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房子从未像今天一样被赋予这么多含义。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祖辈穷尽一生留给后辈的遗产。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象征财富的标杆,它成了资本游戏里的一张王牌,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
每一秒,都有无数人在为房子喜忧。
今年两会,中央强调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是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和房子的故事。它试图回答: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老有所依的地方
我的两个爷爷,到死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我血脉上真正的爷爷,姓刘,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过私塾,在战乱之时当了兵,返乡之后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放牛干农活。他吟得一口好对联,写得一手好书法,但还是被乡邻讥笑“书呆子”、“木瓜”,死前最后一面,他还跟我讲对联章法。
老人老来云游四方,随处落脚,四海为家,从无今人对房子的概念。他活着的时候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给孙儿盖楼房。死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无病无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经的破土坯房。
另一个爷爷生于地主家族,姓吴,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几十亩地,爷爷生来就是大少爷,却继承不了万贯家财,“斗地主”之后,“阶级成分”不好,童养媳也跑了,他一辈子没结婚。
“木瓜爹爹”把父亲过继给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的遗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随父亲姓刘,而随“大爹爹”姓吴。
爷爷一生清贫,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开田,一辈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时候也没吃过多少饱饭。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体分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别人。老人最后死在过继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坟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赞成他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读书,父亲却考了东半县第一;1981年,父亲18岁,出来教书,又成了全村最小的教师。
那是个“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教师不再是“臭老九”。父亲转正后一个月工资34元5角,攒到我四岁、1995年,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半楼房。
有老人捉过来两只土鸡;大爹爹”把猪牵出来卖了。两三百斤的大肥猪倒挂上秤,一边拉屎一边嘶吼。老人舍不得这头年年生一窝的老母猪,一边拍猪的屁股,一边似乎又想把猪刚拉的屎拽上秤。
那时候盖房没有现在这样专业的工程队,全靠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全村人都来帮这位外姓的刘老师搬砖。盖房成本主要靠砖瓦物料和人工,每层145平,只花了2.5万元,折合一平米均价86元。父亲当时一个月收入够在农村盖七八上十个平方。
院里有水井,种树养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着水库。屋里正厅放“天地君亲师”排位,“大爹爹”住主卧,床头是黑白电视机。每个房间至少二三十平,不仅能放旧时镶着“顺治”铜钱的老柜子和铁锹等农具,还能堆几袋粮食,码一地西瓜。
那是房子代表着家的年代。经历过“58年饥荒”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楼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急于盖房,更多是为了伺候几个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父亲先后给五位老人养老送终。老人们还健在的时候,父亲每年夏天都骑着28号自行车,来回踩十几里路,插秧、割谷、晒麦、犁地。
老人们相继离去的十多年间,他又四处找医院,求医生,托关系,找救命的白蛋白,给老人陪床,又给他们一个个穿寿衣,一个个坟头培土。
眼看着父亲年过40就生了白头发,从未胖过110斤。奶奶也过世那天,父亲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我在心底说,“老刘,你的使命完成了,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不买房了,先给家里还钱
一晃十年过去。和父亲一样没有任何背景、草根出身的同事们都在城里买了房,父亲却带着母亲、姐姐和我,四处租房,中途换了四个地方。
学校照顾,让我们住在门卫室上方的三间房。地方宽敞了很多,但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无数次,我大半夜眯着眼起来拿脸盆去接水,把床铺卷起来,蜷缩着睡在一角。
因为没有房子,这些年来,父亲始终被两个富亲戚视作穷亲戚,不受待见。
父亲侍奉的五位老人去世了三位的时候,有人出钱买父亲在村里的楼房,那笔钱当时也够在城里换套大房子。他二话不说拒绝——卖了老人住哪。
此后村里更高更好的楼陆续建起来,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的楼房成了一栋尴尬的空楼,再也没人提过买父亲的房子,它成了贬值的负资产,甚至成了累赘。
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房价飞涨。
那些在父亲盖房时进城买房的人,赶在了房价上涨之前,他们的房子如今价值上百万。
父亲错过了几乎所有的“机遇”。学校建低价集资房,没钱;武汉房价才五六千的时候,也买不起。
2013年元旦,直到我快本科毕业、姐姐读研的时候,父亲才在我们那个县城,住上第一套房。
刨掉月供,父亲每个月只剩200元;母亲去一家服装厂打工,一道工序1分5,每天弯腰几千次。时常眼睛酸、脖子疼、腰疼。
新房三室一厅,母亲将之计划为我的婚房;父亲甚至想着,等我以后要结婚、在大城市买房,就把这房子卖了,给我凑首付,自己回村里住老房子。我又急又气——开什么玩笑!我难道要啃老吗!放心,我三年内就靠自己买房。
那正是我最年少无知、意气风发的年纪。我刚毕业进入南方一家报社,就月入过万了,是有三十年教龄的父亲月收入的三倍,我让母亲在家休养身体。但我花钱也毫无分寸,一个月花七八千,是父母一年的生活费。
我终于懂得省钱的时候,是毕业近半年的某一天,母亲支支吾吾打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一万块钱,说给奶奶准备寿衣和棺材,急用。
那天我才知道,这些年,家里欠了十七八万。而我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
姐姐告诉我,父亲的工资,光我们姐弟俩读书都供不起,更别说赡养老人、求医治病、养老送终......
