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讲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全文)

　　本文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官方微信，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写在前面

　　郭树清接替尚福林出任银监会主席的消息从昨晚开始疯狂刷屏。今天上午，全国各地银监局局长、银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齐聚北京金融界银监会办公楼会议室，聆听中央组织部门宣布此次新任命。

　　郭树清一直被视为我国金融专家、技术官员的代表。此次重返金融监管系统，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临危受命”、“重任在肩”。

　　201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业去杠杆、防范风险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更明确提出要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包括银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正是金融监管一线业务部门之一。

　　对于郭树清执掌银监会，有不少人大呼“可惜”，毕竟在一行三会中，银监会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在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是金融监管的重点，“抓住银行这个重点就能管住信托和证券机构。”并且，人民银行是制定政策者，一般通过利率的杠杆或者通过存款准备金的增减来作用于市场。而真正微观上来控制银行的则是银监会，它是直接监控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对商业银行的高管的任职资格审查进行甄别的机构，是提出银行规则玩法、监控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前沿“瞭望台”。

　　事实上，对于未来可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走向，始终有一种呼声就是银监会吸收合并证监会、保监会，成立金融管理委员会。据媒体最新报道，有接近监管层人士评价称，郭树清此次由山东省省长到银监会主席，属于平调，这种变动“颇不寻常”，未来金融业可能会有有趣的事发生。

　　梳理郭树清过去近30年的履历不难发现，这位气质儒雅的官员虽为人低调平和，却始终锐意改革。在其改革事迹中，最著名的当属证监会新政风暴——自郭树清2011年10月29日上任后，证监会平均每六天就出台一项新政，一年多达70余项政策落地。他上任伊始便直面发审制度，惊天一问“IPO不审行不行”，引人浮想。为重振投资者信心，他着手应对内幕交易问题，并采取更严格的股票上市标准。几百家公司正排队IPO，郭树清收紧政策，被认为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

　　此后空降山东，郭树清依然延续了他的“郭氏风格”，对山东金融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013年8月7日，山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山东金改22条”。当时，郭树清上任山东省省长只有131天。他主导并力推的金融改革，也随之被称为“郭树清山东金改”。

　　此后，山东金改在他的主导、力推下展开，成为山东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坐实了未来几年山东金融挂帅的方向。但彼时，山东人的金融意识较为淡薄，金融机构基础弱、人才储备不足，改革如何推进？

　　郭树清的办法是亲自上阵、勤联外援、内外兼修，一方面为大量地方干部培训金融知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在金融系统内的人脉，积极推动中央金融系统官员“转会”山东。

　　在山东省长任职期间，郭树清几乎见遍了所有金融监管机构和系统性重要机构的领导。据新浪财经不完全统计，他在山东会见过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央行副行长陈雨露、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等监管机构高层，还有四大行董事长、浦发董事长、光大集团董事长、包括上交所深交所在内的各大交易所一把手、人寿保险董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等机构领导。

　　青岛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也是山东金融改革的一部重头戏。在郭树清的规划中，青岛要稳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成为一座面向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为此，他积极推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青岛市政府的战略合作，以期为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他曾先后参加如CF40“山东论坛”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内部研讨会、CF40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等会议，与相关官员、学者和市场人士交流探讨山东乃至全国金融改革的重点问题。

　　2015年3月22日，CF40与青岛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启动战略合作，建设金融四十人学院、研究院和基金会，为山东金融改革发展和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2016年，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四十人金融研究院在青岛正式注册成立。

　　而要追溯郭树清与改革的不解之缘，则要回到近30年前。他与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时的老部下，仕途也都从体改委真正起步。

　　在体改委期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共同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这项理论在2010年11月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当年更是直接将郭树清推到了改革前台，在他身上刻下了“改革”烙印。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系郭树清于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所作。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工作的郭树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改革战略选择，并对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反思。

　　“改革战略及其选择”的回顾与检讨

　　1984年秋天，我开始参与经济改革规划工作。1986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改革战略及其选择》。20多年过去了，再来回顾一下当时注意力集中之所在，看一看实际进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想象不一样，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下现在和未来面临的种种新挑战，应当不无意义。如同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记述一样，本文的内容完全是以个人的体验来展开叙述，局限性是必然的，挂一漏万也不可避免。还是让我们由重读这篇文章开始。

　　《改革战略及其选择》

　　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战略和策略。

　　研究中国的改革战略，有两个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其一是改革开始的基础，即内部很不平衡、总体上极为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其二是改革期望达到的目的，即通过改变体制模式，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改革战略的基本性质和选择空间。

　　世界范围的经验证明，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既不必要又无可能简单重复欧美的历程。不同的传统和不同的条件，导致了另一条道路的产生。第二条道路和第一条道路并非绝对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体系都是必然过程。所不同的是第二条道路要大大缩短这个过程。由此产生的最大差别是国家在其中要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国家通过种种政策手段加速资本形成和货币过程，操纵市场运行。如果做一个最概括的描述，第二条道路与第一条道路的相同之处是，充分鼓励每一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不同之处是，充分发挥国家的规划、指导、协调和扶助作用。第一条道路是一个明显自发的过程，第二条道路是一个较为自觉的过程。

　　中国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走第二条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传统和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原则及其影响决定了主要靠发展私人经济、技术水平逐级移动、两极分化和严重损害社会平等这种成本极高、费时极久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可取的。相反，靠国家干预、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不完全竞争和收入保持相对平等却可以激发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能量，取得更辉煌的成功。在这种意义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的发展经验，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国也势必不可能照搬它们的经验。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某些重大消极后果，创造出新的经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战略选择是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发展道路的确定使得我们对改革的实质性任务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改革要尽最大可能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形成广泛竞争的格局；第二，与此同时，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改变其经济职能和干预方式、干预手段，在此基础上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旧的经济结构和旧的经济体制是互为因果、紧密依存在一起的。长期形成的第三产业薄弱、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落后等问题是经济市场化的重大威胁。因为在此基础上开放的市场，其结构会极不均衡，要求要素做很大的流动。只有在改革的同时加紧制定产业政策，利用旧的手段强制地调整结构，缓解矛盾，改革才能顺利达到预期目的。

　　尽管我们需要而且可能大大缩短市场发育过程，但是历史上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相应的组织、经验、素质和信息传输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决定了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定时间。能够弥补市场不完善之缺陷和促进市场发育的唯一手段是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府。因此，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最合理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不完善的市场和极有效率的政府之结合。在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场合，政府不再去直接干预，而在市场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计划和政策手段，保证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但是，政府不再使用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的办法，而是主要以税收、财政、信贷等经济手段，扶持带头产业，资助出口行业或企业，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如何处理发展市场机制和改变政府功能在改革中的配合协调问题，是改革战略中第二个层次的选择问题。是先发展市场机制后改变政府功能，还是先改变政府功能后发展市场机制，或者是二者交替迈步，轮换为主。根据已有的经验，上述三种方法都不甚可取。最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二者互相适应，同步前进。在发展市场的初期阶段建设政府的综合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和信息部门；在发展市场的中期阶段，改组和削减政府的专业部门，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性行业性或社会性组织；在发展市场的后期阶段，最终完成政府管理体制、干部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任务。

