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外的卡斯特罗：马尔克斯笔下的古巴革命领袖

　　推荐语：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享年90岁。作为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卡斯特罗的生平可以说是古巴的传奇。今年4月19日，卡斯特罗进行告别演说。“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革命者卡斯特罗。一个时代落幕。

　　权力是孤独的，美好生活的杀手。《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私交甚笃，他看到了活生生的权力的孤独，又感受到为大人物排解这种孤独的荣耀和满足。

　　他写卡斯特罗：有几次，他回忆起过去，在乡村的牧场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分开的恋人，那些他或许可以从生活中获得的东西。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用一把小匙缓慢地吃香草型的冰激淋的时候，我发现他被如此众多的人民的重托淹没了，他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让我感觉到他从未显露过的另一面。于是我问他在这世上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立刻回答：“就待在某一条街道的拐角上”。

　　革命之后的卡斯特罗。

　　文｜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蔡天新来源｜《美洲译诗文选》

　　有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伴一个外国访问者在古巴游览了一个星期以后说，“简直不可思议，那家伙居然比我还会说！”可是，任何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绝对的夸大其词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他更喜欢演说。

　　他对词语的嗜好几乎入了魔。在革命初期，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七个小时。那一定是个世界纪录。开始几个钟头，哈瓦那的听众还不熟悉他那有着催眠力的嗓音，坐下来认真听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用一只耳朵听他的演说，另一只耳朵用来做别的事。

　　我刚好在此前一天随加拉加斯的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抵达，我们是在下塌的旅店开始听他的演说的。没有任何停歇，我们走进电梯，坐出租车去商业区，在盛开鲜花的咖啡馆里，或在有空调的酒吧里，直到在大街上漫步，收音机里的高音仍然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夜晚来临，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行程，没有漏过一个词语。

　　卡斯特罗。资料图

　　有两件事引起了初次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的注意。一是他对听众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二是他嗓音中的脆弱成分。那是一种嘶哑的嗓音，时常蜕变成喘息的耳语。有一位医生听过以后得出结论，即便不进行这种马拉松式的演说（他把它比作亚马逊河的流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会在五年内失声。不久以后，在1962年8月，这一诊断似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在宣布美国公司国有化的一次演说中的他的嗓音哑了。但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二十六年过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年满六十一岁，他的嗓音依然像从前一样难以捉摸，依然是口语的精细工艺中最有价值和最不可抵御的仪器。

　　对菲德尔来说，一次演说平均需要三个小时。换句话说，他一下子能把时间推进三个小时。由于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的领袖，宁愿在现场解决一些问题，人们可以看见他不事张扬地坐在小汽车里，没有吼叫的摩托车队的陪伴，悄悄地出没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甚至在黎明前夕来到荒郊野外。

　　这些故事都添加到他的传奇中去：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出没无常的失眠症患者，会在任何时刻拜访他的朋友，让主人彻夜无眠。

　　在这层外表下面有他早期革命的经历，那些从马埃斯特腊山保留下来的习惯。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固定的家和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过去，政府的所在地随他而迁移，权力本身也依赖于他的漫游带来的契机。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仍然保持极端鲜明的个性，同时，也使生活多了一份秩序。从前，任凭白昼和黑夜流逝，只有当疲倦之意袭来时才会获得片刻的休息。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六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寝。这一点每天都有所不同，可能是晚上十点，也可能是早晨七点。

　　每天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井然有序的写字台，未套皮革的舒适的沙发，还有一个藏书架，反映出主人广泛的兴趣：从水栽法的论文集到传奇故事。

　　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到彻底的禁烟者，只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在这个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国度，至今它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过分的放松促使他的体重增长，从而开始永远的节食。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胃，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甚至抱着某种科学的热情。有一个星期天，他放纵自己，一顿午餐就吃下十八筒冰激淋。不过，通常他只需一块鱼片和煮过的蔬菜，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什么时候饿了才吃。他的体格一直非常棒，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体操或游泳。限制自己只喝一杯威士忌，并且是小口地品尝。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空心面的钟爱，那还是教皇的第一个使节教他做的。他的荷马式的暴怒已成为过去，如今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坚定，考虑到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冲突，无法把一张设定的日程表强加给他，他的想象力使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受约束。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从何时开始，却不知道到何时结束。每一个夜晚你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上，去往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成为一场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到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捕捉龙虾，或品尝卡马圭刚烘出的法国奶酪。

