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中国劳工的和解之路

　　《香港凤凰周刊》记者/ 漆菲 特约撰稿／杨翔宇

　　尊重劳工本人的选择，是赞成和解与坚持诉讼的律师的共识。谁也无法忍心让这些迟暮的老人，继续留在这场“比赛”里追逐。

　　6月1日上午10时许，北京长富宫饭店，中日民间正在举行一场签字仪式。

　　仪式中的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前后不到一小时，气氛也没有多么热烈，反而有些拘谨。与一般的外事活动不同，该仪式没有官方出席，没有领导讲话，更奇怪的是，主办方连一家媒体也没有邀请。

　　出席的日方人员是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下称三菱材料）的代表，中方人员是3名中国幸存劳工代表，以及帮助他们的中日两国律师和民间其他相关人士。

　　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三菱材料“诚实承认存在中国劳工的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向受害者及遗属表示“深刻反省”和“深深道歉”，并承诺，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围绕中国劳工被强征问题，日方企业与受害者以缔结文书的方式和解还是首次，加之受害者方面的对象为3765人，因而将创下日企战后最大规模赔偿数额纪录。

　　这一刻，这3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人，足足等了70年。就在该协议签署不久后，6月15日，山东又找到了20多名劳工遗属代表同意和解。

　　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并不愿接受和解。6月30日，48名劳工幸存者以及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赔偿诉讼，使状告三菱的劳工人数增加到117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希望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合力”促成三菱低头

　　据日本外务省资料显示，1943年-1945年，有至少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强制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这当中，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其中的3765名。其中722人最后死在日本。据三菱方面介绍，此次和解的对象曾在北海道的美呗煤矿、福冈县的胜田煤矿等10处被强迫劳动。然而，在三菱所记载的这3000多人当中，目前共找到1000多名幸存劳工和遗属，其中尚健在的劳工仅剩下十余人。

　　早在2009年，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团就正式向日本加害企业递交律师函并提出要求：承认侵害事实，派出代表就侵害中国二战劳工人权一事，与中国二战劳工联谊会和中国二战劳工法律援助代表进行认罪和赔偿协商。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向《凤凰周刊》表示，这次和解的背后，一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二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这也让民间对日申诉有了更大的空间。

　　在1991年外交部写给童增所在机构的相关回执中，结尾处清楚表示：“包括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在内的联合声明的各项条款是我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具有法律效益，我国政府不宜对日重提战争赔偿要求”。但到了2004年，回执结尾处变成了“国际上对民间索赔问题并无定论，我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外交交涉力度，侧重从政治和道义角度施压，敦促日方尽快妥善处理有关战争遗留问题”。

　　不过，直到三菱材料公司向美国劳工谢罪，中方律师们才真正看到了希望。

　　2015年7月19日，三菱材料外部董事冈本行夫及多名高管，代表该公司在美国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向二战期间曾被日军俘虏并强迫进入矿山劳动的美国战俘劳工代表詹姆斯·墨菲正式道歉。这也让三菱材料成为首家对战争时期奴役战俘行为进行道歉的日本公司。

　　当时谈及中国幸存劳工于2014年在北京成功起诉三菱的案子时，冈本说，“我们正尽最大努力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协议。”

　　此外，据童增介绍，上海“中威船案”在2014年的进展——当时日本三井公司认为中国法院绝不可能强制执行，因为会影响中日关系，结果，中国法院最终把三井公司的一条船给扣押了，这对三菱公司触动很大；还有中国律师康健、孙靖、邓建国、付强、潘国平等分别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法院对三菱公司提起诉讼。“这些合力作用下，让三菱最终选择低头谢罪。”

　　这其中也少不了日本律师的帮助。长期为中国劳工诉讼进行法律帮助的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告诉《凤凰周刊》,目前为中国劳工提供帮助的日本律师超过100人。

围绕二战期间强掳中国劳工问题，受害者团体与三菱材料公司达成历史性和解。图为2016年6月1日下午，受害者团体成员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记者会。

　　相对“完整”的谢罪

　　此次与三菱材料达成和解的，是“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及遗属联谊会”（下称“劳工联谊会”）等5个团体。早在三菱材料高管向美军战俘劳工道歉之前，中方代表就与该公司开始交涉了，只是谈判中诸多因素影响了交涉进度，如三菱公司的谢罪文就反复修改和补充，直到2015年7月形成初稿。

　　最后呈现的谢罪文不长，翻译成中文仅400余字，但其出台却一波三折。为了这次的谢罪，“劳工联谊会”的孙靖律师和朱春立女士，带着中国受害劳工的委托书和证明材料，亲赴日本与三菱公司进行多次交涉。