　　更为具体的战略选择是与市场体系本身的建设和完善采取何种步骤相联系的。人们从相同条件中引出了颇为不同的结论。第一个分歧是各种市场是否要齐头并进，第二个分歧是要不要统一市场。

　　关于第一个分歧，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关于第二个分歧，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遇到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作用问题。目前的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极大的经济权力。在建设地方的基础设施和组织地区内企业的产供销联系方面，地方政府发挥着积极作用。削弱和取消地方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和对盈利项目的投资，无疑是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但是，必须创造出可以替代的机制。就直接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组织而言，要靠改革形成较为完整的商品市场取而代之；就盈利性投资而言，可以设想利用计委、财政和建设银行的现有基础成立几个全国性投资银行或投资公司，逐渐取代地方政府，这方面可以考虑日本和韩国战后投资体制演变的经验。

　　近几年地方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改革进行，另一方面也遗留下种种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改革增加了困难。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地方小企业乡镇企业分而治之、卡死一头放开另一头的情况下，虽有重复建设、投资分散、技术落后、资源破坏、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但这些小企业普遍颇为景气。如果进一步改革能够实现统一市场，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等，而且总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控制，那么这些小企业的处境会变得极为困难。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发展市场和竞争必须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乡镇企业从整体上损失最大，农民利益侵蚀最大；但是不如此又永远不能完善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从而牺牲长远发展。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与市场体系形成相伴随的传统体制的削弱过程，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的最优时序，我们会得到实质上相同的结论。改革传统体制，无非是要重新调整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商品经济中各有的不同权利和义务。在传统体制下，各种利益关系受到扭曲并混合在一起，统一的行政指令代替市场和社会经济政策来实现这些利益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理清国家、部门、企业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其次要理清国家与个人、企业与职工的经济利益关系；第三要改变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相对分离开各种所有制关系，发挥和完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及其形式。目前，我们仍然处在改革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即理顺基本经济关系阶段。面临的任务是消除价格税收扭曲，分清国家、地方、企业的职责，缩减指令性计划，实现土地资源的有偿使用，初步明确国家以往投资形成资产的收益划分，改变流动资金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国家控制的中介性金融机构，即多种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负责中长期投资。改革的阶段目的是建立起统一的商品市场，形成初始形态的要素市场，在直接生产和流通领域实现间接控制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倾向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为可以迅速打开种种市场(至少是各方面开口子)，把大部分国营中小企业甩出去形成一种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势。

　　国外有人专门研究成功的社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首要的一条是，改革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平稳的发展过程，最忌痉挛式的大起大落，大放大收。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对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任务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保持改革的计划性，不同阶段确定不同的重点。既不失时机地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又不过早地提出条件尚不具备的任务，我们的改革必定会取得成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具备的基本任务，并不意味着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以难易程度和风险大小来决定某一特定阶段的改革重点，必将导致误入迷途。东欧国家踌躇再三，几次拖延价格改革的恶果就是证明。

　　在不影响改革基本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维护各方面既得的利益水平，逐渐地拉开收入差别，避免过早明朗某些方面的目标等等，不仅仅是策略问题，事实上也带有战略意义。目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上面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政策，下面就已经有了种种对策。利益关系较大幅度的变化及其过早明朗化、敏感化是主要原因。这些方面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

　　何为改革战略问题?──1984年和1985年的思考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解决之后，“怎么改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改革战略问题。实际生活比之理论逻辑要复杂一些，这两类问题在时间上并不能截然分别开来，而且在人们的思维中也不断纠缠在一起。不过，大体说来，从1978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后来听到一些回声往往也是由“怎么改革”引起的。

　　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改革战略确定了若干最基本的方针。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先农村后城市；二是鼓励基层和群众大胆试、大胆闯，发生缺点错误及时改正；三是“不争论”，主要是指所谓姓“社”姓“资”的定性问题，不提倡早下结论、早定框框，不是指具体改革方式的讨论；四是把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五是开放与改革并重，两者之间形成了非常积极的互相促进作用。这些方针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改革在大的格局上形成了稳步前进的态势。

　　在具体操作层次上，则需要认真分析实际情况，充分借鉴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以及西欧日本等国解除战时统制经济的经验，参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有效做法，制定出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这在城市改革启动时显得尤为紧迫。安志文同志1987年写道:“在改革的初始，由于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较大，不能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即使如此，我们也并未放弃对改革总体方案的研究设计。”

　　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文件最早是由国务院财委体改小组办公室起草的，之后的国务院体改办在1980年到1982年又分别起草了几个总体规划文件，提出来许多重要的指导原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例如，1979年的规划，提出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1980年的规划则鲜明提出要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1982年的规划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然而，这种设计和规划工作受到很多限制，最主要的不利因素是陈旧的理论束缚，起草过程中和成文之后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老同志，包括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都曾受到批评。1984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年经济界尤为激情澎湃，改革战略成为社会关心和讨论的问题。

　　1984年之前，经济改革是我的硕士学业中的一部分研究内容，对于实际的改革过程来说，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是非常开放的，更有大量的讨论和社会调查。1984年我写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一文，之后又写出了一系列探讨总体改革的文章，同年秋天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活动。1985年春与刘吉瑞、邱树芳一道写了《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的建议信，随后一起参加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小组，并作为主要执笔人和汇报人出席了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的研究“七五”计划的暑期工作会议。1986年春夏之交，我又在国务院体改方案办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经历对于提升我对中国改革战略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界前辈及年轻一代经济学者给了我很多帮助和启发在1984年和1985年，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战略问题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二是过渡办法和合理时序；三是主要的配合条件。1985年我所写的《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文大体上按这三个方面罗列出自以为最要紧的规定性，引述如下。

　　关于具体的目标模式，当时认为最需要明确以下六个侧面：

　　1.平等与效率。只要效率不要平等，或者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事实上也并非如此。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根据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在某些方面提高平等的程度，在另一些方面扩大差别的程度，二者都取决于对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结构的分析。认为传统体制下平等程度很高因而应当维持下去，或者认为只要加剧不平等就会无限制地提高经济效率，这两种观点恐怕都是不可取的。

　　2.供给与需求。需求和供给的运动遵循着固有的规律，人为的分离或统一都会带来不良后果。而在承认这种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需求和供给的运动则并不是不可调节的。一定的需求会刺激起一定的供给，这个定理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一定的资源闲置。这种情况在传统体制下的经济中一般说是不存在的。改革期间，有效需求膨胀是需要花费巨大努力来防止的主要危险。

　　3.计划与市场。传统体制下计划与市场处于绝对排斥的状态。改革无疑要恢复市场机制的灵活有效调节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弱计划，取消计划。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计划只有以承认市场关系为前提，或者说计划只有奠定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自己的有效性。市场必须是受计划指导的市场，计划必须是受市场制约的计划。总之，要使计划和市场、宏观和微观处于相对独立、有机统一的状态。

