求“破解方策”。沈阳事件时，政坛要求阿南下台，但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均表示：“阿南大使只不过说了理所当然的话。作为中方信赖的人物，如果他下台就太遗憾了。”

　　此番“护犊之心”强化了外界对“中国学派”的不信任感，认为其无论做什么都是遵循“旧经世会”的意向，并非为了国家利益。此后，“旧经世会”通过联合公明党来维护一贯的对华政策。然而，除去民主党执政的三年，日本政坛一直由自民党的“清和会”（小泉、安倍皆为此派）统治，“中国学派”作为“不听话”的“臣子”，注定受到打压。

　　非“中国学派”难以打开局面

　　2001年日本外务省部局改组，过去的亚洲局被并入亚洲大洋洲局，除了初代局长槙田邦彦外，再无“中国学派”人员担任过此职。2006年阿南退任时，据说“法国学派”的饭村丰曾被定为后继者，但由于中日关系在小泉任上降至冰点，此时无论谁执政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于是官邸最终委派了“中国学派”的宫本雄二作为驻华大使。

　　然而，此时的“中国学派”，实力早就大不如前。外务省于2004年开始酝酿制度改革，其中外务次官被重新设定为金字塔顶端，宫本雄二顶着官邸和外务次官“两座大山”，身后的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以及中国课课长却都不是自己人，压力可想而知。

　　好在从2006年起，中日关系峰回路转。当年7月，首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访华，完成“破冰之旅”；2007年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实现“融冰之旅”；同年12月底，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被称为“迎春之旅”；2008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是为“暖春之旅”。伴随着这一轮中日首脑的高频互访，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2010年宫本大使退任，痛恨官僚主宰各省厅的民主党政权打出“政治主导”的旗帜，史无前例地任命民间人士、前伊藤忠商事社长丹羽宇一郎为驻华大使。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大国的大使是外务省官僚仕途中的美差，收入、地位与人望将大幅提高。结果这个美差被外人占去，这一消息对外务省官僚来说，无疑是巨大冲击。”当时，前日本驻黎巴嫩大使天木直人在博客中如此直言。

　　或许正因如此，当时使馆内的其他“中国学派”成员对这位“门外汉”大使并不待见，也不太提醒他作为外交官应当注意的事宜，“任由丹羽出去随便说”。有驻京日本媒体人曾向记者透露。

　　“丹羽上任之初被媒体宣传为‘极其了解中国’，但通过经商实现的‘了解’能否体现在外交上则不尽然，至少他没有与中国高层直接沟通的人脉渠道。更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野口说。

　　满腔热情、说话直爽的丹羽立刻遭遇了打击。2010年渔船冲撞事件后，钓鱼岛主权纷争一直立于台面上，2012年民主党野田政权决定实现钓鱼岛“国有化”，结果却将丹羽逼下大使之位。

　　在两国关系因为主权问题紧张之际，身为日本驻华大使的丹羽多次发表理解中国立场的言行，还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公开反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这一发言让执政党在日本国内备受指责，也令其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返回日本。

　　尽管丹羽并非“中国学派”，但由于他在“购岛”事件后呼吁中日友好，竟也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学派”。斋木解释说，“现在‘中国学派’的涵义已经超出本意，基本等同于‘媚中派’甚至‘卖国贼’的意思。有时纯粹为了批评某些官员对中国的态度才会使用。”由此开始，“中国学派”的涵义被彻底改变。

　　木寺昌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就任，风险不小。或许是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后，他在中国的言行更加谨小慎微。《凤凰周刊》记者曾在多种场合观察过他，这位和蔼、亲切、风趣的胖大叔基本只谈文化、美食、旅游，绝口不提政治。

　　近四年来，由于中日关系风雨不断，也让奔赴一线的驻华外交官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据悉，木寺是任内被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最多的驻华大使之一。不少日本外交官也多次抱怨，以前打电话可以约见中国高层干部，现在他们都不接了。几位驻华日媒记者都向本刊表示，“木寺人很好，但他对中国兴趣不大吧，尤其连‘老朋友’王毅都见不到，让他很失落。所以，他私下一直渴望去法国。不过，这样的态度正好符合安倍的期待，反正不会与自己意见有冲突。”