　　去年8月，受害者团体宣布接受和解，但之后有部分受害者团体在中国提起诉讼并退出谈判，同时中方基金接收方的选定工作也遭遇到了困难，所以，历时10个月才签署了相关文件。

　　有知情人士向《凤凰周刊》透露，当时许多人盯上了中方的这个基金，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劳工联谊会”以及中方多名律师觉得这应该给劳工或其亲属。“律师的报酬该给得给，但必须经过人家受害者的同意，商量一个合适的数目。”

　　朱春立则毫不客气地点出要害。时间延迟“来自于双方面的问题，不仅是三菱的，还有中方内部的。中方管理委员会的构成成员有不同意见，花了不少时间来协调”。在她看来，不是中国劳工自己要分裂，而是他们容易被别人分裂。“拖到现在，其实很遗憾。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提前一年，我个人觉得毫无问题。”

　　几位中方受访者也认为，如果能在三菱对美国道歉之前达成和解，效果会更加显著。

　　不过，即便有些纠葛，大部分人依然对这次的和解予以高度评价。此前无论是2000年的花岗和解，还是2009年西松建设的和解，一定程度上都不算有明确的谢罪表示，所以，难以得到广泛认可。

　　2000年11月，“花冈事件”中国劳工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与被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并赔偿5亿日元。

　　虽然花冈和解在日本被视作突破，但在国内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更多的劳工甚至认为自己“被骗”。这是因为鹿岛公司在和解声明中写明：“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同时，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着放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对鹿岛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

　　2009年10月23日，以谢罪、出资2.5亿日元设立受害补偿信托基金等为条件，西松建设公司与中国原告达成和解。这次的进步是，西松建设最终在和解条款中使用了“补偿”这一说法。但诉“西松”的部分中国劳工的代理律师康健并不满意“和解案”中的部分条款。

　　此次和解达成后，三菱受害劳工统一交涉团代理人、旅日侨胞林伯耀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大型企业承认历史过错、向受害者道歉值得肯定。和解案达成对日本社会正视历史的推动作用值得期待，甚至值得写入教科书。”

　　“三菱材料公司这次的谢罪以及和解，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积极的。毕竟，日本这么大的企业，这种谢罪方式还是头一次。”童增解释说，从国际观念上讲，谢罪有几种形式，一种是肢体动作，比如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他没说什么，没写什么，但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他的诚意；第二种是书面道歉；第三种是口头道歉，比如三菱不久前在美国的道歉。“这次在北京，三菱材料方面既有书面又有口头道歉，肢体动作上也有所表现。”

　　“如果要说遗憾，应该说我没看到（日本人常有的）深鞠躬，差那么一点儿。”童增戏谑道。

　　2002年开始关注劳工索赔问题的北京天铎事务所律师闫欣直言，在当前形势下，与日本企业达成和解是上策。“2007年4月，日本最高裁判对中国劳工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侵权案作出终审判决以后，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诉讼维权之门被关死。而在国内诉讼会有很多法律障碍，目前法院态度也不明朗。日本企业是强掳劳工事件的责任人之一，但不是劳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实际上不可能代替日本政府承担全部赔偿负责，索赔的事情长期拖下去对中国劳工没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我们谴责、批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侵华罪行，声讨当年的日本政府，不是要与现在的日本企业为敌，也不是要仇恨现在的日本企业。”闫欣说。

2016年6月1日下午，两位三菱受害劳工家属带着已逝家人的遗像来到三菱新闻发布会场外，要求进入会场。他们对之前没有得到上午举行道歉仪式的通知表达不满。

　　劳工：求最大公约数

　　6月1日，三菱举行的和解仪式，作为与会者的闫欣向《凤凰周刊》提及，仪式现场桌子的摆放、代表的坐序，“有点像当年中日两国，日军在南京的受降仪式”。

　　这一天，三位曾被强制掳往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96岁的阚顺（由女儿作代表）、89岁的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代表所有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意与其和解的被掳劳工及遗属，与该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协议。

　　三菱材料称，该公司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该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的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深切的哀悼。

　　谢罪、支付、立碑、设基金——在很多人看来，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此次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听到三菱谢罪的消息后，96岁的唐山老人阚顺号啕大哭。他拖着浓重的唐山口音对女儿阚翠花说：“忒高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由于阚顺年事已高，6月1日，阚翠花代替父亲从唐山赶到北京，参加当天的和解仪式。这位皮肤黝黑、身形健硕的唐山大姐，在三菱公司的镁光灯前笑意盈盈，和另两位劳工以及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代表的手紧握在一起。

