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难题：当意外来临时

　　【编者按】

　　2016年，两部国产剧《欢乐颂》、《小别离》的热播，也让城市“新中产”成为热门话题。2017年初，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中产”，但接受央视采访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

　　2017年1月，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回顾2016，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讲述他们“挣扎在悬浮状态”的焦虑与彷徨，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

　　“哎，不能捡，这个我们不要了噢。”周霖拉过85岁老母亲的右手，抽出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扔回垃圾桶里。母亲左手紧紧拉着她。“乖哦。”周霖伸手理理母亲的鬓角，牵着她继续散步。母亲嘿嘿一笑，望着垃圾桶，一步三回头地跟上。

　　相似的场景一路重复了三四次。周霖今年60岁，是母亲唯一的独生女。三年前，母亲被确诊为阿兹海默症（即民间俗称的“老年痴呆症”）中晚期。

　　“水深火热”

　　“包包呢？”出门散步前，周霖问母亲。母亲乐呵呵地从沙发上翻出一个小包斜挎好。包里有一个老式手机，简单拨号设置为周霖的号码。还有一串记录了母亲基本情况和住址的名牌，和一个小小的卫星定位跟踪器。

　　周霖打开自己的手机捣鼓了两下，屏幕上出现地图和两条蓝色的线——跟踪器会记录母亲早晨在小区内散步的线路，如果超出周霖设定的小区范围，就会响起警报。她打开另一个软件，指着门上的感应器：“这个也是，只要开关门都会记录，我们都能知道。”

　　家里的空调上方安装了摄像头，卧室和厨房也各有一个。这些智能产品都是儿子周祎安装的。

　　周祎是独子，生于1982年，周霖在政府机关上班，响应计生号召只生了周祎一个。后来重组家庭，丈夫也带了一个儿子，家里才算有了两个小孩。

　　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和孩子的母亲，年过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虑。

　　母亲从2015年春天开始情绪失控，变着花样指责、辱骂家人，在家见什么扔什么，把东西往人身上砸，谁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甚至咬我、向我吐口水。”周霖回忆起当时的日子，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那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完了，要被母亲折磨死。”安眠药吃了两年，直到现在，不吃就睡不着觉。丈夫本来身体也不太好，这一来几乎郁闷到了抑郁的地步。儿子周祎那时还远在国外工作。

　　“我只能孤军奋战。”她说。母亲住院，别人家五六个子女轮流来守，她一个人，24小时陪在床边，心力交瘁。恰逢单位组织体检，医生通知她说，体内可能存在恶性包块，需要进一步复查。周霖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这下可以早死早解脱了。”

　　民政部《2015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占总人口的16.1%——按时间推算，这批人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

　　在周霖看来，自己如今经历的，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下一代因政策而批量出现的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她因而分外体谅儿子：“我以后要是老年痴呆，送养老院，一点儿都不要含糊。”丈夫也说，坚决不要再给下一代添负担。

　　丈夫的父亲在峨眉山脚下的养老院住，一个月2000元钱，有人给送饭送药，洗澡洗衣，周霖一家每月都会去探望。“很多人不理解，好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大逆不道。但没有这个（照顾）能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周霖神情严肃。

　　根据卫计委等部门的指导意见，国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是：对多数老年人，以社区和居家养老为主 ；对有需求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以机构为依托，做好康复护理服务，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2015年5月，周祎回国，召集所有人为外婆制定了特殊护理方案。考虑到老人常年独自生活的习惯，两代人举全家之力又买了一套房给老人住，与周霖家只隔一栋楼。此前周霖给周祎买的婚房也在同一个小区。周祎觉得母亲很有远见：“可以相互照应，也不会说太近，住在一起产生代际冲突。”

　　说起照应，他想到的总是外婆。与父母早早为自己做好打算不同，他总觉得父母还没老，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考虑过如何照顾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我只能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就是要把身体弄好，你们要吃保健品，我去给你们买……你们身体好了，我就轻松一点。”

　　周祎在陪外婆做手工贴画，他每天晚饭后都来看望外婆。简单的手工和益智活动有助于锻炼大脑，控制外婆的病情。 采访对象供图

　　“很想在她身边”

　　她刚在上海交了买房的首付，拍到车牌。待了十年的公司即将上市，丰厚的回报近在眼前。2002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奋斗至今，一切眼看着要走上正轨了。

　　命运让她措手不及。2015年底，母亲突发脑梗，待病情好转回了家，就再也想不起要给女儿打电话。

　　身在异乡，电话是传达亲情的主要媒介，尽管可以打回去，但在何倩的感觉里：“突然之间，母爱就停止了。”