那天夜里,前半夜我在痛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后半夜我在懊悔,为什么我没早点明白,为什么我不懂得省钱,给家里减轻负担。
当晚我决定,推迟毕业三年内买房的计划,先给家里还钱。
从那以后,我几乎疯了一样拼命写稿,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准自己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一个月休息两天。
我最多一天写了三个整版的稿子,最多一天有9篇大大小小的稿子见报。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有新闻理想,说我是“稿王”。只有我才明白,急于给家里还钱的焦虑。
终于还清债务的那一天,是2015年8月1日,我一次性打给家里5万。加上此前打的10万,我终于把家里欠的所有钱,还清了,身上只剩三千生活费,而信用卡还欠四五千元。
那是我至今最轻松的一天。
一无所有,一身轻松。我听着《一无所有》,在晚上十一点空荡的地铁,在洒满阳光的289号广州大道中,在每一个我想飞翔我想怒吼的瞬间,突然觉得,一无所有才最轻松,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再不买后悔一辈子”
但,当我攥着仅剩的三千生活费的时候,大学室友已经结婚,高中兄弟突然领证,初中同学已经买房,身边工作的兄弟们也一个个陆续买房。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房子。
我终于急了——我要买房。
但,首付呢?
我从小数学不好,认认真真算了一笔账,户口在广州,若买2万一平的二手房,80平,首付三成,就是48万。若是再过三年买房,一年就得存16万,一个月存一万五。
父母劝我,不用急,慢慢来。
可我能不急吗?2015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价以每个月涨一两千、每年涨一两万的速度飞跑,房价普涨三五成,有的楼盘恨不得翻番。兄弟们都说:别傻啦,攒钱要攒到什么时候,挣十年钱也比不过提前一年炒房。
每一次弟兄们见面,聊得最多的就是房价。一个兄弟说,听说佛山一个地段要接高速,要不要先借钱买个小的。我甚至张罗身边的好兄弟,要不,集资去东莞买房,涨一轮再卖,按比分成。
钱呢?没钱你说个鬼。
最终,我们都眼看着,佛山那个楼盘,从5000元涨到18000元。东莞那个地段,从8000元涨到25000元。
除了北、上、广,2015年下半年到2016上半年,我的故乡武汉,房价也像“全国四小龙”一样疯涨,整体暴涨近50%。
高中同学不经意间说,在武汉9000元买的房子,不到一年涨到18000元。让我倒吸凉气的是,2013年刚毕业去看的武汉某个地标,也才9000元,如今已涨到三万。
兄弟说,你当年要是不急着为家里还钱,先买房,花十几万首付买个100平,现在都净赚200万了——你得吭哧吭哧白干多少年?
我几乎是在辗转反侧的一夜之间动摇了,决定放弃在广州买房,而先在武汉买,大不了再卖——等我凑够50万首付的时候,可能那时候首付都要100多万了。
2016年8月24号深夜,我给父亲打电话:有空帮我去武汉看房,先踩点,等我国庆回家再最终定。
其实当时只是脑子一热。结果,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真就跑去武汉闹市区看房,还碰了一鼻子灰——稍微好点的地段,基本都是2万起,最好的房价也有五万一平,逼近我在北京南五环地段租的房子。
我当时想,都疯了,都疯了,我们这种年轻人,凭什么都要给那么夸张的房地产业打苦工!
一边有人劝我,楼市泡沫迟早要破,别做接盘侠;另一边有人冷笑,楼市要崩的话都喊了十几年了,你见过房价降吗?
8月26日,父亲带着母亲、大舅,又去全城转圈,在一个我看来很偏远的地段,付了定金。我火了,那么远买个鬼!父亲说,到处都没房子,儿啊!
我没好气地挂了电话,次日一早四点赶飞机出差。起飞前我万分叮嘱,不要急,再观望下,我也巴不得摇不到号。
结果飞机刚落地,就收到电话,已经定了,期房,2018年5月交房,均价1万2,118平,首付两成,15天内交款。
当时有种被绑架的感觉——我就这么被房子卖了。
大舅使劲劝我——雪峰啊,你听我说,这里几千人排队摇号,再晚一分钟就抢不到了,保险涨,绝对大涨,年底涨到一万八,交房的时候翻番!你看你爸爸当年不早点买,结果怎样?你再不买后悔一辈子!
