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如何干扰审查？有人放话称断财政供应

　　几天前，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被双开，中纪委的通报中有这样一句话，常小兵“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中央专项巡视工作”。笔者发现，“干扰巡视”、“对抗组织审查”这样的字眼，在今年落马官员的情况通报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落马官员们采用的对抗手段，既包括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技侦手段，也有制造麻烦、销毁材料等心机术，还不乏恐吓威胁等黑色手段。那么，他们的对抗行为会不会“罪加一等”？不管怎样费尽心机，纸是包不住火的，狐狸尾巴还是会露出来的。

　　五花八门或明或暗的歪招有哪些？

　　在一些案例中，贪腐官员的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会故意刁难、暗中施压、甚至动手威胁，让巡视工作陷入被动，妄图逼迫办案人员“知难而退”，殊不知，这恰恰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于自递举报信。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虽然多样，但无非是对内构筑攻守同盟，对外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具体而言大致有五种招数。

　　招数一是“搞同盟”

　　官员与利益相关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妄图统一口径，躲避追查，其实这样的“同盟”非常脆弱，在很多案件中，行贿者对每一笔款项都熟记于心，一旦官员被查，便会和盘托出。

　　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安徽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为掩盖多起违纪事实真相，与多人串通，编造虚假还款协议和催款、承诺还款手机短信，统一口径，对抗组织审查。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原副总裁李军(副局级)以投资理财为名，向一金姓私企老板“借款”500万元。几年后，得知组织在调查自己，李军找来金某，编造共同理财的统一口径，制作备忘录，并将500万元汇入金某账户。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受贿事实。

　　招数二是“放狠话”

　　“再查，我断了你们的财政供应！”这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的狠话。当云南省委巡视组到区县巡视时，他很不以为然，还抱怨查案影响了当地的形象。

　　杨红卫人送绰号“吸毒州长”，担心自己的贪腐问题浮出水面，竟要求公安人员去调查巡视组人员，“怎么他们来了这里，我们发生的盗窃案这么多？”

　　湖北武汉发改委原主任吴清的态度同样异常强硬。在面对巡视组约谈时，他竟然拍桌子说狠话，出口伤人、对抗组织。

　　这种态度说明了什么？一则是心虚，色厉内荏，生怕自己的问题被查出来；二来是跋扈惯了，根本不把巡视组放在眼里。

　　招数三是“耍心眼”

　　找人说情、借“上头”对巡视组施压是被调查人常用的伎俩。江西省委第四巡视组在对江西德兴市原市委书记何金铭展开调查后，何金铭利用自己人脉广的优势，试图找关系疏通。

　　巡视组不断接到何金铭的亲朋好友打来的电话，其中甚至包括巡视组主要领导的老上级、老领导，要求巡视组给予“关照”，也有人建议缓一缓。

　　虽然巡视组面临多重压力，但他们还是将何金铭的问题反映上去。后来，何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11年。

　　类似的歪心思并非个案。在西南林业大学一学院，四年的财务凭证居然“被打扫卫生的人当废纸收走了”，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学院院长樊某的贪污行为。

　　巡视组当即组织力量调阅全部财务资料，并协调两位审计干部参与巡视，发现樊某涉嫌贪污的公款数额巨大。

　　招数四是“上手段”

　　巡视组在天津收到大量举报材料，都指向长期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的武长顺。他不仅借中央领导名义威胁巡视组，还用手中握有的公安的特殊侦查手段，干扰巡视。

　　为防止手机、会议被监听，巡视组在开会过程中故意打开收音机、制造干扰。为了确保举报人的安全，巡视组还嘱咐举报人更换手机卡。到巡视组接受约谈时，举报人甚至一路更换三次车牌。

　　其实，除了问题官员用职权给巡视组“制造麻烦”，一些躲在暗处的威胁行径与黑恶势力无异。

　　中纪委原常委祁培文在某省巡视时，收到恐吓信，“这个地方没有你做的事儿，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

　　祁培文说，中纪委在案件调查中遇到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安全问题的确需要考虑”。

　　招数五是“设障碍”

　　中央巡视组进驻河南后，驻地郑州市黄河迎宾馆门口，围满了来自河南各地的公务员，大约百人，轮流在宾馆门口蹲守，目的是为拦截本辖区内想向巡视组反映情况的人。

　　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副厅级以上官员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而这些人的行为说明，有更大的官在害怕什么。

　　最终，巡视组发现了驻马店原市委书记刘国庆、开封原市委书记刘长春等人的违纪违法线索。

　　还有些人则使一些“天真可笑”的招数。王维绪是黑龙江省委第五专项巡视组组长，他所在的巡视组巡视了十多个单位，也没少吃“苦头”：有的入驻单位为了刁难巡视组，就在饭菜上动手脚，“不是特别咸就是特别辣，让你吃不下去。”

　　有的单位会在办公环境方面设障碍,“不是电锯响,就是刷油漆,让你待不下去”。

　　性质很明确：对抗审查系违反政治纪律行为

　　据统计，中纪委2015年的通报情况中，“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一共43例，上半年仅有5例，下半年为38起。

　　2016年，这一表述开始密集出现，仅上半年就达54例，超过去年总和。这些被通报的落马官员中，省部级的“大老虎”的数量“可观”，2015年中有14人，今年上半年有12人，占比在两三成。

　　妄想通过这些手段让巡视组鸣金收兵，无疑是痴心妄想，这无异于自我暴露——若是心中没鬼，还怕查吗？那么，究竟什么是“对抗组织审查”？

　　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三)包庇同案人员的；(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的基本义务。有的党员干部在被组织调查后，通过转移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组织相关涉案人外逃、打探案情等方式，企图逃避组织调查。根据新《条例》，这类行为应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今年6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解读如何认定、处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文章举了某市市委书记肖某的例子。肖某，中共党员，A省C市市委书记。2016年1月，肖某在其收受他人房产的行为被组织调查后，为掩盖其严重违纪问题，与其家属商量，将该房产抓紧出售，多次向有关私营企业主（曾向肖某行贿）打探组织是否找他们谈话核实，并与相关人员串供，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将部分赃物转移至亲友处藏匿。同年4月，肖某被组织立案审查。肖某的行为构成对抗组织审查行为，已违反政治纪律，应追究其纪律责任。

　　而老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年12月31日）则规定：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的……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可见，这里存在一个新旧条例的演变过程，旧条例并未将之规定为独立的违纪行为。那么，具体案件中，是按新条例认定，还是旧条例？

　　对此，如果被审查人的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全部发生在2016年1月1日前，可作为从重或加重处分的情节认定；如果其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发生或延续至2016年1月1日后，对该行为应单独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与其他违纪行为合并处理。

　　当然，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不一定非要发生在审查开始之后。比如，某官员在收受他人钱款后，为防备日后可能被组织查处，与送钱人签订了虚假的借款协议，这种行为也属于对抗组织审查。

　　不过，党员正常行使申辩、申诉权利，并非对抗审查。比如，被审查人在接受组织审查时，对违纪事实、行为性质等提出的合理辩解，不属于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组织应该认真听取；如果由于存在思想顾虑或畏惧心理，谈话初期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但经思想教育后能够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如实交代问题的，也不宜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来源：上海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