　　事情比她想得更坏。2016新年伊始，母亲的短期记忆越来越差，何倩飞回昆明带母亲去神经内科检查，确诊为血管源性认知障碍。

　　医生说，平均寿命还能有4年左右。何倩觉得天都要塌了：“我妈才60出头的人，怎么会那么快？！”

　　父亲受打击更大，总是一遍遍对她说，母亲在脑梗一周前还好好的，整天参加各种活动“不着家”。“他没有说他‘受不了’，没有说这三个字，就是春节那时候天天对着我哭。” 何倩想起来就心酸。

　　那是个噩梦般的春节。父母睡觉后，何倩关了灯，静静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整个人已经麻木了。我就要这样躺着，好像自己飘在空中的感觉，放弃了，对我自己不做控制了。太难受，受不了……”

　　节后回上海，车里放着古典音乐，她开始默默流泪，渐渐哭出声音断断续续的，到后来压抑不住地往外溢，最后干脆把车停在路边，嚎啕大哭，直到喘不过气也睁不开眼。

　　这还不是最坏。5月，母亲晚上起夜时脑梗第二次发作，摔了一跤，右脚踝骨骨折。此后走路、站立日渐困难，半年后终于卧床不起。

　　早在春节期间，何倩就把昆明的养老院都跑了个遍，始终觉得不够满意，又请人上门护理，每月4000元。但母亲觉得家里来了陌生人，没有安全感，总是凶，让他们滚。护工不到一年就换了7个。

　　平日里终究还是靠父亲。每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要起床，买早饭，给妻子换洗尿布，然后带她去做康复治疗，一忙一整天。妻子大小便失禁后，收拾整理、洗尿片的活儿，护工都是带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我就不戴了。”何倩父亲说。

　　身心却实在疲惫。他退休前是政府机关的干部，朋友多，人缘也好，退休后仍有不少社交活动，妻子一生病都中断了。妻子卧床后，挪动全靠人抱。12月底何倩回去时，发现父亲患上了腰肌劳损。

　　与何倩母亲一样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称为“失能老人”。有研究称，到 2020 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达到 2185 万人 。而一份十城市万名老年人养老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访者自评经济状况为大致够用，但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较大，高龄、空巢和失能老人是其中需求较高的人群 。

　　何倩很揪心。她不知道母亲的病情何时会恶化，更担心父亲扛不住身心压力。由于至今未婚，在“被催婚”这件事上，她曾与父亲冷战过很长一段时间。如今恨不得一天打三次电话，打完了，心里的焦虑感才会降低一点。这让她跟爸爸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紧密”。

　　有时她会想，如果有兄弟姐妹，总有一个人能陪着父母，或许会好很多。在家时偶尔表弟表妹来帮衬一把，她觉得差别很大：“哪怕不帮，跟他们说看着点儿你姑姑，我能出个门，也能解决一大半问题。”

　　父亲也说，孩子多肯定要好一点，“但也不能那么绝对，只能说相对。（如果）小孩不懂事，不争气，那生的再多也没用。”

　　何倩出生于1979年，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那时刚刚提倡“只生一个好”，如果要生第二个也完全可以，但何倩父母商量以后，一致决定要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爹妈，是在时代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人。（何倩妈妈年轻时）上山下乡做知青，我是工农兵第一届大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子女，应该说在当时是必须的，（也觉得）有意义。”何倩父亲说。

　　现在何倩每个月向公司请假三天，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间。为了省钱，都买最晚的机票，深夜抵达后租车开回家。白天就开车带母亲出门散心，找更好的康复机构。几番折腾，最近一次来回后，她自己也发了高烧。

　　然而依旧杯水车薪。飞机上的三小时是何倩唯一觉得“暂时和人间脱离”，没有压力的时光。更多时候，她心里充满担忧和愧疚：“我对我母亲其实是没有陪伴的。很想在她身边。”

　　她想过把父母接来上海，也调查了许多养老院，还想过把房子卖了去租两套，每天下班陪他们。可康复治疗开销不小，转医保手续也很麻烦。更重要的是，父亲习惯了在云南的生活，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对他是极大的安慰，来到上海对他的精神状态未必有好处。

　　“我还跟他说，每个月放他三天假，跟我现在一样，让他回云南找朋友喝酒聊天。”何倩一面考虑着，一面又自我否定：“但我能来回折腾，因为我是年轻人，他恐怕不行。”

