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灾中的福岛：本国人是“难民” 外国人是“奴隶”

　　距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约40公里，福岛县饭馆村的村役所前，一个气派的辐射测量仪矗立在前，一尘不染的仪表盘上跳动着红色数字：0.3、0.2、0.1……数字的单位是微希沃特每小时，这是测量低水平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单位。

　　此时，距这座城市发生七级核事故已时隔六年，但它仍然频见于媒体报端。

　　“他们成为了外籍‘核电站奴隶’。”

　　3月8日，日本媒体《中日新闻》的一则报道引发日本内外评论四起。

　　报道中称，一些外国难民，被告知到福岛县清理核污染可以换得更长时间的签证，他们冒着危险，去了几个月，最终发现这是个骗局。

　　“这些难民本不属于这里，不该去承受这些。”有网友在社交网站上留言感慨，“我居住的国家，已经堕落至此。”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难民认定室称其“性质恶劣”，并表示将在近日开展调查。

　　另外，那些曾经属于这里的福岛县民众也是进退两难。福岛核电站坏消息频出，今年以来，两次用来进入核电站内部勘探的机器人都未能到达预定地点，官方部门表示仍有技术问题需克服。

　　日本共同社称，据相关部门预计，后续工作可能要持续到2050年。更多的不能或者不愿回家的福岛人似乎也成了流落他乡的“难民”。

　　“帮我找点外国人来啊”

　　仙台，入境管理局，来自孟加拉国的侯赛因·莫尼和侯赛因·德罗阿莱来到柜台前，办理延长签证期的有关手续。

　　“我们做了除染工作。”两个人向工作人员强调。

　　“说什么呢？不明白。”工作人员听罢，一头雾水，莫尼说他们摆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直到这时，两位难民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

　　日本不是一个接收难民的大国，拿到难民身份并不容易，2016年，日本总共接受认定的难民数为28人。包括莫尼和德罗阿莱这样的政治难民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在申请难民资格后，日本政府会向申请者发放半年的签证，同时需要定期审核。

　　不过，自2010年后，对于等待时间超过半年的申请者，即使尚未被认定为难民，日本政府也允许他们在当地工作。自那时起，日本难民申请人数暴增，2016年达到10901人，是2011年的5.8倍。上万人争取几十个名额，这让申请者更为焦虑。

　　正是为此，一些人的注意力便瞄向了这些语言不甚流利，惴惴不安又急于获准得到难民身份的申请者们。

　　“来福岛清除核污染物可以延长签证。”近年来，不少外国人都被这样劝诱着。

　　“除染是国家工程，去了就能拿到一年以上的签证。”同样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申请者莫拉·穆罕默德也从一家建筑公司听说了这个消息；另一位在爱知县从事拆迁的土耳其男性称，曾有关西地区的一家建筑公司拜托他说，“人手不够啊！只要有人来，什么人都没关系，帮我找点外国人来埃”

　　2014年年底，莫尼和德罗阿莱认识了一名在日本居住的孟加拉国老乡，对方说自己认识一家负责“除染”招聘的中介公司负责人，会帮他们找到建筑公司，延长签证。

　　但是，这些建筑公司往往都是空头。

　　在被入境管理局拒绝之后，莫尼和德罗阿莱想找到曾经雇用他们的“古屋”建筑公司讨个说法，但这家公司已经消失，再打电话和传真时也没有任何回应。

　　“检测仪一直响个不停”

　　“我们相信签证延长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没有日本人愿意做的工作。”

　　莫尼今年已经50岁了，德罗阿莱也有42岁。2015年1月，他们被派去在福岛核电站一号反应堆附近清理污染物。

　　那时，莫尼和德罗阿莱笃信不疑，他们是在“为国工作”，延长签证时间没有问题。

　　在核辐射区域“除染”是个长期工程，这项工作主要由东京电力公司监督，主要任务是去除核辐射性的污染，比如清洗道路、住宅、庭院，在田地和森林收集具有放射性物质的土壤并存放在软性集装袋内。

　　据莫尼和德罗阿莱回忆，在2015年1月至3月进行“除染”工作的三个月里，他们20人的工作组中，半数都是外国人，莫尼认为这些人都是在等难民资格的批准。

　　前往福岛前，也有人给这些外国人讲解了一些有关辐射的知识，但因为语言障碍，他们依然懵懵懂懂。

　　每天早上6点多，福岛核辐射超标居住限制区的沉寂就会被打破，一些车辆搭载着“除染”工作人员，散布到各个角落。

　　到达现场后，莫尼称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戴着口罩和手套、从早到晚用铁锹铲土。他们将受污染的土壤挖去10厘米厚，再填上新土。