　　4.长处与短处。传统体制中经济决策高度集中，能够有效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于最紧要的部门，但同时必然要造成许多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新的体制要充分发挥商品经济规律，就必须从根本上放弃直接行政命令的简便做法。改革固然是对旧体制的扬弃，但是企图完全保留旧体制的长处而又完全消除其短处，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新的体制必然产生新的矛盾，经济的波动仍将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新体制的长处多于短处，其短处又少于传统体制的短处，那么向这个新体制的过渡就是有意义的。

　　5.自由与约束。把决策权分散化，是改革的基本内容。但是经济组织获得的商品生产者的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绝对自由。首先，为维护商品经济的基本秩序，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和服从这些准则。其次，任何经济组织的活动都是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自由必须是得到其他经济组织认可的自由。第三，对于个人来说，商品货币关系为他的活动提供了远比传统体制下更大的自由，但是，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由的严重限制。

　　6.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在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上，商品货币关系不仅需要保留，而且需要充分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仍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反映和表现出来。对此采取硬不承认的态度，或者因为看到这种矛盾而采取取消商品生产的做法，事实证明都是直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另一方面，只要商品货币关系存在，向私人资本关系发展就仍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此采取不承认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关于改革的过渡办法和合理时序，认为有以下四种大的关系需要把握好：

　　1.内在规定与外部环境。真正给企业以无穷活力，事实上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一个生产单位如果不能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做出自己的生产、投资决策，不能依靠商品货币关系实现这些决策，并获得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那么这个生产单位就永远不是“企业”。所谓“搞活企业”，应当说是“创造企业”。这也就是我们改革任务的艰巨性之所在。为达到目的，我们必须对计划、价格、税收、财政、信贷、商业物资、工资劳动、外贸外汇等一切方面的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同时也需要对企业的组织制度、政府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以理顺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的关系。

　　2.整体与部分。不论经济体制还是经济生活本身，都是内部紧密相联的有机整体，其中部分的独立性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第一种情况是职能系统。计划、价格、税收、信贷等领域是构成整体的部分。整体的改革必然同时涉及各个部分的改革，而且，各个部分的改革本身就是整体的改革。第二种情况是行业系统。这些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其中有的部门独立性很强，应当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形成适合各自特点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第三种情况是地区系统。省、市、县、区、乡构成不同层次的地区整体。在基本体制一致的前提下，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发展适应各种不同情况的具体制度和规则。

　　3.逻辑直线与相互作用。由于体制改革不能一步完成，势必形成互相联系的不同阶段，而这些阶段的划分就要大体遵循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顺序。违背这个规律就会造成损失。因此，尽管不同的阶段应当以不同的环节作为改革的重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必须同时安排相应的改革行动或采取调整措施和预防措施，即要考虑到全局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问题可以这样来概括:总的过程必须体现逻辑顺序，具体环节则应灵活掌握。

　　4.“破”与“立”。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破”“立”结合的过程。“不破不立”，因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特别注意“破”，即集中思考怎样打破旧体制，搞活经济。但是，“不立不破”，没有一定程度的“立”，就不能“破”，“破了就乱”，乱了还得退。

　　关于改革的配合问题，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感到最要紧的是如下五个方面：

　　1.目标与手段。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相对独立有机统一的体制，即间接控制型体制。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为保证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整个经济的相对稳定，除了尽可能地创造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外，我们很可能还得采取相当一部分行政命令手段，这在初期阶段尤其是这样。

　　2.变革与稳定。经济体制改革要重新调整利益关系，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肯定要引起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震动。要求没有震动，就是要求不搞改革。但是短时期内各方面震动太大，事实上又会妨碍改革。变革会影响稳定，但变革又需要稳定，这就是事情的矛盾之处。

　　3.体制转轨与经济转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实现国民经济从粗放外延增长为主，转变为内涵集约增长为主；从落后的畸形的结构，转变为先进的合理的结构；从封闭体系，转变为开放体系等等。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抓住战略重点。现阶段的战略重点在理论上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体制改革。

　　4.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紧密相联，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体制事实上已经包含政治体制的许多内容，例如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经济干部的组织制度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做统一安排和考虑。另一方面，整个政治体制也必然要求反映经济体制的变革，进行相应的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最终取得成功并得以巩固。但是，政治毕竟以经济为基础。尽管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应当而且能够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之前或之中进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成为现阶段的重点。

　　5.体制改革与观念更新。不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就不能改革体制，而不改革体制就不能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需要避免两种走到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单纯强调观念更新，延缓体制改革进程；一种是单纯强调体制改革，不注意观念方面的更新。只有坚持体制改革为中心，同时注意思想观念更新，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

　　80年代中期有关改革推进方式的争论

　　十二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号角，甚至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各地的改革和发展步伐都已加快。改革战略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更是实际部门的操作课题。然而不同意见纷呈，政策研究领域争论异常激烈。焦点有五个方面。

　　1.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这个问题注定不好处理。从理论上说改革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改革不是为了改革，改革是为了发展。问题在于改革不仅在长远要促进发展，而且必须在短期内就带来发展的成效，否则改革就不会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欢迎。在遇到改革措施出台与经济高速增长有矛盾时，决策取舍就尤为艰难，常常会犹豫再三。另一方面，局部与全局，微观与宏观本来就不会一样，地方和企业很少批评“过热”，常常抱怨“太紧”。1985年接连召开数次省长会议，企图说服大家减少投资，放慢速度，实际收效甚微。由于增长过快必然引起某些部门的供应紧张，更严重的是物价总水平会明显上涨，因此，不仅改革难以顺利实施，就是发展自身也无法得以持续。

　　1984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的直接原因是，全面改革正在酝酿方案，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上一年较高速度的基础上逐月升温，由于价格改革又是拟议改革的主要内容，通货膨胀显见为头号威胁。一些经济学家忧心忡忡。但是在另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好不容易结束了调整时期，现在正是“高速起飞”的良好时机，至于通货膨胀高一点，只要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就会超过物价上涨，从根本上来说不会出大的麻烦。甚至还有人认为，无论是改革还是“起飞”都需要通货膨胀来充当润滑剂，高通胀是高增长的“典型现象”。争论本身并没有形成共识，还是形势比人强。到1984年底，银行贷款比上年增长将近30%，货币发行扩大了将近50%，外汇结存减少，物价上涨，北京等城市出现抢购。事实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在政策指导上对脱离实际的高速度有一点偏爱，只要在思想上为通货膨胀留下一条缝隙，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就会加倍发展。

