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鸣】“敢扶”就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日前，CBA球员刘哲男扶倒地环卫被指撞人，终因监控记录洗清嫌疑一事赢得众人点赞。难能可贵的是，刘哲男并没有因此遭遇而感到后悔，相反他对社会抱以理解与宽容。“报案的人可能也是好心，只是没看到事情经过而已……下次遇到这种事我还会去帮忙”。

　　近些年来，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现象屡见不鲜，已经成为舆论场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社会道德建设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不敢扶”“扶不起”，根本的原因是怕被假摔者讹诈，怕给自己“惹麻烦”。一时间，热心帮扶者变少了，帮助别人的步伐变得迟疑了，社会也变得冷漠了。

　　此次，作为CBA球员的刘哲男，是一个公共人物，在扶倒地环卫被指撞人事件中，虽然被传是误解，但在警方通过调取监控给刘哲男还了清白，再次给“扶与不扶”的话题画上一笔不和谐的色调。但是，刘哲男为善的执着让我们敬佩，他明确表示，再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主动扶一把。然而，塑造全社会热情帮扶的氛围，不能仅仅靠个人的觉悟，社会需要更多的帮扶者，这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

　　我国具有5000年文明古国，敢于救死扶伤既是国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国人推动道德建设的担当。本来，遇到不慎摔倒的人，主动走上去扶一把，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可有时候却是事与愿违，有的老人故意摔倒，对做好事的扶人者进行讹诈，为了谋取那点不当得利，这就让人感到十分的恶心。虽然，也有一些从不惧怕被讹的敢扶者，但都是先给自己留存下了现场相关证据，先拍照和报警后，才上去扶一把，为的就是不给自己“惹麻烦”。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是给扶人者一种最安全体验，但极易使真摔的老人失去最好的抢救时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救死扶伤责任，逐渐被一些现代道德谴责所淡化。作为一个普通路人，日常生活中路见不平，能否做到拔刀相助，已经不是道德品质能够解决得了的。尤其是在全面法治社会进程中，各行各业都讲依法办事，诸多的问题都应依照法律规范来实施。作为路见不平，是否需要有法律机制来提供保障，就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这些年，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地方规章，用于保护“扶人者”的利益。诸如，3月1日刚刚施行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明确，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救助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深圳在2013年就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则提出，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上海在2016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同样提出“社会救急免责”的原则。这些地方法规的出台，都明确了公众敢于“扶人”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为广大做好事的“好人”撑直了腰杆，鼓励大家积极去做好事，不要害怕被讹诈。

　　而事实上，地方出台的条例再多，也只能是在本地区可以发挥效用，对于其他地方，老人摔倒仍然会陷入无人扶的困境。就在刚刚过去的18日，公安部网就《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支持义见勇为的行为，从法律机制上鼓励公众敢于做好事、行善事，大力推动社会正能量建设，这对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习惯是十分有利的，也是向社会一种信号，只要是见义勇为的行为，都要大胆去做，不要害怕被讹。

　　另外，倡导人们做好事，敢于见义勇为，城市管理部门在道路监控设施建设上，还要不断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让整个城市道路都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中，不能留有任何的监控死角，避免一些人想钻法律制度的空子去讹人。其实，不管是法律机制还是社会监控力量投入，都只是一种辅助机制，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增强公众的道德建设，让公众敢于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只有敢于担当勇于奋斗，在同胞遇到困难的时候冲上去扶一把，社会才会更温馨，民族复兴才会更有底气。

　　“扶老”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公共美德。但是，要把这种美德变成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然，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强烈的责任和担当。因为“能扶敢扶”不仅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关乎社会和谐，而且关乎城市温度、文明形象和宜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