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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多活等于多受罪

来源:综合 作者: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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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多活等于多受罪
 

  转载公众号剥洋葱people(微信ID:boyangcongpeople)

  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死刑犯王书金,已经在高墙里度过了11年。

  这11年,他始终在等待一个结果。他身背数起强奸杀人案,2005年被警方缉拿时,他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只是在死之前,他希望他所交代的事情,能被查清楚。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不认定呢?”这些年,王书金与辩护律师朱爱民见面时,一直问这个问题。

  正是这起发生在1994年8月5日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让王书金案变得扑朔迷离。

  该案当年已告破,21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但王书金坚持认为,自己才是真凶。

  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从此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聂案一天未决,王书金便要继续等待。

  有人说,王书金把聂树斌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但王书金说,“多活等于多受罪。”

  “这种煎熬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和承受的。”朱爱民打比方,王书金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剑,而这把剑,随时可能掉下来。

  2016年6月6日,因客观证据不足、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问题,最高法决定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再审。

  朱爱民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等聂案有结果了,王案也就快了。

  “多活等于多受罪”

  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9张床位的监室,王书金已经住了快四年。

  看守所里的人兜兜转转,他跟朱爱民说,在现在的看守所里,没有一个人待得时间比他长。

  在看守所里,他一直过得不错。因为案情特殊,他被特殊对待。他能和公安局长、看守所所长、医生直接对话;想吃什么可以和看守所所长直接反映,他能吃上别人吃不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肠。

  朱爱民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介绍,前一两年,王书金一度吃得虚胖,看守所的干警提醒他要节食。

  今年4月,最近一次会见,他发现王书金,确实瘦了,身体除了血糖有点高,没有其他毛病。

  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看电视,看守所里的大部分时光,他都用来等待一个结果。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人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的判决。

  不久,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

  朱爱民明显感觉到,拿到死刑终审判决后的半年,王书金的心态相对平静。但最近两年多,隔段时间,朱爱民就会接到磁县看守所的电话,说王书金情绪波动,坐立不安,快帮忙做做工作。

  认识王书金11年,朱爱民知道,王书金性格内向,坐立不安是他表达焦躁的方式。

  王书金曾跟朱爱民说,原以为死刑复核在2015年就应该走完程序,没想到至今没有一个结论。这让他“心里没有底”。

  王书金另一位辩护律师彭思源也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今年1月他见了书金, 王书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有些消沉,一直重复“拖的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还不认定,怎么回事?”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不认定呢?”王书金反复提出了这个问题。

  三个月后,朱爱民再次会见。王书金问他:“我从电视上看到了,中央开两会,是不是没时间管这件事情啊。光说延期,也没说啥原因。我认为这是拖时间。”

  朱爱民跟他说,有人说他把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

  王书金立刻反驳:“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多活等于多受罪。”

  “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9月17日上午10点,河北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

  黑瘦、木讷、眼睛里没有一丝灵光,他口音很重,沟通要靠翻译。

  “有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叫聂树斌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

  朱爱民跟他说,这个小伙子已经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已经执行了。

  王书金突然抬头,怔怔地看了朱爱民有5秒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陷入沉默。

  朱爱民推测,这可能是王书金第一次听到“聂树斌”这个名字。“我能感受到这对他心灵的冲击很大。”朱爱民回忆。

  几分钟后,王书金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朱爱民记得,当时,王书金可以清楚地画出现场草图。

  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警方的一次针对外来人口的治安排查中,王书金被带走。随后,他跟警方交代,自己在1994年11月至1995年农历八月间先后作案6起,其中4起强奸杀人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其中之一。

  回河北石家庄指认现场时,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得知,已经有人因为这起案件被杀。而此时,距离聂树斌被判死刑并执行,已经过去了十年。

  第一次会见,他就跟朱爱民说,他已经给自己量刑了,肯定死定了。

  2007年3月,邯郸中院的一审判决宣布,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死刑。

  让王书金觉得奇怪的是,他稳定供述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没有被认定。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高院。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有自首情节,但没有体现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犯罪是其所为的行为,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属于重大立功是错误的。

  那时候,彭思源刚刚成为王书金的辩护律师。他回忆,当时王书金急于给自己“加罪”是出于想要获得灵魂救赎的朴素心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不想到了下面,两只鬼还要打架。”彭思源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转述。

  但彭思源也承认,作为王书金辩护律师,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平反聂树斌案,可以为王书金争取到重大立功,他或许还有生的希望。

  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2007年7月31日,河北高院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两位律师却找不到王书金了。

