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周作人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他的死在外界几乎没有一点反应，骨灰亦没有留下。这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可这种寂寞又远远未止于他的死。直至他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才在国内公开发行。对他作品较大规模的整理与出版，更要迟至20世纪末。他晚年最为看重的翻译作品《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出版社的柜子中静待了近三十年，才终于得以面世。学者钱理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周作人传》，尚还“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

　　由钟叔河主编的《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是第一套较全收录周作人作品的文集，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种寂寞不是因为忘记，而是出于为难和尴尬。在周作人于抗战期间“落水”，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乃至于伪政权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是曾经人们目中的“知堂先生”了。事实上，在他生前的最后二十二年，他本人就已充分地体验了这种尴尬与寂寞。

　　1945年12月6日，日本投降几个月后，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面对朝向自己的枪口，周作人只站起来说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被军警带走了。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审，虽有“照料北大”“保护校产”等辩白，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后经复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先驱、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竟然走到了这样一步，在此之前恐怕无人能想到。

　　已经年过六旬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难以维持之时，才得以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重新回到北京旧宅，以译书写稿为业。1953年，周作人被法院判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于是他置身于各项政治生活和运动之外，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因为没有任何公职，周作人需要靠手中的这支笔赚钱养家糊口。50年代初，在周扬、冯雪峰等人安排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周作人译稿，每月预支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可以说，这对他已是颇为照顾。同时，他又时常为报纸撰写随笔文章，以稿费补贴家用。这些文章虽然隐约可见他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一些改变，但无疑是游离于时代文学主潮之外的，不会受到真正的欢迎。

　　由止庵编纂的《周作人译文全集》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周作人的译文作品中，由近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后完成，这是继五四之后，他人生第二个翻译高峰，翻译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主要为古希腊和日本的经典文本。

　　在友人的建议下，周作人还开始写作与鲁迅相关的文章。建国之后，鲁迅受到尊崇，有关他的资料也因此备受关注。在这方面，身为鲁迅二弟的周作人自然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在1923年兄弟二人失和之后，周作人几乎从不公开提到鲁迅，但这时他开始写了，并且前后写了几十篇之多，后来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文章当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念及他曾那般决绝地斩断亲密的兄弟之谊，晚年却要靠写鲁迅的回忆文章来糊口，也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吊诡之处。在文章中，周作人控制着微妙的分寸感，采取近乎完全客观的叙述，几乎不加以任何主观判断。但越是微妙小心，越是证明字行之下有无法消泯的尴尬。

　　《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别初版于1953、1954年，并都在几年之内再版。

　　永远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驱、文学革命的主将，是怎么走向那一步的？ 1937年，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都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为什么不走？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直醉心于日本文化，他留日数年，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又与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结婚。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还曾在讲演里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修武备”、“用强力”来应对日本的侵略。

　　不过在这之后，周作人从实际情况考虑“武备”问题时，是持悲观态度的。在1934年冬至日写就的《弃文就武》一文中，他谈到：“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毋庸讳言”。言下之意，如果两国相争，没有海军的中国恐怕没有应战的能力。

　　同时，他从文化考察的角度写关于日本的文章，每每站在文化研究、甚至人类文化的立场来发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想“离开现时的关系”，考虑“永久的性质”，正是典型的周作人思路。但问题在于：当侵略战争已是迫近的现实，要如何才能“离开”？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说：“当侵略与被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冲突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时，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迷误。”

　　《周作人传》

　　作者：钱理群

　　版本: 华人出版社 2013年

　　所以在1937年前后，周作人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的主要态度是迟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陷落。但周作人终于没有出现在南下避难的队伍中。他将“苦茶庵”改为“苦住庵”，反复提及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选择留在北京“苦住”。

　　当时，许多友人与同僚都对他的选择表示过关切。郭沫若公开发表文章《国难声中怀知堂》，用他典型的感情充沛充满夸饰的语言说，“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为何如此在乎周作人的去留和选择？正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周作人的地位和意义。在中日两国文化界都备受尊崇的他，不可能如己所愿地留在沦陷区做一个普通的顺民。如多年以后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中所讲："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

　　周作人自己也许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在苦住之初，他应是打算留下来躲入书斋保全自己的。他为自己安排了生计出路。先是与文化基金翻译委员会联系，每月以译稿两万字换费用二百；后来又托人觅得燕京大学教课的职务，并辞谢了日伪各方邀约。

　　但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虽非正式“出山”，消息传出，还是引来一片谴责与劝诫之声。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风、丁玲等十八人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表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查熟虑，为先生告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根据唐弢的回忆，这一事件更是在青年中造成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

　　1938年8月，周作人又收到身在英国的胡适寄来的一信，信中乃是一首诗：“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智者识得重与轻”，如此恳切之言，周作人亦有所动，但在回诗中他还是表示：“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似乎是1939年年初突发的一场枪击事件，让周作人走向了另一条路。那天，周作人正与到访的学生沈启无在家中谈话，一位声称来自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访客求见，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声“你是周先生吗？”便开了一枪。然后对着客人沈启无也是一枪，就出门离去。为了逃脱在门外又开了几枪后，导致一位车夫在这一事件中身亡，凶手则脱身离去。周作人本人左腹中枪而未入，并无大碍，但显然颇受惊吓。暗杀人究竟何人，至今只有猜测而无定论。但暗杀之原因，却必然与周作人是否将附逆的选择有关。

　　事件发生后，周作人不再敢出门，也因此辞去了燕大教书的职务。日伪警区署则在第二天就派来便衣到周作人家中行保护之责。或许是感到迟疑的状态更加危险，又或许是开始依赖来自警区署的保护，十天之后，周作人就收下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书，走出了决定性的“下水”第一步。

　　只要走了第一步，接下来就似乎变得“顺理成章”。1939年8月，周作人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职务；9月，成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0年，周作人又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由此，周作人的身份变成了日伪政权的官僚，“下水”一事，在事实上已经确凿。

　　几种职务，周作人主要是挂名任职，并无多少实务。但对于日方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周作人”这个挂名。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周作人在各种场合发表训词，谈“亲仁善邻”，甚至大谈“治安强化运动”。这固然是身在其位的“应酬文章”，但“既非胁迫”，他当然也要自己承担责任。

　　晚年周作人回顾这一事件，表示“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在1946年的审判庭上，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但当被问及担任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会委员等职务时，他便“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论保护校产，周作人确有贡献。但这些令他“期期艾艾”之处，恐怕是他自己也不觉得可以辨明的。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生前最后的作品，为个人回忆录，曾于1964年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后来首先在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