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村：希望被历史记住 对得起先人子孙

　　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刘倩都会受邀做艾滋病主题演讲。作为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曾在艾滋病村做了六年田野调查。

　　人们无不被那些来自现场的照片和悲惨的故事强烈震撼。但是听众毕竟有限。每一场新的演讲，刘倩总是听到同样的提问和对艾滋病的误解。

　　今年12月1日前夕，一篇名为《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必须大白》的文章在网上刷屏，那场已被淡忘的中原血灾又被很多人看到。刘倩寻找到新阵地。

　　在刘倩调研了六年的艾滋病村银庄，上个世纪之交感染艾滋病毒的423位村民中，目前还剩下160人活着。人们和外面的人一样生老病死，尽管带着疾病的伤痕。

　　他们希望隐姓埋名，又渴望得到历史正视。

　　银庄，是国人遭遇艾滋之痛的活历史。“他们的病痛贫困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苦难，而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与每一个个体人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刘倩对搜狐公众号《聚焦人物》说。

初进银庄，刘倩被村头的坟堆震撼

　　［在银庄，我亲眼目睹不幸的人们一个个死去，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问：历史到底在诉说什么？人类到底在期盼什么？同时追问自己：你到底为了什么？］——来自刘倩的调查报告《血殇》

　　走进银庄

　　“快过年了，回家看看吧。”银庄人已经把刘倩当成了亲人。

　　2004年，刚来到银庄，眼前的村舍和北方大地上的普通村庄并无二致，走进才会发现，这里已经被坟墓包围。

　　乡间小道上，两边是白雪覆盖的麦田，麦田里凸长出一个个白色的坟包，一直长到村子里边，长在庄户人家的窗前屋后。路边谁家房屋的墙壁上写着两幅标语：“青少年——抗击艾滋病的主力军”、“互相关爱”，标语旁边也是一个个坟墓。“眼下少劳力人，埋得潦草，要一年年添坟上土，才能大起来。”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头连成了片。村里很安静，只有一幅幅标语，仿佛一种沉默的表达。

　　在村民们眼里，刘倩不是一个走基层的好官，就是个记者，他们还不能理解其他外面来的人。

　　对待外人，被称为“艾滋病村”的村民们总有种复杂的情绪，他们希望需求得到重视，有外援帮他们治病。又担心村子里的事被传播出去，搞的白菜卖不出去，招商引资也进不来。

　　但刘倩所做的事渐渐被他们理解了。

　　一天晚上，刘倩在电脑上整理在村里拍下的照片，做成课件。两个村民站在背后看。开始听到他们很新奇很兴奋地评论着发表意见，渐渐变得悄无声息。一回头，见俩人眼里都含着泪……

　　“他们第一次看清自己，原来处境这么悲惨呀……”

　　多少个在银庄的夜晚，刘倩睡不着，翻看手边的材料，想着村子里的人不屈不挠地“挣命”，顽强地要活，内心生出一种敬佩与感动。她身上拥着村民给她准备的新棉被，还披着新棉袄，依然很冷，冷得骨头痛，周身发紧。刘倩不由得想：假如处于村人的生存境况，我能活下去吗？我不会比他们的生命更顽强。

　　一个村民说，刘老师，不能叫咱这些事拍成“片子”么？叫全世界人都看看，知道真相，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把我们艾滋病人说得不是人。也叫下一代记住长辈的事，讲起艾滋病、卖血，也能说出一段真实情况。

　　“做出片子，就不能象以前一样稀里糊涂过了，得有个活法，既要对得起先人，也要对得起子孙。让下一代记住长辈的好事，不能叫他们为咱抬不起头感到丢人”。

　　2004年，刘倩下决心开始做艾滋病村调查，是瞅准了时机，在此之前，这块的课题还是禁区。

　　当年7月，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会议将在曼谷召开。疫情发生十多年之后，2004年3月，国家卫生部再次责令河南“清查疫情”。

　　河南的帮扶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在疫区选择38个重点村作为“艾滋病防治示范村”，派驻工作组，实施“六个一”工程。

　　刘倩便在此时向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了课题。

　　通过自己的调查，她希望做到几方面的沟通：一是学界和政界的沟通，希望自己的课题能为国家政策服务。“这个我没能做到。”二是民间和官方的沟通，结果很多村民将她当成一个发声的渠道，希望她帮忙解决具体问题，很多时候她也无奈。

　　作为学者，她唯一能做好的是：将这一段历史写清楚，留下来，以后会有价值和意义的。

　　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调研，刘倩已累计大量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料，这些都将成为珍贵的史料。

　　［“民”是银庄第一个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的人。1992年10月，民的名字出现在Q县中医院的“通知”布告里，说他以后不能再献血了，因为他的血里有艾滋病病毒，上次卖出去的血浆，已经从上海打回来了。当时村民们都说，胡裢（胡说八道）哩，咱中国哪有艾滋病！第一咱不搞性爱，第二不和外国人接触，咋会传播艾滋病？］——来自刘倩的调查报告《血殇》

村民们为患艾滋病死去的人送葬

　　十多年前的血灾

　　2006年，刘倩曾邀请一位银庄村民“刘阿姨”到北师大做演讲。

　　听完演讲，一位博士生走到前台向刘倩深深鞠了一躬。他说，自己也是从银庄附近的村子走出来的，小时候只知道妈妈告诫自己，谁家的孩子有艾滋病，不要跟他玩，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背后竟是这么大的事件。