　　1985年是“宏观调控”这个概念最流行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起草改革总体规划时，特别重视改革推出的宏观经济条件问题，为此专门列出一个阶段，称之为“治理经济环境”。这一年也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宏观经济研讨会，即“巴山轮”会议。得益于世界银行林重庚先生的协调组织，会议邀请到了詹姆斯(托宾、阿力克)凯恩克劳斯、埃明格尓、布鲁斯、科尓内、白特以及小林实等著名专家学者。作为与会代表，我亲耳听到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异口同声强调保持总量平衡的重要性，并且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告诫中国政府和学界，通货膨胀政策绝对得不偿失。然而促成1985年实施宏观紧缩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中央老一辈领导人高度一致的看法，他们的经验来自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在绝大多数年份里激进冒进的指导思想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而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还处于调整时期。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市场关系也开始宽松。然而，高速度和通货膨胀依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987年一切又卷土重来，到了1988年当提出“价格改革闯关”时，激烈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的是，南美的所谓高通胀高增长经验。阿根廷总统阿方欣幽默地告诉我国领导人，你们这点通货膨胀不算什么，阿根廷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寄希望于下一届总统，恐怕要寄希望于下一任上帝了。这个故事引起的笑声音犹在耳，全国就爆发了抢购风潮。价格改革方案被迫修改，事实上已宣布推迟。

　　2.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改革战略及其选择》花了较大篇幅分层次讨论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将我所持意见阐述得已经比较充分。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还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坚持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另一种则认为政府应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自己去发挥作用。在前者看来，过去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主要是方法不科学；在后者看来，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盲目的，而且还难免犯官僚主义。

　　除了目标模式的差异之外，改革推进方式上的最大分歧是改革本身可不可设计，要不要进行总体规划。要全部介绍这方面的讨论，可能需要写一部专著，其实问题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持坚决的肯定态度，另一些同事和朋友则持比较坚决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放开市场，放开所有制形式。这实际上又导致改革要不要划分阶段，怎么划分阶段的问题，最终实际上还归结到要不要长期打算，要不要实行渐进路线等等。令人高兴的是，改革的总体规划工作最终在争论声中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继1985和1986年的大规模集中研究之后，1987年李铁映同志亲自倡导和主持了“三、五、八”规划。之后，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都组织了多次有关改革的专题规划研究。

　　为了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有责任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理顺经济结构，否则市场就会发生很大的扭曲，其导向作用势必会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改革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事实上中央从1979年确定的方针就是调整优先，而且曾经明确宣布整个“六五”时期都要以调整为主线。但是，单纯依据计划行政手段进行的调整既力量有限又容易走偏方向，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先调整后改革，一种是以改革促调整。我们的看法是，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可以互相促进。实际的演进过程不那么理想。

　　当时已经看到两种不合理现象，一是加工工业发展很快，与此同时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越来越滞后；二是同一行业中，技术工艺落后的企业常常比技术工艺先进的企业发展速度更快。当时还没有为大家所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沿海地区引进外资生产的产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领域。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初，一个名叫陈棣的人从美国写来一封信，引起了多位高层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央刚刚采纳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等同志的建议，决定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来信者高度评价了这个决策，同时他提出“要正视沿海发展开放型经济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研究“如何发展高附加值产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始终是被动的，有被人拖着跑的危险”。隔了多年之后，我们再看这封信所提的意见，仍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政府的经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对于弥补市场不足、引导市场发展方向来说，所做的又非常有限。

　　3.改革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央向地方分权，没有这种分权，市场机制是无法形成的，但是，仅只有行政性的权力结构调整，也不会自然生长出市场经济来。要害在于，地方政府不能像过去一样采用计划和行政命令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市场。这种担忧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有另外两种截然相反的担忧。

　　一种是害怕中央收回给东南沿海的自主权，认为中国太大，包袱太重，整体改革开放不可能太快，只能放开让地方去试去闯。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当价格和税收政策不统一，甚至制度不统一，那势必会引起许多混乱和冲突。这时一有要求统一的声音，就会使这些地方非常敏感。时间一久，学界甚至出现了所谓“经济联邦制”的设想。这就是《改革战略及其选择》中提到的，所谓先搞“地方割据和区域市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统一市场才有可能提上日程”。另一种担心是害怕地方财大气粗，逐渐不听中央招呼。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一些部门，不仅是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甚至也是许多国际机构和外国学者的看法。记得当年每有世界银行的代表团来华，座谈会上必有人会提出，省市会不会不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等等问题。人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巨大凝聚力。况且市场经济在本性上就倾向于扩大交易，消除壁垒，因此改革越深化，国家越统一。这一点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从《改革战略及其选择》一文可以看出，笔者坚信全国统一市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1985年总体规划工作的最直接成果是，多数人认可，经济改革必须在三个方面配套协调，这就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构筑起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地方分权模式下，最令人担忧的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能否同步推进，然而它们没有成为问题。

　　4.混合模式与价格“双轨制”。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这种转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人们就提出了过渡的重要性。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能采取中断运行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因此，在过渡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因素的并存不可避免。我们提出的原则是：进行改革的方面，要有各方面的条件保证改革的实现和巩固；暂时不能改革的方面，要有各种非常措施使其不发挥太大的消极作用。这就是说，过渡时期的体制也应是一个暂时保持统一的体制，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正常运行，改革不致夭折。具体来说，矛盾和冲突不太激烈的过渡模式应当是一种混合模式，有的产品或部门实行指令性计划，有的实行指导性计划，有的实行市场调节。总体上看，中国改革采取了这种方式。

　　然而，中国也确实曾经有过一种独特的过渡形式，这就是生产资料“双轨制”，即同一产品，既有指令性计划管理的部分，也有非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的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供应或多或少都实行过价格双轨制，中国也不例外。只要实行配给制的同时又有农贸市场或自由市场，必然发生同种产品两种价格或三种价格。1978年，国务院在酝酿提高粮食价格时，姚依林同志就提出了“粮价三层楼”的设想，到年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统购部分提价20%，超购部分提价50%。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起源于1981年，当时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部实行产量包干政策，规定完成包干任务后多出的部分，可以按国际市场价在国内销售，也可由外贸部门出口。1982年，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可卖到计划内价格的6.44倍，其他油田可卖到5.32倍。1983年国务院批准对成品油也实行部分的双轨制价格，同时对22个煤炭矿务局实行超产加价25%-50%的政策。1984年国务院在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允许企业有一定的产品自销权，价格可限定在国家定价的20%以内，之后于1985年初取消了限制，原因是发现有人倒卖限价产品牟取巨额差价好处，计划外产品价格实行随行就市。

　　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破坏性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在1984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的过渡办法，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问题在1985年已暴露得比较充分，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尽早并轨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前期才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双轨制格局。

