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分流的计生干部：有的转干扶贫 有的回家生二胎

　　张辰刚开始做计生工作时，他老家的阿姨碰面就毫不客气，“你怎么还干上这种事儿了？”

　　陈染从1987年开始做计生，那时计划生育抓得最紧。妻子就常常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得罪人又捞不着好的活？”杜丽丽也在入行前被父母嘱咐，“你小女孩的，不能使劲地对人家。”

　　200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被称为计生执法的一个转折点，明确规定“七不准、八严禁”，从而规范基层计生的执法手段。同年，国家计生委泰安人口学校并入泰山医学院。

　　“按照条文，工作简直一条都干不动”，张辰的同事们常陷入矛盾，不许强制，就得软硬兼施做思想工作。

　　“刚工作时，跟老百姓打交道多，工作压力大。”张辰回忆，有次和同事一起上村民家里征收社会抚养费，被村民乱石相向；起早贪黑更是家常便饭，“平常的时间哪能找到人呢？”他苦笑说。

　　有次他骑摩托车去村里，经过一条小河，看着也不深，但当时下雨，水势就变大了。车顺着水流的方向调转了90度，越陷越深，车的排气筒就被淹了，没法发动了。退潮了之后变速箱进水，发动机出来的油全变白了。他眼巴巴在河里等了好久，才遇到人帮他一起把车推出去。但找人帮忙，他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计生的。

　　到了2004年，张辰所在的县争创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那年，他眼见下辖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当了几十年计生干部，拿着每月三百多块钱工资，在与村民的调解过程中累到晕厥。

　　“不是检查就是备查”

　　让张辰最头疼的还是频繁的上级检查。

　　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是指违反计生规定的乡镇、县失去评优资格，领导干部没有提拔机会。在张辰看来，该制度“本意是促进领导重视这个工作，但发展到后来，有的乡镇为了排名靠前，穷尽一切手段。”

　　张辰说，查访员会填一个本子叫查访本，2004年改称访视本，2010年又变成访查本，“访”放在前是为了体现由检查变成服务，但记录的内容不变，还是所辖的育龄妇女的经情和孕情：“我比较早包的一个村，有370个孕妇，（要求）一个人一天去每个妇女那问一趟这个（经情和孕情）”。

　　此外，张辰所供职的乡镇上，16岁至49岁的适孕妇女接近一万多人，完成一次进站查体需要两个月，刚上班时一年上级检查两次，花上四个月到半年。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有个场景，村干部对49岁的村妇说，现在条件好了，49岁还能生，得经常来查。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为了凑人数，有时计生干部不得不让高龄产妇频繁查体。

　　妇女进站检查需要按指纹，乡镇的指纹录入率高，说明进站率高，得分就高。但应对检查的方式很简单，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指纹录入，系统不会查重。

　　在杜丽丽看来，张辰工作比较较真，跟学习严谨的统计有关。“他为人比较实在，一旦在报表中发现些问题会较真，有次领导近乎恳求他通融，‘能不能给我留点脸？"

　　问张辰如何面对自己亲戚的说情，他笑着想了想说，“如果亲戚违法超生了，顶多罚钱时多宽限他两天准备钱。”

　　但他工作中有时也会陷入操作上的尴尬，“比如市计生委接到一个举报，当地某人涉嫌违法怀孕。给你20天时间落实。落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证明他有，或者证明没有，当时下通知还有句话，到期不能落实，按有对待，就类似疑罪从有。”

　　“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如今，张辰所在乡镇仍然面对上级检查的压力，但检查很快从计生转向了其他“重点工作”：禁烧秸秆、低保实地调查、残疾人网上平台录入等——“全面二孩”后不再需要那么多计生干部。

　　全国计生干部队伍有多大？

　　据《南方周末》报道，《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共有约50万名工作人员。原国家计生委公布的《国人口发〔2009〕5号》文件显示，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服务员）和600万名村（居）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

　　随着30年来最严的计生政策画上句号，百万计生队伍也在分流。

　　此前，一个村的计生工作通常由一个专职主任和一个查访员来完成，放开二孩后，多数村只剩下一个专职主任来处理日常工作。而张辰此前供职十余年的计生办里，今年春节后陆续分流了一半人，剩下的都是妇女，杜丽丽留下来做了计生办主任。

　　7月15日午后，计生办里有六七个工位空着，只有杜丽丽忙忙碌碌，“有些女职工跑去生二胎了，我一个人就有些忙不过来，原来批二胎证，现在批三胎证。”36岁的她指着办公室门前的小面包车说，“我19岁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天去村里抓超生，车轱辘都快磨平了，现在，车就摊着。”

　　但在与张辰工作乡镇相邻的开发区计生办主任向华看来，可以让生二胎，计生工作矛盾只是稍减轻一些，“农村里有人觉得，政策放松就是生育得到解放了。（计生）难的还是社会抚养费征收。”

　　村计生干部徐良燕自认为把村里摸的熟，但多数时候，她还是找不到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张辰把这归因为流动人口的加剧，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也有人从外地移民至此逃避计生。流动人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配合管理，但各省各地管理上不一致。

　　但考核计生工作多年的“一票否决制”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向华说，“以前是达不到就不行，像合法生育率啊，性别比啊，现在不再提这种问题。靠个别数字来评判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科学的。现在国家都不是只讲GDP了，一个数字哪能代表一个地方的工作成绩？”

　　“起码阶段性高压计生的时代过去了。”陈染说，他是张辰刚参加计生工作时的计生办主任，分流后现在担任乡镇信访办主任。与张辰一样被分流出来的其他七个同事，有的去做了管理区（乡镇中某几个村组成的社区）干部，据说今年主要工作是“精准扶贫”。

　　过去，如果生养独生子女，在村里还要上台戴小红花。但很快，没有人愿意看到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孩子还是要生，小红花便对人失去了精神鼓舞。

　　“随着农村人外出打工，养育孩子的成本变高，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从多生多养到优生优育，中国差不多花了三十年时间。”杜丽丽说。

　　“很多人可能以为，现在生育率低了，计划生育服务是不是不要了，应该说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计划服务，让人们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比如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么办？我想要孩子怎么办？从以前的计划生育转变成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应该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为中心。”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去年7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

　　事实上，杜丽丽的工作早已不止是控制人口，还有抓出生性别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扶助等，“乡镇的其他重点工作大家也都得出力”。而村计生干部徐良燕，现在除了计生之外还管大大小小的村中事务。

　　在杜丽丽看来，现在的计生工作跟过去相比，更强调服务属性，“原先这个二孩要审批，批证。现在不叫生育证了，叫生育服务手册，怀孕了及时上报，孕期还可以去妇保院参加孕期保健。国家免费提供叶酸给孕妇，在孕前4至6个月就开始服用，防止胎儿神经畸形。妇女生产后，我们要发放信息卡给她，还需要通知她们服务事项和具体时间。”

　　前几天，张辰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一篇阅读超过10万次的文章，关于节育环对妇女的坑害。他忍不住与人辩论了避孕节育和阶段性人口控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我现在特别反对人们用现在的形势来评判以前的工作。原来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并不是错的，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张辰反复向澎湃新闻表达这一想法。

　　张辰曾在学校担任过广播站站长，在他看来，计生政策的调整就像广播调音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调声音或者调灯，一下子变大，一下子打亮，都是很不当的操作。你想机器正运行，咯噔一下子没声音了不好，应该让它逐渐变小变没。”

　　“已经放开了，但步子不能一下迈太大。” 他带着期待，望了望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