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刘光建的长征路：不学雷锋 我会崩溃

　　推着平板车宣传雷锋，老刘想要到达两个人生目标：收集1万个村委会的公章，花500亿建个雷锋文化基地。

　　2017年1月7日下午，刘光建拉着雷锋车行进在乡道上。新京报记者张维 摄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编辑 | 李天宇校对 | 郭利琴

　　其实老刘也没太想好这30亿元到底该怎么花。

　　预算还是太少，他在后面又加了个“0”，300亿。后来一想不行，要干成这事，怎么也得500亿。

　　他要建一个雷锋文化基地，取名就叫“彭州梦想”。“我死之前，雷锋文化基地必须建成。”

　　学雷锋是老刘人生的终极目标。

　　前段时间，老刘拒绝了别人帮他办理低保的援助。他不想被每月这八九百块钱羁绊，“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他计划在2021年之前，收集10000个基层党组织的公章，用“万枚公章”和“文化基地”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再有4个月就满61岁的刘光建，已经把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交付给这条长征之路，停停走走，一度以擦鞋维生，靠收徒弟教人擦鞋宣扬雷锋精神。可缺少稳定经济来源，这位“职业雷锋”渐渐地需要靠别人的施舍来维持温饱。

　　跟踪拍摄老刘8年，纪录片导演黎小锋脑海里，时常会出现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画面。“他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公章

　　乡间小道上，平板车的随身听里传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路边超市的音箱里嘶吼着“狼爱上羊啊，爱得疯狂……”两种声音在抬杠。

　　红旗、党旗、大幅雷锋宣传画撑起了老刘平板车上的仪式感。在四川省崇州市，老刘要从和乐村赶往甘泉村。

　　临别前，他为和乐村准备了一封感谢信：村干部不但爽快地盖了章，还为他募集了115块钱。这让他感动。

　　这种待遇之前不多见。前几天路过一个村，老刘跟村干部说明来意，对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都不在，不给盖章。出门没多远，村民提醒他，刚和他说话的人就是村主任。

　　老刘心里不痛快，写了封举报信到镇纪委，“村长以权谋私”。

　　音乐一起，村民们就被吸引到刘光建的雷锋车旁。新京报记者张维 摄

　　还有一次在川东一个村，老刘到时，村里两委班子正在选举。人家不愿盖，双方起了争执。三名警察赶来，老刘被劝离。出门前他吼道：“你们有眼不识泰山！也不看看我是谁！”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中国职业雷锋第一人”和“全国学雷锋标兵”。送给别人的锦旗、感谢信落款，他都这么写。

　　崇州的出租车司机罗师傅常在乡镇的路边看到老刘，“老头有点偏执。”

　　老刘的感谢信在一家村委会门口的墙上存活了不到两分钟，就被村支书陈明顺手扯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牛皮癣！”

　　老刘没看到这一幕，五分钟的工夫，他已经伴着“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的歌声，走出了一两百米远。

　　路人被歌声和“共产国际长征车”的红牌子吸引。

　　一位满头银发的大爷上前问：“卖碟的？”旁边的中年男人语气笃定：“卖画的！”一个中年女人反驳：“你们都不对，人家是搞宣传、搞表演的！”

　　老刘停下来，喘了口粗气，摘下头上的黑底红五星帽子：“只说对了一半，我是搞雷锋宣传的。表演是市场经济的词。”

　　在甘泉村，按常规流程，他在村委会附近找片空地，挂上海报，摆好他关于文化基地的设想。宣传几个小时后再去村委会盖章。

　　这几年他身体不好，不能开车，一天只能跑一个村。他对于村里公章的需求，不亚于《西游记》里唐僧对“通关文牒”的渴望。

　　2017年1月7日下午，刘光建和雷锋车停在路上休息。新京报记者张维 摄

　　展品就位，歌声响起，人群聚拢。老刘脱掉军绿色解放胶鞋，换上锃亮的黑皮鞋，在人群间展示他已经盖了2000多个公章的横幅。然后是长征经历、献礼计划。

　　早些年他还准备了演讲。比如雷锋的爸爸是怎样被日本人打死的，哥哥是怎么在工厂里被资本家害死的，弟弟是怎么饿死的以及妈妈是怎么自杀的。

　　后来，别人懒得听，他也懒得讲了。

　　人群里投射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羡慕，有迷茫，也有赞叹：“不容易”、“了不起”。

　　老刘对赞美特别敏感。他赶忙掏出笔，问对方能不能再说一遍，“我要记下来”。有人转身就跑了；也有人站出来，“我给你说几句”。

　　老刘视荣誉为生命。没有荣誉的这些年，他收集了“长征”途中人们的评价，打印了14页，九成以上是赞美，有空就拿出来看。

　　光环

　　2013年2月，“长征”行进到第15个年头，刘光建获得了他人生的最高荣誉。

　　那年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联合30家媒体机构评选出50名学雷锋模范，刘光建上榜，榜单上还有李素丽、郭明义的名字。