　　母亲生病后，家里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变成了父亲，拿主意做决定。我爸变成了我妈，从被照顾的变成照顾人的。我妈变成了孩子。”何倩叹口气。

　　全家的未来摆在她面前，等着她拿主意：回家，还是不回？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

　　最多五年，这是费凡给自己设定的回家期限。

　　她是上海人，“90后”，名校毕业后赴美国读硕士，刚留在美国工作不久。2016年圣诞假期回国，父母征求她意见：美国现在挺乱，在那边也很难稳定下来，要不就回来算了？她问：“你们真的要我回来吗？”父母默默想很久，说，随你。

　　“我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来的。但又很矛盾，因为知道这（在国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话就再也没机会回美国了。我妈不希望我遗憾后悔。”而她自己也很矛盾。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假，对妈妈的担心更真。“她（妈妈）有‘前科’的！”费凡假装生气地嘟囔。本科出国交流期间，妈妈动过一个小手术，没有告诉她。费凡发现后立马改签机票回国。

　　自此有了“心理阴影”。距离就像放大镜，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脑补出无数情节，担心尤其会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学期前，她回国做项目，飞机抵达上海时，只有爸爸来接。费凡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时妈妈肯定也来的。

　　随后她得知，妈妈刚刚又动了一个手术。费凡特别生气，爸爸赶紧解释：小手术而已。“那时候他们估计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没过几天，外婆过世，费凡心里不好受，又担心妈妈，基本寸步不离。那时，妈妈还要去医院做各种术后检查，“等结果的过程非常煎熬。”费凡说。

　　爸爸先拿到检查报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症最早期，治愈率较高，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将其列入恶性肿瘤的编码。费凡当时并不知道，满脑子都是：“还回去（美国）干吗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来知道不那么严重，才稍稍放心。

　　临走时她强调好几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定位软件也毫不犹豫安到了父母手机上：“只要他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就会打电话过去，打到接为止。”现在每天还要和父母微信语音。时差13小时，一端说早安，一端说晚安。每周雷打不动视频一次。

　　2016年圣诞回家，同事问她有什么安排。“我说能有什么安排，吃吃饭然后陪爸妈就好了。”费凡还没有想过父母未来养老的问题，总觉得太过遥远，但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要陪伴他们。

　　大学时她每周回一次家，周五早上爸爸会跑去菜市场买一大堆她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妈妈烧饭，爸爸开车去学校接她。周末就一起去超市，买零食让她带回学校，或者逛逛街、看看电影，全家人一起在外面吃顿饭。

　　“父母的生活其实都在围着孩子转。”同龄人都是独生子女，费凡看得很清楚。但生活中细微末节的变化，她未必全能体会。

　　妈妈说，费凡出国以后，家里做饭就只烧两个菜，有什么做什么，中午没吃完就晚上接着热。“女儿在家吧，肯定多烧几个，中午吃了什么，晚上还要换一换。（女儿一走，）那种热气感没有了。”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显示，因独生子女与父母分居，日常见面少，影响亲子情感交流，是比较普遍的状况。在受访分居家庭中，子女与父母每天见面的比例不足30%。近50%的家庭每周或只有每月能见面 。

　　费凡爸爸对女儿还算满意：“她也是很恋家的，也是很照顾我们心情的。”妈妈还有一年退休，最近都在做准备，学古筝、学剪纸，想着以后寂寞的时候，能增加一点生活乐趣。

　　她和丈夫都不愿影响女儿的前程：“基本原则是，如果家庭和费凡的事情有冲突了，事业优先。”

　　思念却不是能用理性来分析的。妈妈说：“一家人在一块，看得见，心里踏实。不然总归有点牵挂。”爸爸则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孩子离开以后，家庭就有点不完整。他希望至少再过十几年，到自己70岁左右的时候，费凡能陪伴左右。

　　“经济上不需要她承担。照顾也用不到。还是精神上面的慰藉吧，老了以后可以陪我们说说话，聊一聊。”爸爸说。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费凡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父母终究是她最大的牵挂。她的回国计划甚至比父亲的愿望更提前：“最长五年吧。完全是因为我爸妈的原因，还是希望他们开心最重要。”

　　“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幸福”

　　采访结束后两天，何倩发微信给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得如何？老爸吐槽我没？”

　　此前她总说，如果父亲接受采访，一定会埋怨她。早在父母退休之前，何倩就被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回云南家庭氛围更好一点，买房又便宜，父亲人脉也广，安排个工作不太难，认识的人多，解决个人问题也相对容易些……但她喜欢上海，不肯回去，又至今未成家。此前种种鸡零狗碎，吵架也不知多少次，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就要脱离父女关系。