　　仪式现场，三菱企业的代表鞠躬致歉，阚翠花说，挺诚恳的。她用族系宗亲关系打了个比方——人家前辈造的孽，后辈来承担，“他们也气愤祖辈做的这个事儿”。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下午。在长富宫饭店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基本由日方安排所有的流程，参加的媒体也大部分是日本媒体。记者会开到一半，突然有五六个劳工亲属抱着照片冲了进来，站在最后方，一度把会场冲乱了。参会的一位日媒记者向《凤凰周刊》透露，本以为是不同意和解的派别，结果发现其实也是同意和解的，“因为他们上午没参加，以为下午是道歉仪式呢，所以对安排表示不满”。

　　对于三菱支付的10万元，阚大姐毫不犹豫地回复：“这钱不多！”她补充说，其实之前，她和许多劳工及遗属都不同意和解，还参加了向三菱公司提起的诉讼，要求支付的数额是40万。为此，2012年，她还专门前往东京与日方人员进行协商。

　　但后来，阚翠花还是同意接受这笔钱。二十多年来，这些劳工和律师把数个日企告上法庭，一审败了，二审再败，最后终审还是败。这些索赔诉讼，就像无休止的试错，证明在日诉讼行不通，让她和不少人开始产生动摇。

　　不过，阚翠花也强调，“我们主要受到的是日本政府的迫害，如今，三菱道歉了，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我们将继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赔礼道歉。”

　　“现在父亲都96岁了。”阚翠花在采访中频繁提及父亲的年纪。当年被掳到日本做劳工，在大雪天里，阚顺被逼迫光着脚，将1米厚的雪踩平以便汽车通过，这让他落下了病根，现在每逢冬天，他的脚就会皲裂。如果再坚持诉讼，不说是老父亲，连六十多岁的自己，也不见得能等到胜诉。时间的重压下，他们不得不抛开更多的诉求，求得眼下可得的最大公约数。“他们谢罪了，我们也就认了。”

　　更多的人，则在年轻时的身心迫害、年老时的索赔等待中，走完了一生。朱春立讲述了刘江清（音）老人的故事。刘江清年轻时被掳到日本，回来后生活全靠亲戚接济和低保，无儿无女。去年12月他们去看老人时，老人还把劳工联谊会的人送到村口，“他很期待，期待一个道歉。”今年5月再去看老人，却发觉大门紧锁，人走了。几天后，三菱正式谢罪道歉。“就差几天啊！”朱春立说到此处，有些哽咽。

　　现实的选择还是“虚伪的闹剧”

　　尽管大部分寻求赔偿的劳工受害者已经接受三菱的赔偿方案，但一部分劳工仍然坚持诉讼道路，不接受三菱的道歉和10万元。在坚持诉讼的劳工花名册上，有人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下，“一起告壮（状）”。

　　积极推动和解的闫欣律师自2002年加入全国律协设立的对日索赔小组。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二战劳工败诉，意味着中国劳工委托日本律师诉讼的路子“彻底堵死了”。消息传来，闫欣感慨道，“诉讼之路难以走通时，可以说和解是现实的选择。”

　　闫欣把媒体对此次三菱和解事件的报道做了剪报，不到一周便有了厚厚一叠。这些剪报中，他看到了国内和日本媒体对此次和解的积极评价，有的称之为“历史性”事件，有的用“首次”“最多”“最大”等词语修辞。他也注意到，在这之间出现的负面声音，其中大概指斥声音最强烈的，来自于他的同行——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康健律师。这两位前后相隔六年加入劳工索赔问题的律师，对于包括法律在内的许多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康健于1996年加入到二战劳工问题的索赔中，是数件案件的辅佐人和代理律师，算是劳工索赔案绝对的功臣。然而，由于她带领的劳工退出了和解，因此没能参加6月1日举行的和解仪式。这位中年女律师身形瘦小，说话却像连珠炮，她在和解仪式举行后的次日接受采访时说：“所谓和解缺乏诚意，谢罪空洞、虚伪，”她甚至直接下了个定义，“那天的记者会，就是表演，是一场闹剧！”

　　康健则连用几个“回避”来证实她的观点：三菱公司回避了战争时候公司与日本政府合谋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回避了奴役并对劳工造成重大侵害的事实；回避了它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康健称，“日文的‘使用者’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雇主，我什么时候跟你是雇佣关系了？‘死难’多少人，那交通事故也可以叫‘死难’。”康健认为，三菱公司在和解协议中玩弄文字游戏，表面看有“谢罪”的字样，但对于事实上还是暧昧的表述。