我一句话没说,去山里采访了,寻思着把房子退了,大不了不要定金。结果中介来催,3天之内要交首付,因为内部消息来了,9月1号武汉就要限购,到时候就买不了了。
“没来得及看一眼房子,就被催着签了合同”
问题来了,房子140多万,首付两成,近30万。关键是,之前没想着这么快买房,13万现金投了理财产品,一个月后才能出来,另外7万公积金等房子买了拿到合同才能取。
说白了就是,我现金一分钱都没有,但两天内要凑30万。
我更是坚定了不买的信念。大不了赔定金算了,就当是自乱阵脚、一时冲动的教训。
没想到,不到12小时,父亲就给我借到了15万——近十年来,几个至亲的孩子都因父母在外打工没人照看,在我家住过,父亲一开口,几个跟我同辈的哥哥姐姐马上送钱过来。
我只能硬着头皮,一边采访一边寻思怎么借钱。中介又催了,需要我后天签合同,而我户口卡还在广州,需要本人去取。
于是我当晚赶到福建晋江机场,在上飞机前交了稿。凌晨三点到北京,从首都机场打车回北京南五环租的房子,取了手续材料。早上五点又打车去机场,赶最早去广州的飞机,去取户口卡,去两个银行打工资流水。
最后,在赶回武汉的高铁前,跟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兄弟吃了碗面,犹豫半天还是开了口——我需要15万。兄弟眼睛也没眨,好。三小时内,他备好了钱。
2016年8月30日一大早,都没来得及去看一眼房子,就被催着签合同。楼盘现场人头攒动,几个银行业务点直接驻扎在楼盘签合同的现场。
在边签合同边按手印时,我开始列出还款计划。家里借15万加兄弟借15万共30万,减去理财产品13万和公积金7万,共20万,还剩10万。我想在半年内还清。
一无所有反倒没有任何负担。接下来日子过得很简单。要么出差,采访,写稿,要么在家做饭,连30块钱的外卖都觉得贵。有时候赶稿,上午10点点两份包子一杯豆浆,一份当早中饭,剩下当晚饭。有时候做饭,晚上剩点菜刚好等到次日,凑合着当早、中饭吃了。
自2014年给家里还钱开始,我每天都用记账软件,只是这次支出预算更精细严格,一旦超出阈值就会提醒。尽管北京有各种圈子,但很长时间里,作为一个大男人,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2016年底,我终于把钱全部还清了。又恢复了此前的一无所有,一身轻松。
“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
每个月7000元的房贷,提醒我要当30年的房奴。为了报复它,我每天一早醒来就刷楼市的公众号,查房价涨了没。每天看到中介打鸡血的朋友圈,都发自肺腑地开心,屁颠屁颠去点赞。
不过,半年了,它还就真的没咋涨。8月30日签合同,8月31日武汉真的开始限购,9月底,全国十几个城市陆续限购,除了9月初从12000元涨到13000元,至今它就再也没涨过了。
而我之前的领导,去年10月在北京用100多万首付买了套房,仅仅一个月后,总价就从310万涨到420万。
买房以后,我又去了一些城市,每次出差采访之余都问房价。最终我才明白,我还是成了中国无数个房地产接盘侠中的一个,而且是在房价涨幅的最高位悍然接盘。我们一边痛恨推高楼市吹大泡沫的幕后之人,一边不自觉成为推高楼市的炮灰。
我还是安慰自己,总会涨的。如果涨了,就卖了去凑北上广深杭的首付;如果不涨,就让父母住。
也许房子有时真的会让人扭曲。
从前我天天希望房价降,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急于买房,能从容地怀揣梦想,闯荡天下,哪怕最终一无所有,都有底气从头再来。而现在,我居然天天希望房价涨,再涨,再卖,再买,再涨,再卖,在这种资本游戏里喝一口汤......
我时常在想,我居然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
恰逢随国家科考队出海,在印度洋上待了近50天后,我才开始对无欲无求一词有所领悟——我活错了,我要改变。
但当我回到陆地,回到熟悉却陌生的城市,继续北漂之时,我还是不得不关注房价,讨论楼市。
有一天,5个90后聚到一块,我们三个男记者都在讨论买房,对面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女生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呢?为什么不能去国外读书,去到处旅行呢?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我们尴尬一笑,哑口无言。
对,道理我们都懂,但我们谁也不敢去跟飞涨的房价打长久战。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那个祖辈穷尽一生都要传给后辈的遗产。如今,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定义财富的“起征点”。它甚至成了部分有钱人玩资本游戏的王牌,部分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部分工薪族的围墙。
我的房子,并不是我的家。
今年两会期间,房产税和房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祚继分析,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确立了住房的居住属性,明确了房地产业的正确方向。
作者:吴雪峰
编辑:胡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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