  案件中断了六年。

  朱爱民跟高院主审法官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案子还在审理中“。

  一场审判无故中断六年,这是朱爱民执业生涯中,首次遇到这样的事。

  网上甚至传出消息,王书金已经被秘密处决了。

  2013年4月2日,朱爱民到了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在哪里,他要申请会见,得到的回复是,不知道。

  第二天,再去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被告知,不知道是被河北省调查组还是河北高院的人提走了,但不知道人在哪里。

  直到2013年6月,朱爱民和彭思源接到法官通知,案子可能再次开庭,并告知了王书金被关押在磁县看守所。

  2013年6月24日一大早,朱爱民和彭思源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六年不见,王书金白了、胖了、口音没有以前重了,精神状态不错。“六年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见到律师,终于可以有人讲讲心里话了。”彭思源回忆,见到两位律师,王书金还有点激动。

  他跟两位律师回忆,这六年,他曾辗转河北省内包括石家庄、邢台等在内的多个看守所,分别停留个把月,再换到地方。最终,2012年7月16日,到了磁县看守所。

  他跟律师说,这中间,被相关工作组要求翻供,不要“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对方说,如果他翻供,就给他的同居女友和两个孩子办低保。

  据媒体报道,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河北王”张越曾直接坐镇邯郸,住了三天,在场外指导王书金二审,让王书金翻供。

  这中间,王书金的态度有过反复。但再次见到律师,王书金一口咬定,他才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

  这一坚持延续到6月25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的庭审出现了中国诉讼史上罕见的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行为正是本方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

  法院维持了原来的判决。2013年9月27日,终审判决书送到王书金手里时,朱爱民记得,王书金签字的手在发抖。

  那一次,朱爱民从王书金的脸上看到了不解和疑问。但他记得,2005年第一次会见时,王书金的脸上分明是如释重负后的坦然和淡定。

  彭思源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总结,最开始,王书金面对死刑还很坦然,越往后拖,心态反而不那么正常了。

  “从魔鬼变回人形”

  与“王书金案”捆绑在一起的“聂树斌案”也因受到各方阻力,迟迟没有进展。

  聂案律师李树亭博客中回忆,聂案取证过程中的层层阻力曾让自己绝望,一度通过短期出家调节抑郁。

  查阅案卷材料也屡屡碰壁,由于没有判决书,聂家数次申诉被河北高院拒绝。后来,李树亭做工作从死者康某的家人处获得判决书,才得以立案。

  2014年12月12日,王书金案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期间,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

  王书金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个消息。“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真能等到那个案子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跟律师会见时,他有点欣喜。他知道,聂树斌的案子弄清楚了,他的案子也就快了。

  但山东高院的复查先后经历四次延期,前后长达一年半。王书金的死刑复核也因此悬而未决。

  在2015年4月底的复查听证会上,河北原办案单位代表做出辩解,称“程序上有瑕疵”,不影响聂树斌的犯罪事实。

  “现在看守所里有一个人在死刑复核了,他现在不吃饭。”2015年2月2日下午,朱爱民会见时,王书金无意间说道。

  朱爱民问他,那你呢,如果死刑复核下来了,你怎么办。

  王书金说,那有啥,都已经这样了,而且这么多年了,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王书金曾多次和两位律师提到,如果那一天到了,他最放不下自己的女儿。

  从河北逃亡到河南荥阳的十年,王书金认识了一位女友,并育有一儿一女。女儿2000年出生,童年几乎都是和王书金一起度过的。

  王书金案发后,女友带着孩子改嫁。朱爱民曾和王书金女友提到,等以后孩子长大了,可以带他们来看看。但对方回,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

  11年,没有家人来看过王书金,也没有送过一分钱或者一件衣服。王书金自己也知道,他以前做的事情,让家人“抬不起头”。当年回老家指认现场,村民纷纷拿东西砸他骂他。在乡亲们眼中他是杀人恶魔。

  2013年7月,彭思源曾去老家河北广平南寺郎固村寻找王书金的家人,对方都避而不见。

  彭思源辗转找到了王书金的一个侄子,对方只撇下一句话就走了,“如果需要见最后一面,我们可能会去。”

  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王书金只能通过照片来排遣。2013年7月,彭思源到王书金老家拍了故居照片,又找到儿女拍了合影。他特意把儿女的合影洗成了三寸,方便王书金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翻翻。

  回想过去的十一年,朱爱民觉得,王书金从魔鬼逐渐变回了人形。

  接到最高院提审、再审聂树斌案通知书之后, 72岁的张焕枝老泪纵横,觉得“这些年没有白努力”。

  她对王书金的感情更加复杂。

  “我恨,如果他没有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儿子聂树斌;我也感激,因为他敢于承认。”6月11日,提到王书金时,张焕枝提高声调,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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