　　5.承包制与价、税、财配套改革。承包制从农村进入城市，曾经是主要的改革举措，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不论是企业、部门，还是地方政府的包干，很快就暴露出消极影响。然而，如果让企业以市场为导向，那必须有一个基本正常的市场，最起码的条件是价格形成、税负水平、财政政策都比较合理，政府的计划干预、投资审批、物资分配比较确定，此外还有融资环境、贸易条件比较公平，等等，一句话，就是要把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理顺。相当数量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们从改革之初就在思考谋划这项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加入进来。从1985年开始，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制订正式提上日程，1986年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甚至决策层已经基本拍板，但是最终又推迟了。由于动作很大，涉及到多个方面，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大，已经习惯于承包确定的条件和环境的一些企业、部门、地方也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环境再度趋紧，以放松直接控制为基调的综合改革出台极有可能导致通胀失控。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所以要求实施总量紧缩政策本身就是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决心看起来很难下。于是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转折，最终又回头来执行“承包制”，并将其作为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不久之后，企业又感到困难重重，因为价格、计划、原材料供应都已“包不住”，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下，以挂钩指标不动为基础的承包制已丧失严肃性。

　　价格改革的话头被再次提起，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实施又现生机，然而宏观政策始终没有准备好。1988年7月1日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座谈会，我以“价格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成功保证”为题发言，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应当而且必须在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基本转轨，但是需要有两个方面的保证:一是通货膨胀处于控制之中；二是经济结构能够相应调整，即要素可以流动和重组。事实上这是我和刘吉瑞合写的一篇文章，较早时候已寄送给领导同志。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最终没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

　　全面改革第一阶段的成败得失———1992年的反思

　　全面改革从1985年起步之后，几经曲折，1988年底开始，进入了特殊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转眼之间七年时间过去了，体制转轨虽然比我们在开始时期的预想要慢一些，但是比我们在中间时期的预想则快得多。

　　我在1992年写的一本书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代表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那么，我们已经踏进新体制的大门。

　　首先，中国企业在总体上已经初步具备了追求市场利益的机制，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培养起风险意识和一定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1989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中占44%，在零售商业中占61%，在农业中更占到95%以上。

　　其次，实际供求关系成为影响经济参数变化的主要力量。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和基本上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在全部产品服务的价值总额中实际达到75%左右。

　　国家宏观调节中，尽管继续保留着许多直接控制，但是从实际效果看，间接控制发挥着主要作用。到1988年，国家以指令计划直接管理的工业生产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7%。

　　最后，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主体，居民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

　　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迄今的实践很不相同，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从思想理论准备的角度而言，中国改革来得最为突然。除了若干最一般的指导原则，中国改革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办法等等都是在过程中不断对一系列难题做出选择而逐步自然形成的。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错”、经常反复的道路。这也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

　　即使是最一般的理论分析，也可以看出这种战略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然而缺点与优点相比，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情势下显得无关紧要。农村改革在中央确定的原则指导下由各地自行组织，时间、顺序、办法也很不统一，虽然也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它取得的成功却举世瞩目。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类似农村的办法，中央督促部门和地方，部门和地方动员企业，按照各自的设想展开试点，推广经验，中心内容是给企业简政放权，具体做法各式各样。形成的基本态势是:正面比较稳妥，侧翼迅速深入；全局动作不大，局部差异悬殊；稳住上海、辽宁等经济实力基础雄厚的省市，放开广东、福建等工业相对落后的沿海地区；管住大中企业，放活小企业；国营经济缓慢行动，非国营经济跑步前进；计划、财政、价格等等直接控制，都是卡死卡住主体或“基数”，放松放开边际或增量；劳动就业工资福利方面同样是“老人老事老办法，新人新事新办法”；国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理顺可以假以时日，但是涉外经济关系必须作为特殊加快发展扩大，如此等等。这种改革战略态势给人的直观印象，与其说是新体制在如何形成和发展，不如说是旧体制在如何收缩和削弱；与其说是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不如说是在其边缘或外围创设出一个新体制。绕开难点前进，在运动中解决问题。这样的改革战略，必然地形成了三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由中央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和实施的改革步骤。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利改税”，分离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外贸改革，等等。

　　第二条战线是局部推进，即某些省、市，甚至县一级地方政府，或中央直属部门在局部范围内，使单项改革或多项改革显著地超出全局而走在前面，反过来对全局又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

　　中国经济改革还存在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第三战线，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所谓第三条战线，是指那些并非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动安排部署，而是由经济体系在现行体制和政策框架内自发演化而引起的改革性变化。例如，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持续发展，消费品工业的竞争性不断增强，直接计划控制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就会发生实质性变革。

　　这样一个改革战略的内部包含着矛盾，三条战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必然地造成这样的格局:一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引发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要支持新生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信贷税收等宏观政策持续倾向于松弛，导致高通货膨胀；加工工业超前发展，投资小型化，分散化，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问题日益积累；更容易引发社会强烈不满情绪的是，由于“双轨制”的发展和深化，追逐“差价”收益(即所谓“寻租”)的现象愈演愈烈，加剧了一般意义上体制转轨时期必然发生的经济秩序紊乱，体制真空和漏洞。社会生活中生成了十分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员腐败现象。这注定了改革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已经付出的代价无疑极其沉重。不仅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这样。原有改革战略的诱人之处本来在于其绕开难点、分散风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带来的矛盾和问题集中起来，以猛烈得多的形式爆发出来。当然，必须指出，付出的代价并不都是这种改革战略所造成的，有些代价是改革自身必须付出的，而不取决于采取哪种战略。经济体制现在所呈现的格局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与这种改革战略的关系可能要密切得多，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其中同样有些方面是其他各种外生变量所决定的。

　　然而，上述改革战略和三条战线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村改革开始时是这样，城市改革起步时也是这样，将其完全归结为某种主观偏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改革毕竟不是在党内外意见完全一致，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可以不计各自利益得失，群众对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能完全服从的条件下展开的。改革只能在种种制约条件构成的有限范围内选择道路和办法。这个道理(或事实)恐怕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是不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只能有这样的改革战略呢?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明。

　　在实际过程中，从1983年开始，中国改革也确曾出现过几次调整或转换战略的尝试。其中最明显的是1985—1986年，甚至还包括1988年。提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看到了双重体制(特别是以“双轨”形式存在的双重体制)带来了严重问题，拖延下去，后果难以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最后都半途而废了。

　　可以肯定的，或者说是为事实证实了的是，自从1985年以来，各种矛盾、问题和危险基本上依照着主张调整和转换战略的经济学家们的担心和最“坏”的预言，一步一步发展过来。但是，许多人(包括笔者)都曾经忽视和低估了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种种摩擦、冲突和危机式震荡中，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也得以发展，机制转换的车轮并没有停止。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1995年的中国改革路径

　　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改革推进的步伐放慢了，但是对改革的反思和总结却加深了。陈锦华同志受中央领导委托组织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研究，我也应邀参加了一些讨论，来自地方体改部门的易振球、陈鸿昌、迟福林、贺阳等人的发言，引用了生动有力的事实和数据，很有说服力。

　　1991年第四季度，江泽民总书记先后主持了十多次专家学者座谈会，系统研究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与会者畅所欲言，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印象最深刻的是蒋一苇和林毅夫，两人年龄相差很多，但都有着不同的传奇经历，一样的赤子情怀。不久之后我们又听到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全国为之震动。中国经济改革从理论到方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推进战略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整。

