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告民政局的两个男人举办婚礼：不愿偷偷盟誓

孙文麟和胡明亮在婚礼上激动亲吻

　　没有传统誓词，没有伴郎伴娘，没有捧花，甚至连“结婚证”也是提前在街边的小店买来的——贴上两人的结婚照，签上名字，盖上“中国幸福委员会”的红印章，由父母为一对新人颁发。

　　这是两个男人的婚礼。当事人孙文麟和胡明亮是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当事人。

　　2015年6月，两人在长沙市民政局登记结婚遭拒后，状告长沙市民政局，2016年4月13日，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后，开始着手策划“100场同性婚礼接力”活动。

　　而他们自己的婚礼是第一场。

他们希望启动100场同性恋婚礼

　　100场同性恋婚礼的梦想

　　孙文麟和胡明亮的婚礼现场简单却温馨，在圆形舞台的周围，300多名观众多为陌生人。他们或是同性恋者，或是异性恋者，这一天，一起为这对新人祝福。

　　孙文麟的妈妈和胡明亮的爸爸代表双方父母出席，妈妈专门戴了墨镜。

　　下午2点半，婚礼正式开始。

　　三声钟声敲响，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奏响，新人孙文麟和胡明亮手牵手步向舞台中央。场下闪光灯闪烁，掌声雷动。

　　仪式并不复杂，由主持人介绍两人的经历，两人宣布启动“100场同性恋婚礼”，交换戒指，拥抱亲吻。

　　性格内向的胡明亮父亲是名农民，仅用默默挽着儿子的胳膊支持。孙文麟妈妈代表家长祝福发言，并鼓励更多的同性恋者站出来争取生存空间，呼吁社会给予同性恋婚姻更多支持，“如果不试着跟妈妈讲，怎么知道她一定不会理解呢？”

　　“对我们而言，每个人都有权利走适合自己的路，追求自己所定义的幸福。”孙文麟则对台下大声喊道。

　　新人的礼服熨得平整，但有些不合身。婚礼前两天，胡明亮才临时从淘宝买了西服，一套一千元，是他们婚礼其中的一大笔开销。

　　婚礼总费用不超过一万，由两人自费。场地、灯光、现场布置、物料皆由当地婚庆公司、餐饮免费提供。

　　核心策划团队包括孙文麟在内只有4人。

　　他们希望以这场婚礼作为范例，让更多同性恋者站出来举办自己的婚礼。

　　在婚礼举行前的半个月，孙文麟在网上发起众筹，目的是支持筹集举办100场同志婚礼的费用。

　　在众筹公告中，孙文麟写到：我是被称为“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的当事人孙文麟，这场在2016年4月13日长沙芙蓉区法院举行的庭审，我没有拿到理想的结果。

　　因此从法律意义上，我和我的爱人胡明亮，还不能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认的合法夫妻。尽管，我认为我们是！

　　这是我们的理想：结婚，并且是和我们身边所有的异性恋亲友一样，光明正大地结婚。

　　经过半个多月的讨论，我们有了一个更大的理想。我们想促成中国100对同志伴侣都光明正大地结婚。

　　8万元筹集金额是100场婚礼头10场婚礼的预算：计划有2场为公益场，专门寻找经济上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伴侣，帮助TA们举行婚礼。这个费用按1万一场算，需要2万。另外，10场婚礼的差旅费为2人*1500元*10场=3万。

　　目前大半个月过去了，仅筹到了1.3万元。再过13天，如果依旧筹不到8万元，所有的钱将返还给捐赠者。而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为了短时间内在更多的平台筹集更多资金，婚礼团队联系了十多家公募机构请求认领这个项目，均被拒绝。在公募机构看来，同志婚礼项目不在公益范畴之内，此前更无先例。

　　“这可能是目前国内公益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偏见，也正是我们现在要去推动改变的一个领域。”婚礼前，孙文麟在接受搜狐新闻采访时说。

婚礼上，两人牵手

　　中国同性婚姻维权第一案

　　孙文麟可以不结婚，如果婚姻制度不会具体影响到他的生存——婚后购房可立即获得政府15万元的补贴，而单身需等到30岁后才能领取；假若其中一方病危，只有亲人、婚姻伴侣才可以为对方签署病危通知书……

　　孙文麟不在乎婚姻是否能给两人的感情带来保障，因为他坚信，胡明亮将是陪伴自己走下去的伴侣。他在乎的是，一纸婚书背后的公民权利。

　　他曾在医院看到，一位年轻的拉拉（女同性恋者）病危，她的伴侣因家人阻拦而不能见到爱人最后一面。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孙文麟。

　　在遇到胡明亮之前，孙文麟是坚定的单身主义者，与过去交往的男友在一起时，他从未想过要与对方一生一世，彼时的他不信任长久的感情，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交友、玩乐。

　　胡明亮的出现，改变了他对感情的态度。在孙文麟心中，胡明亮特别淳朴、善良，像天使一样；在胡明亮心中，比自己小10岁的孙文麟则像个孩子，冲动、执着，学识广博。

　　2014年6月23日，他们起初抱着玩玩的心在网上相识，却一见钟情。

　　2015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四起同性婚姻上诉案件，时时关注世界同性恋群体新闻的孙文麟立即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期待着美国成为世界上第21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不去尝试着登记结婚呢？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胡明亮，立即获得赞同。两人把登记的日子定在了相爱周年纪念日，6月23日。

　　3天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两人在中国的申请登记失败了。虽然在意料之内，但两人不希望这么容易就放弃抵抗。这才有了造成轰动的“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同样也是在意料之内，“第一案”诉讼请求被退回。

