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警察“不作为”背后的生存逻辑

　　近些年基层警务人员扩张，但新进的警察队伍的法治素质和意识成了很大问题。他们遇到这类的情况，没有危险意识的预判能力。而这种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为可怕。

　　所有人都在讨论“辱母杀人案”——山东男子于欢因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怒将凌辱之人刺死，被判无期徒刑。

　　所有人都在愤怒。一审判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义愤填膺、骂声如潮，甚至人们开始相互传播，“当社会把你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这是绝望之后最后的反抗，当时的情境，已然无法要求去用理性面对。但司法的审慎，不能失去理性和公正。也因此，人们基于对法治那尚未丧失的信仰，期望接下来的开庭审理，能够给予那些绝望之谷的人们，一丝正义的温情。

　　上面这些，是“辱母杀人案”被媒体曝光之后，人们对个案正义的诉求。但更令人心生忧虑甚至恐惧的，不仅仅是一审判决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而是案件发生时警察的不作为。甚至可以说，这才是导致辱母杀人案发生的催化剂。

　　正如有人所说的，比“辱母杀人”更为荒谬的，是警察已经身在现场，却既没有保护于欢母子，也没能保护追债人杜志浩，而是轻轻甩下一句话就转身离去。案件发生后引来的伦理、正义、量刑的讨论，都与此不无关联。

　　如果说，一个地方的警力弱到这种地步，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普通居民又该怎么办呢？

　　很遗憾，这样的现象，在基层非但不是个案，相反还极具普遍性。只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事情没有闹到“辱母杀人”这么大而已。

　　现实中，因为民间借贷而滋生的违法讨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基层警察的应对，往往也与辱母杀人案中高度相似。

　　如去年的一则新闻：2016年8月2日，河南省方城县居民李志国在自家楼顶跳楼身亡。原因是，“讨债公司”的一帮人在他家吃住7天，反复辱骂李志国，不让他睡觉，逼其还钱。而之前出警的警察所做的，仅仅是收缴了“讨债者”的木棍。

　　很多人非常自然地推断：正是警察的不作为，纵容了恶的继续，也让于欢彻底陷入了绝望，以至于以极端方式绝地反击。那么，除了重新审视司法裁判环节外，检视基层警察的生存逻辑，同样是“辱母杀人案”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这很可能是防止类似违法暴力追债案再度发生的根本。

　　面对类似的暴力追债，警察不作为有两种表现，一是完全不管不问，二是管了，但程度不足以制止恶的继续。

　　前一种情况，背后折射的是基层警察“赞助式”的生存逻辑——在一些地方，由于警察的权限和威力比较大，游走在社会灰色地带的势力，为了能够获得相对的生存空间，便以利益“孝敬”、“赞助”基层警权作为他们日常行为。于是当类似追责事情发生，短时间限制了欠债人的人身自由后，即便警察接到报警也可能选择不管不问，直至发生恶性事件才会作为。

　　后一种情况，警察出警的效果有限，除了可能受到的利益污染外，跟基层警察本身的法治意识和危险预判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辱母杀人案”中的警察“不作为”，究竟属于那种情况，尚需要司法机关的全面调查，此时不宜定论。但即便排除警方同涉事团体有利益勾连，对后一种情况——即警方的“能力不足”，基本上也可以判定八九不离十。而这正是近年困扰基层执法更突出的问题。

　　据笔者观察，近些年基层警务人员扩张，但警察队伍新进者的法治素养和意识成了很大问题。扩张的过程中，将警务人员的门槛等同于普通公务员，按照普通公务员考试的方式和内容进行选拔，成绩达标即录用。之后，对新进人员的培训也很简单，很多地方为期半个月的集训，也不过是培训一些应对小偷小摸的审案技巧，比如唱红脸和白脸的角色扮演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基层警察遭遇极端情况，没有危险意识的预判能力。

　　就像辱母杀人案中，警察出警后，对危险的预判只是“不能动手打人”——他们也想不到，事态竟会闹到后来这样难以收场。

　　而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为可怕。涉黑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本应阻止犯罪的警察，没有预判犯罪危险的意识，明知限制人身自由违法而不制止，如果这成了基层警察行事的普遍特征，那么公共社会运转的秩序底线，将以违法的方式不断被突破，恶的潘多拉盒也将因此被打开。公民对自身安全的期望，将可能丧失法治的信仰，取而代之的很可能就是绝望之后的以暴制暴。

　　辱母杀人案最新的消息显示，最高检派专员调查警察是否失职渎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而我们更有理由期待，在聚焦辱母杀人案本身的司法正义基础上，这件事能成为重新审视基层警察群体法治素养和执法规范的一个开始。

　　文/张定（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