　　1993年春天，我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再次调回国家体改委工作，任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令人难以预料的是，我们再次遇到了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似的局面:改革要加速，而经济已提前加速。因此，在我正式到任之前的两个月，即被李铁映同志指定与楼继伟、吴晓灵等人组成一个小组，集中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对策措施，同时考虑深化改革的综合方案。令人振奋的是，中央在宏观调控和加快改革两方面态度都十分坚决。朱镕基副总理对银行和财政的两个“约法三章”迅速见到成效，经济逐步稳定下来。这个时期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时期，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主动，而且能够统筹兼顾多个方面。在拟定指导方针时最初提了几种说法，记得最终还是江泽民总书记亲笔概括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八个字来。

　　1995年，我在一篇文章里，尝试着分析和总结了世纪90年代前期的这场配套改革。

　　1992－1994年，经济体制转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初步奠定了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

　　1.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经济改革骤然升温。价格改革几乎是自动加速。企业改革开始触动长期以来不敢运作的领域，如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和内部分配制度。为加快企业改革，国务院制定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全面审查和界定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要求全部落实到企业。与此同时股份制改组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国家体改委和其他有关部委为此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意见和暂行条例。新的企业财会制度开始实施，这对于推动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为社会和政策机构所始料不及的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规模之大，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土地进入市场的速度更令人惊奇，在此之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土地甚至是没有任何价格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自然很不规范，炒买炒卖的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同样不规范的金融市场的扩张也像是一阵狂风暴雨。

　　2.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内容的确定。在1993年4月之前，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把财税、金融、外汇外贸和计划投资的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并实施一个配套的改革方案。然而，随着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尖锐暴露出来之后，如何加强宏观调控的问题逐渐摆到首位。决策机构清醒地认识到，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并非仅只靠政策手段就可以调整过来，必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先采取各种手段把混乱的局面控制住，随之就要推出一整套改革办法。

　　从改革自身的逻辑来看，实施宏观配套改革是必然的。国有经济是改革攻坚的主要领域。在国有经济领域，过去实行的两大转轨办法，一是“双轨制”，一是“承包”或“包干”制。前者的问题大体上已趋于解决，后者则保留下来，使得税收、财政、信贷、外汇、外贸和国家投资等等领域的基本关系长期处于扭曲状态。不采取较大的步骤，这些关系是理不顺的。而且企业的机制转换也很难迈开步伐。

　　税制改革在理论上没有太多争议。税制改革的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第一位的重点是用增值税取代产品税成为流转税的主体，并且简化税率档次。其次是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第三是统一个人所得税。同时撤并简化了许多小税种。这里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来享受低税或免税的部门或企业开始叫苦，这使得原来设想的单一的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不得不有所增加；企业所得税也设置了两档过渡税率；土地增值税反复修改，而且最终也没能按期出台。

　　财政实行“分税制”，讨论了将近十年，经济学界对此很少有异议。过去不赞同的意见主要来自地方，但经过层层包干之后，省级政府也面临着和中央相同的问题:财政调节功能日益弱化。因此，对改革现行财政体制，现在的反对意见明显不如过去那么强烈。更重要的是，推行“分税制”的原则之一是，在维护既有利益的前提下转变财政机制，所以地方并没有近在眼前的损失。这个原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唯一可行的。但是实施这个原则，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数额是以上一年为基数，这样各地就会希望抬高这个基数。更严重的问题是，各地执行的包干办法是不同的，税收动员的水平也是不同的，要完全维护既得利益，事实上就又要在新体制中保留许多区别对待的特殊做法。反复探索的结论是，此次财政体制改革应采取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安排，一步是走不过去的。

　　金融改革的大目标是清楚的，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市场。自从1988年治理整顿之后，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人们的承认，但同时也使得改革措施更为慎重。1993年开始，要求加快金融改革的呼声变得十分强烈。曾经设想金融改革更快地向目标模式过渡。然而随后愈演愈烈的金融混乱形势，使得求稳的愿望重新强烈起来。特别是在随后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金融改革受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巨大牵制，更加重了人们求稳的心理。但是确定的金融改革的动作仍然是前所未有的。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没有举措，利率的灵活性也没有增强，所谓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发展和完善自然也难以期望有新的突破。与财政体制改革一样，金融改革也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步伐，相比较而言是很大的。从1990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连续三年顺差，而且国外资本的流入逐年加速增加，这样的经济体系内发生外汇紧缺是极不正常的。显然，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是:统一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不论是持有外汇还是持有人民币，都由持有者承担全部风险。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必须实行强制的结汇制度。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开放初期，强制性结汇是必要的。尽管中国现阶段外汇已不是那么紧缺的资源，人们还是倾向于再回头来实行严格结汇制度。

　　外贸改革方案的确定相对简单得多。过去的外贸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围绕外汇设置的。实现了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可兑换，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的计划体制从根本上成为多余的东西。因此，取消外汇指令性计划和出口创汇指标几乎普遍受到欢迎。进口体制的改革，已有中美双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中的承诺，似乎短期内不宜另有新的举措。然而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进口体制改革完全可以采取更大的步骤。

　　在酝酿的宏观配套改革中，计划投资体制改革越来越放到次要的地位。其实，决策部门早在1992年下半年就提出了计划投资体制改革，当时已感到这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投资盲目扩张的机制正重演。但是一旦触动这种计划投资体制，势必影响到更多的部门，与财税改革同步出台，很可能战线太长，震动太大。从这个角度考虑，缓一步或许是可取的。

　　3.1994年宏观改革的实际进展。在中国改革过去15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时间内同时推出。

　　财政体制改革。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中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58%，这是符合预期要求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的间接税体系站稳了脚跟。全年工商税收比上年增长19%。

　　金融改革也如预期的那样并没有引起太大震动。中央银行自身的几项改革较为顺利，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得到加强。在通货膨胀率超过20%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竟然从年初的8.7元升值为年末的8.44元。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多数人原来预测的人民币汇价是过分低估的。

　　外贸体制改革按方案要求来说，进展十分顺利。在汇率统一到市场价格后，出口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刺激，全年出口增长31.9%。但是，按照国内宏观经济的状况，进口管理体制改革显然应当有更大作为。

　　计划投资体制改革也有所推进。指令性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上年的6.8%下降到4.6%。一些在建项目或将建项目，开始按公司制组建企业。

　　1994年还出台了较大的基础产品价格改革措施。统配煤价格全部放开，石油价格提高到每吨720元左右，粮食和棉花的国家收购价格也分别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电价也有所调整。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曲折──9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曲折遭遇

　　1990年代前期的综合配套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可以说至此已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然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进展及对应方面的发展，表现得远不如预期，事实证明我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预测是过于乐观了。这些领域的情况相互之间也很不相同。