　　很久以前他曾说过，“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休息”。可是，他休息的方式非常特别，甚至谈话也包括在内。当他在午夜时分结束紧张的工作，疲倦之态尽显，他会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恢复了体力。私人的聚会不合他的口味，因为他是古巴人中难得不会唱歌跳舞的。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聚会气氛的人之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会迅速占有整个空间，尽管他实际上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高大魁梧。我曾经目睹他的存在使得那些极其自信的人不知所措，只好假装显得镇静或自夸夸耀，并努力使这一点不被人注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别人一样可以亲近。我一直相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多一性”，他用来描绘自己的行为，并不像它表面上显示出的那样威严，而是诗意地起内心的羞怯。

　　终于，跳舞中断了，音乐停止了，晚宴结束了，人们聚拢在他周围，一场演说又开始了。他能长时间地站着，不吃不喝。有时候，他会在睡觉前敲响一个好友的家门，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说自己只逗留五分钟。他说得那么诚恳，甚至不坐下来。可是，渐渐地，他受到话语的刺激，不久便瘫坐在椅子上，翘着脚说，“我感觉自己很清醒”。那就是他的方式，厌倦了谈话，又在谈话中得到休息。

　　有一次他说，“下一辈子我想做一个作家”。事实上，他的文笔流畅，自我感觉也不错，甚至在汽车里他也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即时的思绪，有时是私人信件。那只是些普通的笔记本，外面套着蓝色的塑料封皮，经年累月地堆积在他的存档里。他的笔迹细小，难以辨认，初看起来就像是小男生的。他对写作像专业作家一样认真，会三番五次地修改一个句子，划掉它，或在空白处补写。对他来说，花几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是件平常的事。他会反复查词典并向别人讨教，直到有了一个满意的。

　　七十年代有一阵他热衷于写演讲稿，他是如此缓慢细致，几乎是机械的。然而这个美德有害无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性促使他不会照本宣读，他的声调、风格和音质总是变化着。在宽阔的革命广场，好几次他在五十万听众面前感觉到自己束缚在词语的紧身衣里，一有机会他就离开讲稿。有时他发现几处打字员的错误，会牺牲一点演说的时间，用圆珠笔把它们改正过来。他从来没有满意过。尽管他努力使之生动活泼，尽管有时候他的确成功了，这些拘束的演说让他有了挫折感。它们表达了他想说的，或许比他想说的更好，可是却丧失了生活中最伟大的刺激，那就是冒险带来的快感。

　　卡斯特罗。资料图

　　总之，即兴演说者的角色最适合于他。尽管起初他总要克服抑郁，这很少有人发现，对此他并不否认。几年前他写给我的一张便条，请我出席一个公众的典礼，他说，“这回你要试着克服舞台恐惧症，那是我经常遇到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几个要点。开始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非常犹豫，像是雾中穿行在一条陌生的小路上，渐渐地有了微小的火光指引，直到伸出硕大的手掌和爪子抓住听众。

　　接着，相互间的默契建立起来，双方通过创造性的对话共识，达到了兴奋点。这种高度的紧张是他快乐的源泉。这是一种灵感：无法抵御的优雅，令人眩目的激动，只有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荣耀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以前，公共事件在他来到以后才开始，那像下雨一样不可预料。最近几年他不仅能准时抵达，也能根据公众的情绪来调整时间。他早年无边无际的演说已经成为传奇，因为过去需要解释的事情现在变得明白了，在经历了那么多说教的集会以后，他的风格转向简洁。

　　他从来都不盲目照搬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也不会拘泥于那个体系的思维方式，那是一种化石的语言，很久以前就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戴着面具的宣传是用来赞美和歌颂的，看起来像是隐瞒而不是揭示。他不是独裁主义者，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翱翔在异端邪说的深渊之上。无论是交谈还是演说，他从不引用别人的语录，除了何塞·马蒂，他最喜欢的作家。他通晓马蒂的28卷著作，有着把他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血脉的才能。但是，他自己的哲学修养让他确信，群众工作归根结底是一桩关系民生的大事。

