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用司法改革杜绝下一个聂树斌案上演

　　社论

　　如何才能让错案成为绝响，如何才能不让正义缺席？聂树斌案的“小结”，应成为一个契机，倒逼司法改革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的加速推进。

　　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对蒙冤21载的聂树斌和家人，这是一个沉冤得雪的日子；对跋涉前行的中国司法改革，则是一个值得铭刻史册的日子。

　　疑案错案每少一起，法治公平就会多几分。迎对万千民意激荡起的这股时代大潮，注定了聂树斌案的平反与司法改革的进程骤然交错，从此命运休戚相关。

　　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核准权仍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握”，供述自己是“真凶”的王书金自落网后，即便能在“二审”中扛过“6年”之久，也很可能不会进入复核程序“留命”至今，成为不可或缺的昭雪“活证据”。

　　如果不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司法机构所适用的仍是1983年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以及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聂树斌案又如何能“平反有据”？

　　如果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异地复查”手段的常态化运用、最高巡回法庭的“及时设立”，仍习惯性地交由案发地法院“属地管辖”，案件再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人情等复杂因素干扰，能不能如期“反转铁案”，恐怕仍是一个未知数。

　　正是由于近年来持续的司法改革，才为聂案纠正提供了可能，而在未来，防范错案的发生，仍仰赖司法改革在这些领域的继续推进和落实。

　　聂案昭雪，解析“洗冤”的因素很重要，但反思为何会酿成冤情，总结此案教训，更弥足珍贵，也更为急迫。

　　首当其冲的教训，便是程序正义不容缺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体正义“大唱主角”。在警方的侦查审讯中，还没有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人们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而刑讯逼供也没有被当成“洪水猛兽”。

　　是以，在聂树斌案中，侦查机关的表现“差强人意”，不仅冒出了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等“硬伤”，还存在最高院判词中认定的，“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等情况。恰是这些“程序”之失，让正义渐行渐远。

　　其次，便是诉讼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案件不仅容易受到侦查、起诉机关的“影响”，也容易受到司法机关以外的因素“干扰”，如果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个案正义就难以得到保证。

　　具体到聂案审理中，基于讯问笔录不够完整、真实，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证人证言缺失等，证据锁链已无法形成，根本做不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这些要素却被裁判者“视若无睹”，仍作出有罪判决。细思开来，显然还不仅是专业能力不足所致，更与审判少了“独立性”有关。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聂案的最终反转，并不能彻底洗掉其错案的“底色”。如何才能让错案成为绝响，如何才能不让正义缺席？聂树斌案的“小结”，理应成为一个契机，倒逼司法改革，进一步健全防范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

　　从2014年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不仅要在员额、分类管理等制度改革上使劲，更应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消不符合司法规律的考核指标、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建立非法干预审判活动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打出一套有力的“组合拳”，一步步堵塞住冤假错案的制度漏洞，不再让聂树斌案的悲剧重演。

　　这，或许才是平反聂树斌案的最大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