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妨碍我们逃离致癌“杀手”

　　《财经》记者 贺涛/文 王小/编辑

　　在上海工作的姚欣（化名）曾是一个烟民，从大二一直抽到工作，中途戒几回都不成功，直到2013年才彻底断舍香烟。让她下定决心的是，皮肤变得粗糙，偶尔喉咙痛、有痰。吸烟对身体的影响很直观。

　　戒烟后，姚欣很讨厌烟味。“最恨在出租车里吸烟的。”她加重语气说，“就算几天前有人在车里吸过烟，我都能闻见。

　　姚欣有望从被动吸二手烟中解脱，2017年3月1日，继北京和深圳之后，上海开始实施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100％无烟政策。生活在这三个一线城市的约6000万人，可以享受无烟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我最赞成了。”姚欣告诉《财经》记者。

　　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为上海市民感到庆幸时，也质疑为什么在全中国，只有这三个城市出台了100％全面无烟的政策？是什么妨碍着其他13亿民众，在工作场所、工厂、餐馆和购物区享受室内空气无烟的权利？

　　作为全球第一大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每年不仅有100多万人直接死于烟草使用，还有10万人死于二手烟。

　　“我们通常认为的关键致癌危险因素，在中国非常之高，尤其是烟草的使用。”WHO驻华代表处疾病控制团队协调员法比奥·斯卡诺博士说。

　　一口烟，69种已知致癌物

　　尽管使用烟草，导致全球超过22％的癌症死亡，可像姚欣这样有自制力且知害而返的人并非主流。

　　讽刺的现实是，肺癌稳居中国癌症头号杀手的位置，其发病率约占到中国整体癌症发病率的21％，而死亡率占到25％-27％。

　　众所周知，肺癌与长期吸烟史有明确关系。当烟民吞云吐雾时，每一口都吸入7000种化学物质和69种已知致癌物。吸烟者吐出的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细颗粒物，烟草燃烧产生的数百种毒害物质便吸附在细颗粒物上。这些颗粒物很小，很容易被深吸入肺部，甚至进入血液，它是导致心血管疾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病、癌症、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至2015年底，中国约有3.15亿烟民，这个数据仍在膨胀，“十二五”期间烟民数量增加了1500万。男性吸烟率超过50％。

　　这意味着，中国肺癌的发病高峰远未到来。

　　斯卡诺介绍，除肺癌外，还有11种癌症与吸烟有关，约占中国整体癌症总和的75％。

　　由于吸烟对于相关疾病的影响要在吸烟10年至20年后才显现。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认为，即使现在大力控烟，接下来十年中国癌症负荷也会继续加重。

　　庞大的烟民队伍，使控烟抗癌之战，处处掣肘。

　　美国是通过控烟降低癌症危害的正面教材。自上世纪60年代开启控烟运动，公共场合全面禁烟，美国吸烟人数持续降低，成人吸烟率降到15％。几十年的控烟努力，回报丰厚。

　　从1990年到2014年，美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下降43％，而且，癌症死亡率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这一功劳，首推控烟等预防措施，然后才是癌症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技术的进步等。

　　中国控烟的道路辗转曲折。2006年，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明确要求，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实现无烟环境。11年过去，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完成这一要求。

　　多国经验表明，提高烟草税，不仅有助于吸烟者戒烟，更重要的是，可防止下一代年轻人开始吸烟。

　　“年轻人如果很早就染上烟瘾，终生吸烟的几率非常高。”施贺德告诉《财经》记者。

　　提高烟草税，使更多年轻人买不起烟，能保护未来数代人免于遭受烟草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多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一直在呼吁，推动提高烟草税价。至2015年5月7日才建有寸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将卷烟批发环节税税率由5％提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但这距离WHO主张的烟草消费税至少应占零售价格的75％还太远。即便如此，烟草消费总量也有所下降，并增加了政府收入。

　　国内烟草业反对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对烟草广告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烟草业强大的游说能力，几乎阻止了国家控烟条例工作的进展。

　　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一个主管领导下，开展着“不可思议”的工作——既要发展烟草业，又要履行国际公约。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说。