　　颁奖典礼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刘光建穿着军装，戴上绶带，胸前别着大红花，主席台上笑得合不拢嘴。

　　但一件事让他沮丧，几天后就是学雷锋纪念日，献礼显然要泡汤——他的计划是，2013年3月前，走遍全国，收1000个残疾人或下岗职工为徒，教他们擦鞋，成立100个雷锋擦鞋班。3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一场“千名徒弟免费擦鞋学雷锋”的庆祝活动。

　　可徒弟只收了500多个，擦鞋班的数量远远不够。天安门的庆祝活动也夭折了，广场前，鞋箱、鞋刷刚刚就位，武警就告诉他，这里不允许摆摊。

　　他只能尴尬地给自己找台阶下：“我也是部队出身，都是一家人，还这么见外。”

　　1971年，刘光建入伍。当时全国都在“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热血青年也响应号召，连做的好事也都和雷锋类似，帮退休老人担水劈柴；帮当地修桥；为战友和群众理发、修理生活用具。

　　他的事迹被记录到新华社1973年5月25日刊发的一篇报道里。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号召指战员向他学习。1974年，全国学雷锋表彰大会，还准备让刘光建发言。

　　表彰大会前夕，刘光建无意中跟人提起，作为学雷锋典型，他应该到学校去，跟学生宣传宣传。闲话传到政委那里，被认为搞“个人崇拜”。刘光建被批评了一顿。一气之下，跑了。

　　逃兵，这是严重的事故。尽管刘光建后悔了，坐火车又返回部队，但一切都晚了。

　　现在回忆起来，他眼里仍会含着两汪泪：“还是太年轻。太天真。”

　　但最初的荣耀，已经把他钉在了“那种状态里”：“我的人生就应该在雷锋这个位置上。”

　　无论是复员回家还是后来的申请援藏，他始终试图找回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本想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却在西藏气象局司务长的岗位上与买菜做饭为伍，两三个小时干完一天的工作。

　　长征路让刘光建感觉又回到了当年——1999年春节之后，他开始了宣传雷锋的“长征。”

　　每到一个城市，他擦鞋谋生，再用赚的钱购买擦鞋工具，赠送给徒弟。他觉得自己不但宣传了雷锋精神，还帮助了弱势群体就业。

　　一些残疾人确实得到了帮助，靠从刘光建那里学到的擦鞋技术，每天能赚五六十元。但更多的徒弟，是本来就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刘光建和陈雅娟在一起。新京报记者张维 翻拍

　　他的行为很快受到了媒体关注。后来在很多城市，刘光建就像名人一样被摄像机和闪光灯包围。媒体用各种称号为他加冕——“中国职业雷锋第一人”、“最牛活雷锋”、“新长征英雄”。

　　有一年，成都附近一家媒体对他的报道版面只有豆腐块大小。老刘不乐意了，“根本就没有抓住我宣传雷锋这个重点！”

　　他把自己相对满意的报道全收集起来，贴满了雷锋车的一侧。

　　窘迫

　　雷锋去世的那年，刘光建还不到6岁。

　　但他觉得自己是最了解雷锋的，知道他所有的故事。“在长征的路上，我就是雷锋，雷锋就是我。”

　　在成为职业雷锋之前，他也有过其他身份，不过那些都是“曲线救国”，在1994年，他辞职下了海，想着有了钱，就可以完成建雷锋文化基地的梦想，他又可以重回“自己的位置”。

　　但无论是搞运输，开饭店，还是当包工头。全部赔本。

　　他失去了家庭和亲人。曾有过两段婚姻，一段十年，一段三年，都因“对方和我心态相差太远”而离婚。生意失败后，因为利益纠纷，老刘和弟弟反目，与妹妹也关系不睦。

　　刘光建身上的“雷锋光环”，曾给家人带来过幸福感：当年，部队专门派了几名干部，去四川彭州丹景山镇前方村，把学雷锋标兵的喜讯带给距部队3000多公里外的刘光建老家。

　　立功授奖、戴大红花，“是我们全家七个兄弟姐妹的骄傲。”刘光建的大姐刘光凤说。

　　可现在，家人都为他犯愁。

　　长征路上，为了省钱，他吃住都在那辆面包车上解决，手头最紧的时候，去菜市场拣过菜叶子果腹。有好心人看不下去，给他送点吃的，捐点钱，能保证他饿不死。

　　全国爱岗敬业楷模、青岛公交司机李琦就曾拜老刘为师。“看到他吃酱油水煮土豆，没有油水。我敬佩又可怜。”

　　路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他掏出报纸的整版报道，指指车身上密密麻麻的铅字，向收费员陪笑：“我在学雷锋。”大部分都会放行。