　　可是据日本媒体曾经报道，这些“除染”工操作并不规范，防范措施也不够完善。2013年政府进行安全检查时，在抽查的工人记录中，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的辐射暴露状况存在少报的情况，目前一些工人正就此事进行申诉。

　　在工作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辐射检测仪一直响个不停，让人害怕。”莫尼回忆。

　　除染工的工作范围不仅是一些远离核电站、放射物质含量一般的居民住地，也包括紧邻第一核电站，放射物质含量极高的外围圈。尽管东京电力公司的高管冈村佑一曾自信地说：“核电站里的辐射值和东京银座的商场一样低。”

　　就在今年3月11日，事故发生六周年之际，东京电力公司也邀请记者进入核电站参观，《纽约时报》、德国之声、新华社记者和多家日媒都在其中。

　　据《纽约时报》记者莫特库·瑞琪称，核电站入门检查之森严、核电站周边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之严肃，都透露出一股如临大敌般的气息，直到进入核电站后，记者们看到一纸“禁止玩精灵宝可梦（Pokemon）”的告示，才终于放松了些。

　　如今，核电站中所有的露天地面几乎都已经浇注了混凝土，从而减少周围飞扬的放射性灰尘，而一些废料则储存在水泥或钢容器中，用以减少工厂地表的辐射水平。电站内，与外面不同，只有极少数的工人穿戴白色的全身防护服。

　　经在场记者检测，3号反应堆附近，辐射量达到了每小时260微希沃特。在这个数值下，如果没有保护地暴露在外16天，患癌风险就会严重增加。

　　东京电力公司介绍，目前福岛核电站内工作生活着的6000名员工，一年辐射上限是50000微希沃特。这个数值是全球人年均接受核辐射的20多倍。

　　“鬼城”、“难民”

　　日裔巴西人石川也在福岛工作，负责处理核污水。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他称政府要求工人接受防辐射教育的要求形同虚设，他的小组大多数都是外国工人，语言不通，防辐射手册看不懂，现场也没有翻译负责指挥。

　　但作为小组负责人，工作在“提核变色”、“提福变色”的国家，他也有些无奈，“要是日本人不干，也只能外国人干了。”

　　六年前，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7个城镇，超过45万居民被紧急转移，如今没有回乡的福岛人还有很多。

　　“尽管重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但是大约12万人仍然过着背井离乡的生活，忍受着种种不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11日在东京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日本政府将于3月31日再次解除部分受福岛核泄漏事故影响的居民撤离令，福岛县强制隔离区面积将进一步缩小至全县面积的约2.6%。

　　解禁从2015年下半年陆续开始，可直到今年3月中旬，多个城镇还是“鬼城”，人们离家的仓促一幕现在还能清楚地看到，学校里的书包堆叠、餐厅里的碗筷散落，还是六年前的样子。

　　位于福岛核电站南部、第一个解禁的楢叶町如今只有11%的居民回到原先的家里继续生活，且老年人居多。真正有意愿回来的人太少，许多餐馆、超市甚至没有必要重新启动，都不需要清理或修缮。

　　离去也并非易事。

　　“很多次，我都想到了死，但是大地震中，我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死。所以虽然艰难，但我已经决定了要活下去。”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六年前，一名9岁的小学生随父母搬到了横滨，当时新同学们指责他把核辐射带到了横滨，称他为福岛核灾的“细菌”。

　　在饱受白眼的日子里，他还遭到同学恐吓及勒索，甚至一次游乐园之行中他被勒索了高达150万日元，而这些勒索他的学生称，“反正你家有钱，国家不是给你们赔偿金了吗？”

　　实际上，由日本政府赔偿的首例案件刚刚才有了结果。

　　3月17日，日本群马县前桥地方法院作出判决，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应向137名因福岛核事故而被迫避难的民众赔偿3855万日元——这是日本首次承认国家对福岛核事故有赔偿责任。

　　2013年9月，来到群马县避难的137人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告上法庭，认为他们应可以预见海啸并避免核事故，要求赔偿每位原告1100万日元，诉讼总额达15亿。

　　据《朝日新闻》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在判决后对事故的发生再次道歉，并称将认真查看判决内容，研究应对。据悉，日本全国还有约30起类似的集体赔偿诉讼和对前东京电力公司责任人的刑事诉讼，17日的判决可能对今后的相关判决产生影响。

　　现如今，福岛，在很多人心里，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而这些居住在日本各地的福岛人也在体会过流离失所后，成为没有去国但很难回乡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