　　孙文麟拿到的判决书，只有寥寥5页，和美国加州围绕同性婚姻“八号提案”长达十二天的庭审和三千多页的卷宗相比，显得苍白。

　　但孙文麟、胡明亮不服，他们已提起上诉，继续这场“硬仗”。他们坚信：当有人主动站出来发声时，才会有更多人站出来。而更多人的支持是他们能够取得胜利的保障。

胡明亮拥抱孙文麟的妈妈

　　母亲的谅解

　　获得家人的谅解，是孙文麟最大的收获。

　　14岁在奶奶的生日宴上出柜，回去被父亲踹翻，孙文麟心中留下了至今难以愈合的伤疤。从那时之后，家人吃饭时不再围在桌子旁边，因为一不注意就会和孙文麟争吵起来，气氛僵到连空气都可以凝固住。

　　家人的不理解令孙文麟痛苦，并一度自闭，拒绝与外界交流。只有母亲心疼他，关心他。

　　外界总是会以长辈比较保守这样的说辞来安慰他，他不认同：“我觉得是文化不友善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友善的文化，即便不了解同性恋是什么，也不会一群人去合谋欺负一个人。”

　　少年时期，他内心愤怒，却因知识匮乏而不知怎么表达。为了能够说服家人，消除外界对同性恋的偏见，他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查阅资料，然后理顺思路，说给家人听。

　　他研究出三种面对出柜对象的描述技巧：科普多元性别知识，让出柜对象认识到性别少数的身份只是再正常不过的性别身份而已；主打人权牌，强调成家的权利、身心健康的权利；分享同志们的生命故事，以唤醒对出柜对象的同理心。

　　这套方法对母亲凑效了。

　　2014年母亲节，孙文麟带着母亲来到长沙的橘子洲头。长大后，他第一次牵起母亲的手，感谢她多年来的关爱。

　　母亲手的温度让孙文麟心里涌起暖流。他郑重和母亲谈起同性恋的话题。

　　过去，尽管母亲是家里对他最为温和的人，但心中还是有疙瘩。孙文麟用他的总结的方法和母亲促膝长谈。

　　那个下午，母子关系彻底缓和。母亲开始理解儿子内心的痛苦，也明白了同性恋只是一种性取向而已。之后，她开始支持儿子领证、打官司、办婚礼。

　　作为母亲，她唯一担心的是，儿子势单力薄，会受到社会伤害。在儿子的婚礼上，她呼吁更多人站出来，并鼓励同性恋者与他们的母亲交谈。

　　随着母亲态度的转变，此前坚如磐石的父亲也开始尝试着理解儿子。

　　2015年中秋节，胡明亮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孙文麟一家人和胡明亮在外吃饭过节。饭后，孙文麟的父亲主动和胡明亮聊起天。

　　这是孙父第一次主动和胡明亮说话：“以后你们过日子，要互相照顾。”说完，回头看了眼跟在身后的孙文麟。

　　孙文麟看到，父亲的眼光变得柔软起来。

　　如今，孙文麟和胡明亮租住在长沙市的一间小公寓里。公寓简单而整洁，一面贴在墙上的大彩虹旗格外显眼，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柜子上，唯一一本《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端正地立着。

“结婚证”

　　政策倡导者

　　获得父母的谅解只是第一步，如何获得社会的认同？

　　“变态”、“恶心”，网络上对同性恋侮辱、谩骂的语言一次次刺痛孙文麟的心。

　　小的时候，孙文麟心里憋着一股气儿，但不知如何反驳。

　　随着自身成长和自我认同，他开始在网上发帖，解释同性恋不是病，劝慰出柜不顺利的伙伴。

　　在虚拟的网络中，他找到了同伴。网络让同性恋群体可以卸下面具，做真实的自己。

　　2012年，孙文麟申请做百度“出柜吧”吧主。工作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贴吧的维护上。他时常被吧友发的帖子深深震撼。例如，有个河南的姑娘曾经发帖哭诉，称母亲不接受自己是女同的事实，竟然让母亲看中的“准女婿”强奸自己。孙文麟立即回复这个姑娘，要她尽快报警，但姑娘再也没了音讯。

　　各类极端的例子让孙文麟发觉，国内同性恋群体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他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

　　他和其他吧主一起研究同性恋材料，深入地讨论相关议题；他关注吧内同伴的求助，及时回复帮忙出主意。

　　渐渐的，他发觉，只靠自己所在的小圈子来改变少数群体的现状并没有用，他需要号召更多的人加入。

　　2013年国际不再恐同日，他与100多名同性恋者举着彩虹旗进入湖南大学，引起轰动。

　　2014年11月，他和胡明亮在自己住的公寓成立“多元友善之家”同性恋茶馆，定期安排讲座、分享活动，召集志同道合之人来参与，然而才办了7个月，就迫于入不敷出关闭了纯公益性质的茶馆。

　　孙文麟有些困惑：要怎样持续而有效地为少数群体发声？

　　通过网络联系，美国同性平权婚姻之父、“婚姻自由”组织创办者埃文•沃夫森给他建议：要么让决策者自上而下地推动，要么让民意自下而上地推动。

　　孙文麟思索后，决定成为一名政策的倡导者，“要改变现状，要从改变政策开始。”

　　2014年开始，国内陆续出现同性恋维权案，从同性恋扭转治疗案件取得胜利，到起诉教育部、广电总局等部门歧视，这些先例给了孙文麟启发，于是他状告了不授予他结婚证的民政局。

　　婚礼之后，孙文麟将继续筹备“100场同志婚礼”项目，号召国内的同志伴侣接力举行同志婚礼。

  “我们不要躲躲藏藏，不要两个人悄悄许下誓言，偷偷牵手，我们不要那样的。我们要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声势浩大！”

　　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孙文麟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