　　在当时，他的那辆车已经过了报废年限8年多。有媒体统计，从上海到嘉兴，100多公里的路，老刘先后遇到29位交警，只有7位拦住过这辆满身报纸的怪车，但最后全部放行。

　　刘光建和雷锋海报。新京报记者张维 摄

　　但即便这样，家人也是他不太想提及的那一面。

　　刘光建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从同乡那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五年后。他第一段婚姻留下来的女儿，已经二三十岁，老刘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

　　说起这些，刘光建语气平静，面无表情。他承认，偶有愧疚，但这些也是他“事业必须付出的代价”。

　　长征到第11年，到了彭州附近的郫县，他第一次打电话给外甥。大姐刘光凤赶忙带着妹妹和后辈们赶过去。这是十多年，姐弟几人第一次见面。

　　弟弟还是一米六的个子，和以前一样虚胖，但皮肤变黑了不少，头顶的头发开始脱落，看起来更老了。三姐刘光菊一见面，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还没来得及开口问问弟弟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就被噎了回来。

　　“我叫小辈来跟我学雷锋的。你们怎么来了？”刘光建质问。

　　一家八九口人终于团聚。饭馆里，大姐刘光凤点了十几个菜，姐姐们不停夹菜，把老刘的碗堆成了小山，看着他狼吞虎咽。几个姐姐一口也吃不下。

　　上了年纪，老刘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不太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擦鞋谋生，每到一个村子，靠附近村民接济、亲友们偷偷汇来的钱生活。

　　四川南充籍志愿者何启华觉得老刘可怜，已经60岁，生活无着落。他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老刘户口所在的西藏方面，可以帮老刘办理低保。对方承诺，只要补缴一笔钱，老刘就能享受每个月八九百块钱的低保，半年后还能转社保。

　　一些志愿者凑齐了这笔钱，也帮老刘买好了去拉萨的车票。

　　临出发前，老刘改了主意，“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会要这个低保？”

　　乌托邦

　　几个姐姐更想让老刘回家。

　　2014年，彭州石化建设，前方村整体搬迁，分给老刘一套47平方米的回迁房。几个姐姐帮他做了简单装修。她们打电话給弟弟，“你有家了，赶紧回来。”

　　老刘是回家了。第一站去了丹景山镇政府，跟工作人员说，他还要在外宣传雷锋到2021年，想把房子捐出来，做婚介所。

　　几个姐姐一听说，急了。三姐刘光菊毫不客气：“你学了一辈子雷锋，哪个来重视你了？你自己都成帮扶对象了，还怎么帮助别人？”

　　大姐刘光凤补充：“你回来吧。每个月吃的用的，我们出。”

　　老刘听完，扔下一句话，“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夺门而出。

　　“我的人生已经到这个位置了。”老刘说，“不学雷锋，我会崩溃。”

　　“学雷锋，是学他的精神，务实、助人。但没见哪个学雷锋学到找到饭吃的。”多年后第一次看到老刘，前方村老村主任陈希福气得浑身颤抖，当年的大好青年，就这么给耽误了。

　　彭州丹景山镇党政办也不认可刘光建的做法，负责精神文明建设的杨丽华说，“你要宣传雷锋，首先自己得是个强者，才能一呼百应。”就他那样一走一过的宣传，对别人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老刘对于村民们的意义，无非是有个热闹可看，看他可怜，给个矿泉水、方便面或者20块钱，就当学雷锋了。一转身，各过各的日子。

　　“我宣传雷锋，早就做到了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他们认不认可没关系。”老刘觉得，他对人类精神的贡献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

　　他拜托志愿者何启华把“彭州梦想”送到彭州相关部门，争取支持——建一个雷锋基地，预算500亿。

　　何启华劝他要踏实，不要一开口就多少亿。老刘不听。

　　泥牛入海。老刘觉得，是他想法太宏大，彭州一个县级市，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2014年夏天，他路过都江堰柳街镇水月村胡家桥，发现这里风景不错，岷江两岸又都是荒地。他决定让他的梦想在这里生根。他花掉了所有积蓄，雇了三个农民工，大干几个月。

　　桥东边，摆了五个水泥桌，十多个水泥凳，用细树枝和废海报搭起了四个棚子。这是雷锋志愿者培训学校和学生野外教育基地。

　　另一边，拉起了雷锋生平事迹海报和历史上典型人物宣传海报。这是雷锋画展。

　　桥洞周围挂满了极具时代感的标语：“点燃时代火炬，让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周围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莴笋、白菜、苞谷和冬瓜。吃不完的，送给附近村民。村民们拉着他的手说：“人真好啊，是活雷锋。”老刘感觉又回到了无限荣光的革命年代。

　　老刘并不满意，毕竟这和他规划中500亿的基地差得太多。

　　但没关系，基地在心里早就建起来了。

　　“你们盖的是实体的楼，我精神世界的大楼，已经有一千层那么高啦。”刘光建比划着，眼里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