　　“还真没有。”记者回复。

　　何倩父亲的原话是：“肯定希望（她会来帮我）嘛。但她有事业心，做到现在不容易，也有一点光明的前景。个人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她也不是心灰意冷了，自己也很用心的。她也理解我，说到上海去，我讲得难听一点就像关在笼子里。我也不甘心。……这个怎么说呢，互相理解吧。她反正每个月都回来看她妈，也是辛苦得很，孝心这个方面还是不错的。”

　　他希望妻子的身体好转，能够站起来，也把自己心态、身体调整好，还是待在云南。实在没办法，如果上海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康复机构，或许也只能先去上海。经济上他暂时还不需要女儿的帮助，觉得精神上能经常交流就行。

　　微信对话框那头的回复中断了。良久，何倩发来一条消息：“看到你发的这两条我爸的话，眼泪立马下来了。”

　　20多岁时她心怀怨念，觉得相比起有哥哥姐姐的同龄人，自己作为家中独女，连要承受的爱与关心都多得过分，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获得自我。30岁上的她有所体谅，觉得回家“被管”并非不可，只是要明确自己能做什么，可以既做喜欢的事情又能兼顾照顾父母。“现在这个想法更加明确，肯定是愿意回去。”她说。

　　周霖也在慢慢调整。此前为母亲捡垃圾的事，她总是着急上火，周祎与她争执过几次，说外婆是病人，不能拿正常人的行为去比较，却也不敢说太多：“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老太太好。我妈作为主要照顾者，我还是要考虑她的主观能动性。她要是哪天说，行，我不管，你管吧。那我就傻了。”

　　现在他每天晚饭后来外婆家，陪她聊天、唱歌、做手工，玩游戏，走之前就把阳台上的大包小包废品一起带走。母亲周霖在一边哄外婆：“你捡的这些有用！还洗这么干净，可以送人的，让他（周祎）拿去送人。”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儿童创意涂色》，田字格字帖，和一百以内加减法的算数题本。页面的左上角总有红笔批注的分数，都是周霖批的。电视后面的墙上贴满了奖状。“我们跟她说是街道啊、老龄办发的，她可高兴了。”周霖侧过脸来半捂着嘴悄悄说，笑中带点狡猾。

　　随即她又转过头冲着母亲，扬高了声调夸：“穿的花衣服好漂亮噢，小章（指记者）都觉得你好看！”母亲满面笑容，抓住她的手。她依过去，搂一搂。“现在我叫她乖乖，她叫我宝宝。”周霖语调里带着点苦尽甘来的得意。

　　耳濡目染，周祎希望未来也能像妈妈对待外婆那样照顾妈妈。“但我不可能做到她那种程度……”话音未落，被周霖打断：“关键我是退休了的。”她掰着指头算：母亲25岁生她，80岁生病时她55岁，刚好退休，如果自己在同样的年纪生病，儿子还在工作，肯定顾不过来。

　　她转向儿子：“不管父母当年是怎么含辛茹苦把你带大，他们最终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幸福。”周霖又转过身对着记者，语重心长：“国家把养老事业发展好，才是解放80后、90后这一代唯一的出路。”

　　2016年6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上海、南通、成都等15个城市展开试点，探索试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 。

　　在上海交通大学老年产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原院长张乃子看来，这是解决未来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他介绍说，中国的养老是“9073模式”，即90%的老人可以自我照顾，7%的老人需要居家养老服务，3%的失能失智老人需要机构养老。

　　“3%的机构养老是不会增加的，但7%的居家照料是随着高龄化程度而发生变化的。高龄老人越多，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就越多，7%的比率就会上升。……居家照料最重要的就是谁出护理费、出多少，归根到底就是钱的问题。长期护理保险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张乃子说。

　　周霖所在的成都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之一。她说母亲一个月要吃2000多元钱的药，自己只用出几百块，这一点确实非常好，但她也认为，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亲情交流和精神慰藉是无法替代的。

　　如今母亲依赖她，每天至少要见她两次才能安心。儿子之前担心她压力太大，劝她和丈夫自驾出游。一说要走，母亲就哭，委屈得像个孩子。周祎每天晚上去陪，但母女之间的亲密感，外孙替代不了。

　　“你就是说我去火葬场，她（也）说，你去我也去。必须跟着我。我也是一样的，一出去玩就着急她，心里老念着。”周霖的语调里满是无奈，却也透着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