　　“许多人都以为，河南艾滋病事件已经过去了。而实际上，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

　　在《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必须大白》里，刘倩写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卖血回输红血球；甚至不知道艾滋病和艾滋病人并是想象中那么可怕，艾滋病还没有感冒容易传染，完全不必恐惧。这都是因为不了解真相。

　　艾滋病在主流认知中是通过性传播，是一种有“污名”的疾病，但刘倩很想为河南的这些农民喊冤：他们是因为卖血得病的。

　　而很多人把卖血感染传播艾滋病归因于农民贫穷。“河南卖血农民的确是穷，但是贫穷并不一定非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

　　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血浆”卖血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有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所谓“单采血浆”，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在银庄村民们记忆中的血灾乱象，当时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血站的人忙得很，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

　　1995年政府砍血站之后，官办血站和一些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农民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血站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

　　关于卖血的背景，一位艾滋病村庄的老支书说得很具象。他说：村里穷，没经济来源，公粮、提留，一亩地负担300多斤麦，农民负担太重。还有更厉害的计生罚款。

　　而工作在基层的政府官员，对事件背景的分析比老农村支书具有更开阔的视野。一位当地卫生官员说：河南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当时为啥办血站呢？有一个背景。

　　1980年代，正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浆……

　　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当时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

　　在银庄，刘倩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的妈妈或是妻子的名字。

　　她在调研报告中记录过这种悲凉的遗忘：滩头村少良的妻子卖血，1998年已经死亡，“那时候还没想到是艾滋病。”问，妻子叫个啥？“……叫我想想，肖……，肖桂英，还是肖玉枝？”他努力回想。我心里不由又一阵叹息：“过了一辈子，名字咋忘了呢？”一扭头，却见他背过身去在屋里暗影中抹眼泪。半晌才听他喃喃道：“这人心乱了，没心思了……”

　　“我强调真相揭示真相并非是因为艾滋病人群处于弱势便要刻意美化他们，只是要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使人们了解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实状况，从而能理性看待艾滋病人群，用智慧与爱心与之相处。”

十年前的银庄孩子，现已长大成人

　　［晚饭后，村人常常会聚在我住的小屋里聊天到很晚。他们悉数“流落在外”的乡亲：早年流落在外的是那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后来不讲成分了，流落在外是为了逃计划生育；再后来，是艾滋病流行以后外出打工。］——来自刘倩的调查报告《血殇》

　　银庄抗艾史

　　在特殊历史阶段，被卷入艾滋病悲剧的村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余生抵抗艾滋病带来的病痛和污名。他们的努力和摸索也成为国人甚至人类抗击艾滋病的样本之一。

　　河南艾滋病事件曝光之后，国家加大了对艾滋病村的救治。

　　在刘倩调研的银庄，据她一户一户统计，全村感染人数423人，至2016年11月，死亡人数达263人。

　　“银庄是重点村，国家抗病毒治疗政策落实比较好一些，近些年死亡率降低，尚有不足38%艾滋病感染者存活至今。”

　　艾滋病毒携带者因为失去了免疫力，感冒发烧都不可小觑。病痛让他们更加珍惜生命。

　　刘倩了解到，村民虽然能得到抗病毒治疗，但治疗方法也在摸索。

　　抗病毒药物有极强的副作用，在不恰当的时候服用“比死还难受”，有些人就坚持不下去。没有掌握服用知识，会导致该服的人没有服，不该服的人误服。

　　村医水平有限，还是一些村民主动去外面参加论坛，了解了这些信息，回村里告诉了村医。

　　久病成医，有人学会自己在家扎针、吊水。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新药物，村民也都非常关注，成专家了。

　　让刘倩感到讽刺和悲凉的是，村民治病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使用血制品——曾经贱卖血浆制成血制品，如今要用高价买来救命。

　　对此，村民只能懊悔，“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

　　除了抗击疾病本身，活着的尊严，也是银庄人和艾滋病群体一直在努力争取的。

经历过灾难的银庄，人们继续劳作、盖房子，努力生活，让刘倩触动

　　村子里有个考入北京的研究生。父亲临死前挣扎半天，要说话，刘倩把耳朵凑到嘴边，听到他说：“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孩子还在上学。”

　　刘倩深受触动，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子也很懂事地说：“现在这些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银庄的孩子，都曾努力逃离过艾滋病阴影。没有染病的，出去了都尽量隐瞒出身。有的父母都去世了，没有“偎头”了，回来凄凄凉凉，干脆不回来了。

　　艾滋病孩子就更不容易。到镇上上中学，有的乡村老师素质不太高，直接说：“你爹你妈还没死吗？”辍学的也有。外出打工，身份“败露”，只能回村。

　　刘倩很关注艾滋病村庄的延续，担心艾滋病对下一代的影响，希望社会不要隔离他们，特殊对待。

　　但现实恰恰相反。刘倩看到了这条新闻——去年，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最终将村里一名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驱逐了出去。

　　银庄也偶尔传来“好消息”，曾经的两个艾滋病孩子，长大了，结了婚，希望通过阻断技术，能够生下下一代，而他们的孩子将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

（图片由受访者刘倩拍摄、提供）

　　作者：张亚利 闫小青

　　栏目：搜狐公众号《聚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