　　抽雪茄的卡斯特罗。

　　这能解释在与民众接触中表现出来的绝对自信，那怕最困难的演说看起来也像是随意的交谈，如同革命初期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们一起那样。事实上，尤其是在哈瓦那以外，公众集会上经常有人向他挑战，于是便有了一场高音贝的对话。在不同的场合他选择不同的语言和说服的方式，这取决于对话者的身份，无论工人、农民、学生、科学家、政治家、作家抑或外国访问者，他都可以进入和他们讨论的角色，众多的信息允许他在任何媒介中出入自由。但他的个性是如此复杂和不可预见，每个在场的人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印象。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与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赢家。我不认为在这个世上会有一个糟糕的输家。他面对失败的态度，甚至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是服从私人的逻辑——他从不服输，他没有片刻的宁静，直到他设法扭转乾坤，取得又一次胜利。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发生在何处，都可以包容在无穷无尽的谈话之中。

　　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主题，依赖于听众的兴趣所在，反过来的事也经常发生，即由他为听众选择主题。后一种情况通常是在他苦苦思索时才会发生，当他试图刨根问底时没有人比他更固执己见了。每一项议题，无论重要与否，他都十分投入。有一位比较了解他的人曾经评论说：“他的面部从容，看来事情一定糟糕透了。”

　　可是，几年前一个初次见到他的外国访问者告诉我，“菲德尔老了，昨天晚上他居然七次和我谈起同一个问题。”我告诉他，这类带有狂热的重复是他的工作方式之一。例如，大约两年前他就谈到拉丁美洲的外债问题，之后，又不断加以发展，变得更加严重，甚至成为循环往复的噩梦。起初，他谈起来像是一道算术题，渐渐地，在我那年的三次哈瓦那之行中，我琢磨出的他的本意：债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反弹，政治和经济的碰撞，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对统一的拉丁美洲政策的重要性。最后，他召集哈瓦那的专家开了一次大会，把他此前谈话中主要问题一一提了出来。此后，他有了全面的理解，只有逝去的时光才能提供佐证。

　　对我来说，他作为政治家最难得的优点是，具有透彻地展开某个特定问题的才能，一直到得出最不着边际的结论，仿佛他不仅能看见冰山本身，也能看见它水下的八分之七。不过，这个才能并不是直觉赋予的，而是艰难的严密分析的结果。一个坚持不懈的对话者能够发现观点的雏形，在持续好几个月的交谈中加以观察，直到有一天以成熟的面孔呈现给公众，外债的经历便是一个例子。然而，一旦主题被吃透，他又会把它彻底遗忘，就像一段非常时期的结束。

　　当然，这座词语的磨粉机需要不断流动的信息的帮助，还有咀嚼和消化，他的超级助手是他的记忆力，他靠它来进行演说和私下的会谈。

　　每天醒过来，这种信息的积累便开始了。早餐时他要浏览不下两百页世界各地的新闻，尽管行踪无定，在任何地方他都能获得重要的情报。他自己估算了一下，每天必须要阅读五十个文件。此外，还有官员和访问者提供的报告，以及其它他感兴趣的材料。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夸大都只能是猜测，即便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例如他正在飞行途中。

　　他不喜欢坐飞机，除非迫不得已。当他坐飞机时，他是一个糟糕的乘客，因为总是焦虑地问这问那：既不睡觉也不阅读，几乎不吃东西。他有了疑虑便向机组人员要飞行图，让他们解释为何不选择那条路线而走这条路线，为何发动机的嘈音起了变化，为何这么好的天气飞机也会颠簸。回答必须要准确无误，因为他会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矛盾之处。