　　“相比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频繁会见二阶俊博、谷桓祯一、石破茂等重量级日本政治家，木寺在华时仅能见到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窘迫的状态可想而知。外务省不想用‘中国学派’的人，但是其他帮派的驻华大使又无法打开对华外交局面。”野口感叹道。

　　重挫之后，“中国学派”转向

　　2012年安倍上台后，“中国学派”势力进一步被削弱。最明显的现象是，几位“中国学派”出身的公使之后均未能得到提拔。

　　据《凤凰周刊》记者了解，“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公使堀之内秀久2014年6月直接从北京调往美国，出任洛杉矶总领事一职。另一位公使和田充广于2015年2月成为底特律领事馆总领事，两人或将都无缘对华外交。

　　也有日媒披露，2015年9月在中国举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前，“中国学派”的驻华公使远藤和也提出主张，认为日方应该派人出席阅兵式，结果招致官邸和外务省的不满。“他本来有望成为中国蒙古第一课长，结果被派到联合国政策课任课长，成了闲职人员。”

　　日本驻美公使、前上海总领事泉裕泰2016年调任回国后，不久前被任命为外务省研修所所长。“好比一个杂志的副主编调去广告部管发行。”斋木说。

　　更值得关注的是，据《产经新闻》3月25日报道，泉裕泰离任后，日本驻美大使馆30年来第一次没有了“中国学派”，而之前一般会有两三个“中国学派”。文章认为，这样做对中日关系不利，“因为现在是最应重视中国因素的时候”。

　　上述“中国学派”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前驻华公使垂秀夫。垂198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院，进入外务省后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此后在驻华大使馆以及香港总领事馆工作，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课课长。仅看经历，实属传统的晋升路线。

　　不过，由于垂秀夫与传统的“中国学派”划清界限，反而得到首相官邸的信任。很多人高度认可他的情报收集能力，有传言说由于其在华期间收集了很多对中国政府不甚友好的情报，导致其在任内“突然”被调回日本。

　　当时很多人觉得，由于失去中方的好感，垂的政治生涯或许要到头了。但恰恰相反，2013年9月，垂秀夫被调回外务省，担任被认为对华有核心决策力的官房总务课课长一职，短短几年又当上亚洲大洋洲局的二把手。如今，他更被熟稔外务省事务的记者公认为是目前“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人”。“在亚洲大洋洲局的主要职位被‘门外汉’占据之时，垂在对华事务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很可能将来会成为局长吧。”多位受访的日方人士如此评价。

　　除了能力不错以外，垂作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官，也非常善于运作人际关系。据一位驻京的日本媒体人回忆说，他深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重点要搞定内政，所以他曾专门拜见公民党和其他党派的大佬们，“得到政治家的认可，也是让自己获得高位的有利保障”。

　　一位与垂熟识的日方人士则向《凤凰周刊》评价道，垂在京都大学时师从日本著名保守派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算得上是日本在冷战之后独立思考的第一代外交官。“冷战前，日本是在东西方之间搭桥的角色；冷战后，日本过去的任务消失了，需要直接面对中国，而中国又变得这么强大。”该人士说，“大环境的改变，也让这批新的外交官变得更加现实。他们觉得，老一辈的‘中国学派’一直拿着刨子，把国家当成鱼刨成鱼片。”

　　在野口看来，垂的做法恰恰是“中国学派”重返政治中心的正确方式。“‘中国学派’应抛弃过去一味对华友好的根基，构筑综合的对华战略，以专业的汉语以及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作为武器，成为真正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只有当他们正确掌握以及探测中方的想法，并反映到首相官邸的对华政策中，才能回到外务省的中枢位置。”

　　斋木认为，近两年来，安倍一直将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作为外交的重大成绩，对于今后是否重视对华外交毋庸置疑，“官邸主导大使人事确实能够增进大使与官邸今后的直接沟通，更有助于落实安倍式的对华外交”。

　　但他也提出担心说，由于官邸对人事方面的管控严格，导致了政客和官僚的一体化。“外务省也好，财务省也好，在日本都只是官僚机构，按道理不应该牵扯进政治家的纷争之中，做好本分的事情、协助政治家就可以了。但现在，越指望被升级的官僚越努力靠近执政党的有力政客，这也是安倍政权的长期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受访者要求，斋木、野口为化名）

　　《凤凰周刊》记者／漆菲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3期总第5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