　　首先是农业、农村与城市化问题。从城市改革起步后，一直以来我们都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虽然也有对乡镇企业发展可能带来问题的担忧，但是总体上感到有利条件很多，特别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信息化。然而到1992年，我们已经深深感到城乡“二元制度”的严重束缚。我在一本书中有如下描述:“尽管农村的非农产业和城市化进步速度在过去十多年里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实际中还是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地方，政策指导上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农村城市化的方针，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和使用权管理体制，户籍制度，财政层层包干体制等等，也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组合。1990年代农村非农产业要跨上新台阶，必须相对集中化，积极实施城市化。这已成为大势所趋，政策指导上如果不及时不主动，必将贻误国民经济发展。”

　　早在1989年国家计委桂世镛、王梦奎同志组织研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时，我们的研究小组，包括苏宁、刘鹤、杜铁章、王建、包克辛等同志，就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城市化问题。之后在多次有关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规划研究之中，我和陈锡文、段应碧、刘鹤、林毅夫、温铁军等同志围绕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不断地交流看法。1998年夏天开始我在贵州省政府工作近三年，负责计划、投资、体改、建设、外贸、招商和旅游等工作，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就农业产出，特别是粮食而言，1990年代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农业的多样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缓慢，乡镇企业不得不进入调整转型，农民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城镇。更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人口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整个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在我看来，“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转变为非农民。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与解决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是高度相关的，从本质上说，甚至就是一回事。”

　　其次是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重组问题。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内部组织架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的深刻变革，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国有企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多年，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资本和债务关系紊乱，资产底数不清，债务呆账、坏账几十年未作处理，到1993年国有企业的负债总额大概有2万亿元左右。尽管国内外对这个庞大的债务包袱都感到十分悲观，但我们仍然找到了用存量资产解决存量问题的办法，提出对历史包袱的解决并不需要都用现金来补偿。因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已有2万多亿元；公有住房历史价值1万多亿元，而按重置价格计算达3万亿元以上；国有土地的市场价值当时估计高达15万亿元左右，今后还将持续升值。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从199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重新回到国有企业上来，1996年仍然是按照“抓大放小”和“进行战略性改组”的思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全国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

　　一是以城市为单位对国有企业进行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通过联合、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减轻了国有经济的历史包袱，提高了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二是县一级放开放活小企业迈出较大步伐。在处理历史包袱问题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做法。各级政府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积极鼓励存量资产的结构调整；许多行业和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兴办第三产业，鼓励分流富余职工，以达到“减人增效”的目的；在破产试点中，允许破产企业财产(包括土地)清算优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能偿还的银行债务使用银行呆帐准备金冲销；结合企业改制改组，将财政“拨改贷”形成的企业债务，逐步转为国家投资，增补企业资本金；为鼓励企业兼并，在部分城市实行了被兼并企业银行债务免计利息的办法；住房改革中，出售住房时对老职工有一定的工龄折扣优惠，等等。一些地方和企业还进行了更多的探索。然而从全局上说，国有企业存量资源的流动重组受到了很大制约，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迟迟没有采取有效办法。1994年3月我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债务重组是解开企业－银行转轨死结的关键步骤》的政策建议，之后吴晓灵、谢平等人提出了更详尽的方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国务院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包括贺光辉、王忠禹、洪虎、戴相龙、陈清泰、乌杰、王仕元等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国家对银行的资本重组最终从1999年开始实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从存量债务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一批企业着手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相当一部分实现了成功上市。另外一些则实施了破产、兼并，有的由地方政府予以关闭。总体说来，花费了十多年时间。

　　三是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当我们竭尽全力盘活国有存量资源的时候，国有部门增量资源的配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着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方式。1997年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分析：要改变中国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必须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1996年国有部门的投资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有两项措施：一是对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了资本金制度，要求投资项目必须先落实资本金才能开工进行建设；二是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制，以建立和完善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但从实际来看，问题最严重的国有经济部门与真正实行这两项制度还有很大的距离。关键是缺乏监督和约束，而且宏观上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事实上，政府仍然通过审批项目的立项建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通过下达计划的投资拨款和银行贷款，以及下达计划的各地区各部门投资规模来干预着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是从根本上提高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途径。

　　1997年深秋时节，朱镕基副总理提出要国家体改委牵头组织对投融资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党组书记张皓若同志责成洪虎副主任和我(时任秘书长)具体负责起草建议方案。我们召开了许多座谈会，充分听取了部门、地方和学界的意见，朱副总理也多次听取汇报。不久政府换届，机构变动很大，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需求疲软，政府当机立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制改革事实上推后了。就融资体系而言，长期不平衡的问题是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而在直接融资中，企业债券比重更是畸低，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四是社会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方面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适合国情的指导原则。1994年国家体改委在刘志峰副主任和李元司长的主持下，拿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案。然而由于部门之间意见不统一，社会保障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问题主要出在对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理解和认识分歧上。在我看来，新体制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征：(1)预筹积累；(2)缴费与享用挂钩；(3)适当调节贫富差别，即所谓互济原则。对于现收现付制造成的欠账问题，我们也早在80年代就提出一个三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划拨国有资产给社保基金，落实国有产权的具体代表，同时为资本市场培养出长期稳定的价值投资主体。后来采取的做法是国企上市时减持10%上缴给社保基金，不久之后又因故暂停实施。

　　住房制度改革在1998年迈出了很大步伐，对于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准、增加其财产收入、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持久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多数城市的房改方案没能把存量与增量区别开来，有房户与无房户、多占房者与面积不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很不平衡，租售价格不成比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此外，挪用售房资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现象，虽经国务院领导三令五申，仍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较为严重。

　　五是教育与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实现现代化，教育科技是关键”就成为共识，历次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都会将科技教育改革列为一部分内容，文化事业也颇受关注。但是，我一直感到，教育、科技和文化的改革发展与经济改革相比，与经济发展对其提出的要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到了90年代中后期，问题就愈加突出。我曾经这样写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末期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既指的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也指的是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高素质就业者仍然太少，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提前就业，显然不如推迟平均的就业年龄，延长每个人学习培训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固然要审查监督学校，不能让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学校出现和生存，更不能允许违法现象，但是评判学校成败和学生水平最终要靠社会和市场。在教育领域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应是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1999年我在贵州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化就是生产力。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从多个角度阐释过文化创意对于经济的意义。主要理据是:物质性消费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性消费需求就会急剧增长。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如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一样，通常都是市场价值高的产品。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热门行业。然而总的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产业，因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市场上，充斥着外国货；文学、戏剧、美术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生存挣扎状态；我们的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不过200万份，不及英国的一家小报的一半。文化产业自然是一个特殊产业，毫无疑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一般商业性行业的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使我们的文化机构及其产品和服务成为各种文化市场的主体，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没有意义。

　　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改革也是长期滞后的领域。

　　2003年改革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迅速决定在2003年召开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非典”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温家宝同志主持的文件起草小组开始工作。三中全会从战略上安排部署了新时期的改革步骤，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五个统筹”等重要的指导方针。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且更加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大局意识，很快就推出了农村税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机构改革、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03年10月30日，中国体改研究会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纪念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中国改革25周年，我应邀做了一个演讲。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25年。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是转轨经济中最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中国能够顺利前进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系列的“碰巧选对”带来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发展导向的。这两个导向本质上是一致的。未来的改革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也首先是通过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提出来的。一旦我们来仔细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敢过分乐观。