　　另一种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书籍。或许菲德尔·卡斯特罗个性中与他的对手塑造的形象最少共同之处在于，他还是个贪婪的读者。没有人能够解释他如何找时间或方式去阅读，又多又快，尽管他坚持认为那算不了什么。他的座车，无论早先的奥兹莫比尔，后来的苏制席尔斯，还是现在的奔弛，里面都有一盏阅读灯。许多次他在黎明前夕捧起一本书，第二天上午就评论开了。他能看英语，却不会说。无论何时他都喜欢阅读西班牙语，他可以抓起手边任何有文字的纸片。当他需要某一部出版不久还没有翻译成西语的书时，他就派人去翻译。出于礼貌，一位医生朋友送给他一部刚出版的整形术的论文集，当然不指望他会阅读，可是一星期以后，这位医生收到他的一封信，里面列举了不少他的观察。有一回他读了李·亚科克的回忆录，发现了几处难以置信的错误，遂写信到纽约要来一本英文原著，以便与西文进行比较。事实是，译者的确混淆了Billion一词在两种语言里的含义。他还是文学的一个非常虔诚的读者，我曾经介绍他如何快速地阅读畅销书，至今仍只被他用来作对付官方文件的抗毒药。

　　卡斯特罗。资料图

　　可是，他最直接和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依然是交谈。他有连续快速提问的习惯，那有点像俄国娃娃马丘斯卡，从它的内部一个接一个翻出缩小了的娃娃，直到最后不可能更小为止。他的问题会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把所有的疑虑消除掉。让他的对话者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审问并不容易。当一个拉丁美洲的来访者轻率地向他提供关于他的同胞的粮食消费的统计数据时，他在头脑里也进行了一番计算，回答说，“多么不可思议，一个人每天要吃四磅大米。”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问一些自己熟悉的问题，以便证实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为了考察对话者的才能，他也会如法炮制。他不失时机地感受一切。

　　他与哥伦比亚总统贝里萨里奥·贝塔库尔有着频繁的电话联系，尽管两人没有见过面，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有一次，他们因为一件小事通了电话。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我说，“我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有机会分头向你们了解哥伦比亚咖啡的一些情况，海底电缆并没有把它们传送过来。”

　　革命以前他去过的国家不多，而他正式访问过的那些国家，也因为在签定协议书方面缺乏经验使他受到责备。然而，他依然喜欢高谈阔论，包括那些没有到过的国家，仿佛他去过一样。在安哥拉战争期间，他在一次正式的招待会上谈起一次战役的细节，使欧洲的外交官很难相信他没有亲自参加。在有关切·格瓦纳的被捕和杀害，莫那达宫的暴风雨，萨尔瓦多·阿连德之死，甚至弗罗拉龙卷风的袭击的公开演说时也是如此。

　　西班牙，他的祖先的国度，萦绕在他的心中。他为拉丁美洲的未来所绘制的蓝图与玻利瓦尔和马蒂的一样：一个整体的自治的共同体。但是，除了古巴以外他最了解的国家却是美国。他完全熟悉那个民族，它的权力结构，政府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帮助他在长期的严密封锁中分辨方向。尽管美国政府的种种限制，在哈瓦那和迈阿密之间差不多每天有一个航班，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美国游客来到古巴，他们乘坐特殊的航班或私人飞机。

　　2016年8月11日，哈瓦那，一名男子在楼房外悬挂卡斯特罗巨幅画像。图片来源网络

　　在大选前夕，两党的政客络绎不绝地涌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尽可能接见他们，确信他们得到周到的接待，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参与新闻媒体的交流。这些是名符其实的谈判。他向他们提供一些国内的情况，认真地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他努力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自己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让他们看到真面目，而非敌人所宣传的那样是野蛮人的头领。有一次，在由国会议员和五角大楼官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面前，他讲述了一则真实的故事，他的加利西亚祖先和耶稣会会员老师是如何向他灌道德原则的，这对他后来个性的形成非常有用。最后他告诉他们到，“我也是个基督徒。”

　　这就像一枚子弹击中了桌子。美国人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他们理解生活的方式比较单一，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这个解释让他们吓了一跳。会谈结束已是黎明时分，甚至最保守的议员也出语惊人，相信在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再也没有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合适的调停人了。