　　此次和解中，最具争议的无疑是“作为谢罪之表示，向达成和解的原劳工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措辞。

　　尽管诸多大陆媒体均称“赔偿金10万”，但推动和解的朱春立女士表示，“赔偿金”一词似乎在10万和劳工的生命中间划了个等号，是残忍不负责的，“700多人死在他们那里，一人10万就赔偿了？”经她翻译的新闻通稿上，10万元的定语是七个字——“作为谢罪之表示”。

　　闫欣则觉得，叫赔偿、补偿没有太大本质区别，“关键看钱给的多少”，他举例说，“如果补偿10万，赔偿1万，哪个更能体现赔偿的意义？”闫欣估算，如果按照3700多人，每人10万元计算，三菱公司大概要为此支付3.7亿多元人民币，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他还对比了之前的花冈和西松建设的两起和解，这两家日本公司分别在2000年和2010年向劳工受害者支付了2万和5万人民币。现在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愿意支付10万，金额已经数倍于两家公司。“在主张赔偿金额的问题上，既要考虑可能性，又要考虑可行性。”

　　康健则认为，这10万元既不是赔偿，也不是补偿，“如果真要和解，应该真诚道歉，金额问题多点少点那是另外一回事”。

　　2014年2月26日，作为本案诉讼律师团成员之一，康健与35名劳工遗属、2名幸存劳工，一起走进北京市一中院提交起诉状。其中一名幸存劳工、88岁的张世杰被记者团团围住，以至于不得不有人替他开道。有记者问他，“您现在的心愿是什么呢？”，老人回道，“最好叫日本人赔偿。”赔多少？康健在起诉状里写到，“每位100万。”

　　100万是不是漫天要价？康健不这样认为。她以自己当时在日本提起的诉讼的判决结果说，在曾经的一审或者二审胜诉时，日本法院曾判决补偿1100万日元（约合70万-80万人民币），虽然最后三审时驳回了这1100万日元，但曾经的胜利让她胸有成竹。

　　面对与时间赛跑的比赛，支持和解的一方认为，比起打赢这场比赛，场外的和解也有同样的意义。如果继续诉讼，哪怕最后官司赢了，人却已经不在了，意义也会有所欠缺。但只要有一个劳工活着，听着日本人的谢罪，意义就不一样。

　　闫欣觉得，三菱的这套道歉模式是可以走下去的，未来可以走得更好一点——更能体现正义，赔偿得更充实，更注重实际内容。三菱材料公司面对的中国劳工最多，这家公司如果能和解、并且和解了，其他日本企业如果要和解可能会相对容易些。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和解，其全面完成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和解的对象包括3765人，但是现阶段只掌握了不到20名的幸存劳工和1000多名遗属。三菱材料表示，将出资2亿日元（约1300万人民币），借助中方劳工团体的帮助去寻找并确认其余的受害劳工。

　　尽管有当时的名册存留下来，但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处于交战时期，很多劳工为了避免让自己和家人陷入危险，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和籍贯地址。据悉，三菱材料将会花五年时间进行身份认定。而对于赔偿款的分配，据相关律师透露，三菱的赔偿款会交给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基金会，在对受害者或其亲属的身份和银行账号进行查实后，最终通过基金会发放到劳工或其亲属。“基本上会找到一批人，发放一批，基金会也会选择独立的第三方，日方并不负责确认受益人。”闫欣说。

　　据小野寺律师透露，基金会里面具体有哪些成员还没有确定。现阶段，劳工遗属是利害关系人，很难公正、中立地推进和解的各项活动和从事认定调查。基金会有可能包括一些律师权威人士，或者各个团体推荐的代理人，当然，三菱方面的人也可能参与。

　　能让赞成和解与坚持诉讼的律师达成共识的，是尊重劳工本人的选择。因为谁也无法忍心让这些迟暮的老人，继续留在这场“比赛”里追逐。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终场哨响，球场已空无一人。

　　在最早提出对日索赔理念的童增的公司里，堆满了各地受害者寄来的信件，大小纸箱层层叠叠。如今大部分的信件都被扫描上传到一个名为“10000个正义的呼声”的网站。有人在信中说，许多发誓要对日索赔到最后一刻的劳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再等几年，还能继续呐喊的，可能也只有这些发黄薄透的纸页了。

　　2016年6月3日，二战日本中国被掳劳工受害者支援团体的成员平野伸人（左）在长崎市介绍与三菱材料公司达成和解的情况，表示为把真相告诉后人，将在长崎县内岛上竖立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