　　继两年前，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列入立法计划，2016年3月，国务院将该条例列入力争当年完成的项目。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多次公开称，这一全国性的控烟条例有望在2016年出台实施。一年过去，还未见下文。

　　支修益在2016年5月一次控烟论坛上透露，控烟条例的立法进程受到了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影响，“从中国最近十年来的烟草发展来看，利益冲突很严重”。他说，应该考虑在全国性的控烟立法上，排除烟草公司的影响。

　　继续拖延，只会让癌症防控变得更糟。

　　来自环境的威胁

　　大气污染、不洁净的饮用水等环境因素，在中国是癌症高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癌症村”星罗棋布在淮河流域的重污染区。历经八年研究，中国疾控中心于2013年最终确立淮河流域的这些癌症高发病区与长期水污染之间的相关性。

　　淮河支流洪河、沙颍河、涡河、奎河等，污染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恰恰是消化道肿瘤死亡上升幅度最高的地区，是全国肿瘤死亡平均上升幅度的3倍到10倍。这些地区的村民深受其害。

　　主持上述研究的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曾告诉《财经》记者，淮河流域出现的癌症高发与水体污染有关，这已获得研究证据的支持；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分析病例进行深入研究。

　　城市人越来越担心的是灰霾肆虐，会否导致肺癌发病率增加？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院士多次公开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

　　这得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佐证，2013年其将大气颗粒物列为一类致癌物，即有确切证据表明能致癌。

　　虽然确定大气颗粒物是一类致癌物，但并不是说，大量吸入灰霾就一定致癌，而是指增加了致癌风险。实际上，由于能够致癌的因素太多，具体到某一个人的患癌原因，几乎无法追溯。

　　尽管大气颗粒物与烟草同为一类致癌物，但两者致癌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定量研究结果显示，PM2.5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风险增加9％。2016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比WHO建议的限值每立方米高出48微克。按照这一研究的风险增加幅度，增加患肺癌的风险是43.2％。

　　而吸烟者发生肺癌的风险比不吸烟者高4倍-10倍，重度吸烟者可达10倍-25倍。两者危害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环境因素致癌，有滞后效应，二三十年后才能显现。近年来肺癌发病率增加，更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烟草高消费量所致。

　　自2013年起，中国政府先后打出“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的环境治理组合拳，加上煤炭峰值已至，中国人面临的环境致癌风险将逐渐降低。

　　面对室外环境的健康威胁时，人们尚有权宜的退路，比如雾霾时减少户外活动，室内开空气净化器；水质污染地区政府应提供洁净的饮用水。但来自室内的环境威胁往往被忽视。更令人不安的是，烟民让身边的人都暴露于二手烟中，中国有7亿多人经常受到二手烟的侵害。

　　姚欣在外就餐时就经历，餐馆辟个角落设置吸烟区，结果吸烟的太多，把无烟区挤缩成一小块地，同处一个空间下，无烟区基本成了二手烟体验区。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曾进行一项实验，结果表明，二手烟雾导致室内PM2.5数据飙升。仅在香烟燃烧的4分钟过程中，PM2.5浓度远超国家标准，而室内无烟时和三根烟燃烧后的PM2.5值两者相差26倍。

　　一些意识到吸烟危害的家人，会要求家中的吸烟者到室外去抽。在妻子的要求下，王喜（化名）在家每当烟瘾上来，会自觉到阳台上去吞云吐雾。

　　远离污染，除了可以降低患癌风险，还能减少各类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机会。

　　最有效的健康管理要从自身做起。运动不足和高盐、高脂等不健康饮食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好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健康，很多人的智能手机里装有1款以上的健康类APP，计步的、测心跳的、计算饮食热量并给出建议的和健身社交类的。

　　在《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也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提升到新高度。健康管理的模式是自我为主，人际互助，政府提供所需的帮助。

　　“五年前，我们提到疾病管理、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是并重的，新的规划里，整个天平已经倾向于健康管理发展。”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一位主管慢病的官员说。

　　健康中国的重中之重在慢病防治，慢病防治的重中之重在健康管理，而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在于个人行为的转变。

　　（本文首刊于2017年4月1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