　　(一)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每年新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重按现行统计已超过40％，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000亿美元。投入产出的比例还很不理想。综合经济效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结构上来观察，尤其令人担忧。长期存在的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价值低，库存增长率高，贸易条件恶化等等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目前和12年前差不多，为34%左右。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沿海省市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提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比较严重。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与我们10年前的设想相比，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多年来，各种加工制造业集中于沿海，结构升级缓慢，向内地的转移和扩散很不明显。这一切都可以在工资、租金、利率、汇率以及税收、补贴等等最基本的市场信号和市场参数中找到解释。

　　(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认真克服。金融体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益问题，而且还决定着经济安全和稳定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可支配的经济资源达到很大规模的条件下，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不存在严重的限制。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转变国有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金融业的改革和金融业的开放应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开放，改革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中国的金融改革形势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项改革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部，说到底这是一场涉及全社会的改革。创造一个健康强大的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普遍的信用缺损问题。如果各种交易都可能发生违约，当事者可以不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法律上规定再严格的产权也毫无意义。

　　金融改革无法回避内外均衡问题。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会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还要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沟通国内国外货币、资本和保险等各种金融市场的统一高效的机制。

　　(三)要建立起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相适应的，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金积累制度，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资金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和运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定要具有开放性，过去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可以在补交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之后，直接享有与老职工相同的权益。既不额外增加国家的负担，又使每个人得到公正待遇。

　　应当高度重视住房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意义。住房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是居民消费长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成百上千年的支柱行业。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远没有完成。

　　(四)形成能够有效保障市场统一的法律体制。维护全国统一市场，保证公正的法治环境，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和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前提。现实生活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问题依然非常严重。首先要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既要解决“无法可依”问题，又要防止“过度立法”、“部门立法”，形成法律过多、过滥、相互矛盾、代表部门或少数单位特殊利益等等问题。同时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可能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国家法院、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这样比较完整的有分工有协调的司法体系。

　　(五)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物质性资源的开发。必须抓紧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充分认识教育在解决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诸种矛盾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问题，有投入保障问题，有结构比例问题，还有培养方式和考评模式问题。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不足，适应社会经济和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科技与教育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仍然不够紧密。在这种形势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显然是非常紧迫的。

　　(六)使社会服务领域和事业单位充满生机和活力。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的改革和农村的改革，但是对于从事社会服务和一般服务的所谓事业单位改革却很少关注。这也可能是中国服务业落后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今天的服务业已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

　　(七)政府管理方式需要现代化。过去二十多年里，企业和农村是改革的中心环节，今后的改革中，政府自身可能是最主要的。政府要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能不进行较彻底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有新起点、新要求，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或人员精简，而是要深入改革政府的组织架构、职能体系和运作方式，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制，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八)改进和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变革，城市与乡村的社区怎么管理、怎么组织，采取什么结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首先需要进一步培养公民意识，增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奠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第三，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之，我们需要发展多样化、网络化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全面贯彻民主和法制，形成协调和自律的机制，从基础上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安全、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

　　影响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是知识和人才———2008年随想

　　最近3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另一个30年为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没有之前的成功、失败、曲折、反复，不可能有毅然决然的战略转变。同时，国际上冷战的缓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存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大陆的多种联系，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总体上采取了渐进方式，这是我们的道路被看作最成功转轨模式的主要原因。从计划经济基本上转变为市场经济花了大约15个年头，比最初的预期超出一半时间；而完善这个新体制已经又花去了15个年头，未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曾经非常坚定地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改革，第一阶段本来可以节约4－5年时间，至今也确信这是正确的。然而，前一个顺利，很可能会预告另一个挫折。出现反复大概是无法避免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作为社会变革过程，经济改革是可以设计的，因为前人和国外遇到过类似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知识积累，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就可以事先研究规划。转轨的许多基本原则一开始就不应被忽视，例如“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法治社会和信用社会”等等。经济体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忽略其不同的内在联系，但是无法否认或割断这些联系，总之，较长时间内简单化地处理改革问题，最终会受到限制甚至是惩罚。然而，经济改革也有不可设计的方面，任何方案都不能绝对化，必须不断根据实践作出调整。有些时候，即使是可以预测到的曲折，实际上也无法避免重复。社会有自己的惯性。

　　体制是人创造的，人又是体制铸就的。但是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体制最根本最重要，虽然我们也知道体制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要靠人的改变。然而正是因为人的改变不那么容易，或者也因为人又最容易变化，所以制度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在未来的时期内，我们可能需要在重视体制的同时，同等程度地重视体制之中的人，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感召和培训，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制度高于技术、高于文化、高于习惯。但是当我们真正希望靠制度来支撑一切时，却又立即发现，这是颇有困难的，现阶段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到制度本身需要文化、习惯和技术来支撑。我们同样需要重视的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敬业、守法、合规等品质比之规章、条例和法律本身还要珍贵。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政治体制改革无疑需要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但是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才可能取得我们真正期望的结果。需要大胆借鉴全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如同借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理解和尊重所有的特殊性、多样性。把任何一种理想的或现实的模式设想为最优，甚至以为其可以“终结历史”，只是人们偶尔会产生的幻觉。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平衡需要中国式的创新。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中国的理想。从历史来看，正是中国曾经最趋近于这种状态。从现实来看，我们也具备了许多条件。56个民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实行着特殊的民族自治，保留着多种宗教、多种习俗。即使以报纸、书籍和学校教学所用语言的种类来计算，中国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古人学习，他们维持同样或者更大规模的统一国土，并没有铁路、公路、飞机和电信。而且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商品贸易、货币交换正是由他们开创的。

　　我们的经济正在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区域。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一两年内就会成为最大的商品输出国，甚至也可能会成为最大的人力资源输出国。中国赶上美国而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大概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调整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习惯，更何况我们也无法推卸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封闭模式和小国式经济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国际市场已经不再是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实体，我们自己就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影响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能不止一个，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不会再是资源或资本，而是知识和人才。教育、科技和文化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30年前难以想到，中国的体育选手能够赢得世界最多的金牌，与此同时，我们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创造能力与许多欧美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今天的经济如果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担当起领先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依靠模仿和追踪。如果未来还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那么就会是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这种意义的改革大概还不能算正式开始。我们与所处的生态环境长期斗争、冲突，终于认识到这完全是与我们自己及自己的后代为敌。当今天中国一如我们几十年前梦想得一般，已经成为工业大国时，我们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不禁会想起马克思“经济异化”的概念。尽管煤炭、钢铁、水泥等等高污染的重化工业还在高速增长，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但是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许不用过分悲观。我们有着最悠久最成功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传统，现实中，我们也确实正在探索建设最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加热和沼气利用。相信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世界的环保模范。关键在于要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上述这些美好愿望，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