　　每一位到访古巴的人都希望有机会见见他，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当然，许多人梦想着私下里的采访，尤其是那些外国记者，他们永远不会感到自己完成了使命，除非真的逮着了他。我相信他会一一答应的，假如体力上容许的话，每时每刻都有三百名记者在排队申请，这个队伍会不断地延续下去。总有记者在哈瓦那的旅馆里，请求各式各样的负责人安排对他的采访。有的都等了好几个月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谁可以搞定这件事而愤怒，没有人晓得如何接近他。事实上，那样的人并不存在。某些幸运的记者获得机会，却在当众提出一个平易的问题，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正如在每个想象得出的问题上采访都可能持续几个小时一样。他能就每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谈个不停，处身于最困难最危险的境地，依然回答得准确无误，他知道任何一个错字的使用都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些难得的正式采访中，一般规定好了时间，尽管他那不可预见的弹性往往会拖延，一旦受到对话的动力学的刺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才会要求事先了解问题。他从不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不管它多么富有挑战性，他也不会失去耐心。有时计划中的两个小时会变成四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意大利电视台记者乔瓦尼·米拉对他的采访长达十七个小时，那是他接受过的时间最久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采访。

　　可是到头来，只有少数几次采访令他愉快，尤其当它们变成文字之后。为了制造某种效果，他们舍弃了精确和细微的东西，尤其是他的个人风格。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听众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即使那些最好的记者，例如欧洲的，也没有好奇心从现实出发。囿于本国的政治成见和文化偏爱，他们不愿费心去了解今日古巴的现状，人们的梦想和困惑是什么，还有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这样一来，他们剥夺了街头的古巴人与世界对话的机会，也放弃了作为一个职业记者询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机会，不是关于欧洲的推想（那太遥远了），而是关于他的人民的焦虑，尤其是在这个作出伟大决定的年代。

　　最后，在如此众多的不同场合倾听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后，我反复问自己，他对谈话的热爱是否并非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以至不惜代价在权力的海市蜃楼中捍卫真理。对此我在许多次公开或私下里的谈话中询问过自己。可是首先，最困难和最徒劳的谈话对象是，那些因见到他而乱了方寸的，和他谈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的人们。或者那些在他面前隐瞒真相，以便不给他更多的理由顾问的人们。他了解这一点，他对一位这么做的官员说，“你怕打扰我而向我隐瞒真相，可是当我最终发现它们时，会面对这么多可怕的现实而死去。”最严重的是他们隐瞒了物资短缺的真相，革命在政治、科学、体育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尚存在着大量不合格的官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民生的疾苦。这迫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胜利快三十年以后，像制作面包和分配啤酒一样亲自处理这类特殊事件。

　　另一方面，当他在街上和人民说话时，情形又完全不同。谈话变成了真情实感的流露和直截了当的坦率。尽管他有许多政务和军事上的头衔，人们只管叫他菲德尔。他们围绕着他，用亲切的你来称呼他，与他争辩，反驳他，向他提各种要求，仿佛一个即时发射的频道，使真相得以传递。也只有在那时，而不是私底下，被他个人光环遮掩的奇特的人性才显露出来。这便我确信了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长时间的谈话之后，政治的幽灵经常会消失。一个质朴的男人和贪婪的幽灵，受过老式的正规教育，用词小心、方式简单，无法辩认正常的思维。他梦想着他的科学家能治愈癌症，在一座没有淡水，面积只有它的主要敌人八十四分之一的岛上制订出被全世界接纳的外交政策。这就是他的谨慎之处，庇护着他的隐私，他的秘密生活将不再是他的传奇谜语。他有着几乎是神秘的信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良知的最终的形成，是道德而非物质的刺激在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我相信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或许是他最大的优点，尽管那也把他推到危险的边缘。

　　晚年卡斯特罗。图片来源网络

　　许多次他在深夜来到我的住舍和我见面，仍有一些杂事尚未处理完毕，真是永无休止的一天。许多次我问他诸事是否顺利， 他不止一次地回答说，“很好，所有的水库都蓄满了水。”他会打开冰箱取出一块奶酪，那或许是早餐以后的第一次进食。或者拿起电话打给墨西哥的一位朋友，向她询问自己喜欢的一道菜的烹饪技艺。

　　我看见他斜着身子在柜台上记下什么，那旁边还有未洗刷的锅盘。而此时电视里有人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英文歌曲，“生活是一列直达快车，驶过了无数的里格。”

　　有几次，他回忆起过去，在乡村的牧场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分开的恋人，那些他或许可以从生活中获得的东西。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用一把小匙缓慢地吃香草型的冰激淋的时候，我发现他被如此众多的人民的重托淹没了，他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让我感觉到他从未显露过的另一面。于是我问他在这世上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立刻回答：“就待在某一条街道的拐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