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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忆香港回归中的较量:因政制分歧问题引风波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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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钱其琛忆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因特区政制分歧问题引大风波

  据新华社消息,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钱其琛在外交战线工作近半个世纪。新华网报道称,从1988年出任中国外长,到2003年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休,钱其琛执掌中国外交前后达15年,这15年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罕见错综复杂、变化频繁的时期。

  2003年3月18日,钱其琛卸任国务院副总理,“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在这一年,他用5个月的时间写下20多万字的《外交十记》。在该书“自序”中,钱其琛说,“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他用“不平常的道路”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并决定“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

  为此,他选取了对苏关系正常化、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海湾战争前夕的斡旋、跟印尼复交、同韩国建交、1989年后中美关系的博弈、苏联解体、同非洲的外交关系、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与港澳回归这十个片段,串成“外交十记”。

  这些片段勾勒了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外交往领域的风风雨雨,亦展现了一个外交家的忠诚和智慧。文字虽“平实白描”,却令读者时而情绪起伏时而击节称快。

  在钱其琛的外长任期内,正值香港澳门两地回归过渡时期的后期,他参与了外交谈判,并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在书中,钱其琛详述了“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

  今年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这些文字读来仍不免令人感受到中国政府在恢复行使主权过程中的坚持与努力。

  中英合作生变

  按照钱其琛的讲述,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曾出现两次较大波折。其中一次,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钱其琛回忆,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先是1989年6月,英国外相杰弗里·豪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钱其琛认为,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12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派其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秘密访华,转交她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正式信函,并与中方探讨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

  撒切尔在信中特别保证“无意让香港被用作进行颠覆的基地”,也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同时又提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而作为撒切尔密使来访的柯利达在与江泽民的会谈中表明:双方如能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谅解,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

  钱其琛说,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作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一“施压的手段”被江泽民当即顶回。

  在会见柯利达约半个月后,江泽民正式复信撒切尔首相,充分肯定来信对中方示好的积极方面,并就香港立法局直选比例问题表示,估计基本法最后方案与目前草案“不会相距过远”。如果英方在1991年选举中直选议席数目超出过多,将来恐难通基本法相衔接。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方不会接受英方方案。但草案也还有修改的可能,双方可以进一步商量,大门并未完全关死。”钱其琛写道。

  七份书面谈判敲定直选议席

  1990年初,形势更加紧迫。

  钱其琛描述说,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当时,“有些着急”的时任英方外相赫徳来不及等到与钱其琛会晤面谈,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其交换意见。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而这一轮交涉的焦点,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

  “为什么中英双方会为了多几个还是少几个直选议席如此兴师动众呢?”钱其琛解释,“其实,中英双方所争的,不仅仅是几个直选议席的多少,而是香港回归后的主导政治体制。”

  他在书中讲述道,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用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总督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局,作为咨询机构。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体制。

  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一国两制”的全新政治体制。

  这时,英方企图利用香港过渡期,加紧推行所谓的“代议政制改革”,想在基本法颁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钱其琛认为,“代议政制改革”的目标,说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来制约行政机构,并最终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变成一个“独立实体”,与祖国隔离开来,以利长期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直选议席数额的增长速度和比例,成为当时中英磋商中的焦点问题。

  钱其琛回忆,在赫德首次来信前,英方已向中方提出要把1991年直选名额由10席增至20席,1995年再增至24席。这与中方基本法草案设计中的1997年18席的主张差距甚大。如果接受英方的安排,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衔接将会出现问题。

  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中方作出了重大让步。1月15日,提出了1991年15席,1997年20席的建议。

  英方对中方的“积极精神”表示赞赏,并表示将研究“1991年少于20席的可能”。

  在赫德和钱其琛之间来来往往的拉锯和谈判后,最后,英方应中方要求,正式书面接受1991年18席、1997年20席的方案,并保证保持“九七”前后的“连续性”。

  1990年4月,在中英就香港选举问题达成协议和谅解之后,香港特区基本法正式颁布。

  彭定康推“三违反”政改方案

  事情看起来应该告一段落之时,1992年4月出任香港港督的“强势人物”彭定康,再次掀起香港回归前夕的波澜。

  钱其琛写道,彭定康于上任后不久,便推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仍然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制;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

  其主要措施有:把立法局的功能团体和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改为变相的直接选举;马上取消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区域组织委任制,改变区域组织的非政权性质和职能。

  彭定康先发表方案,然后才于10月22日到北京访问。他想以既成事实来要挟中方,要中方以他的方案为基础,提出反建议。

  钱其琛回忆,我们坚持按照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原则办事,认为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直接关系到平稳过渡,须由双方讨论,达成一致,英方不应不经磋商,便单方面采取行动。所以,中方要求彭定康应首先改变态度,公开收回其政改方案。

  他写道,在会晤中,中方反复、详细地分析了政改方案如何违反了联合声明,如何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以及如何违反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违反”。

  在同彭定康的会见中,钱其琛严肃指出,彭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

  对这些“说得很重”的话,彭定康“置若罔闻”,“完全听不进中方的忠告,也不理会中方的警告”。双方的立场形成了公开的对立。

  钱其琛回忆,为了应付可能到来的危机,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方面采取坚定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斗争,争取维护双方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为最终可能出现的政制不衔接的情况,做好“另起炉灶”的准备。

  1993年3月,就在彭定康将他的政改方案刊登于宪报之后,中方即采取了第一项反措施,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直通车”问题之争

  1993年,中英之间进行了长达半年之间的17轮谈判,钱其琛形容谈判“过程相当曲折、复杂”。

  他讲述道,中方抱着诚意,为维护双方的合作,做出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合理建议,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和妥协。遗憾的是,英方一致不肯放弃其“三违反”的立场,更在最后阶段,在双方就大部分问题几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突然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断了谈判。

  这17轮北京谈判,主要议题是详细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其总目标是在英方“三违反”政改方案的威胁之下,争取“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

  在谈判期间,钱其琛与赫德外相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会晤,详细讨论谈判中遇到的各个难题,谋求解决办法。“直通车”问题是双方讨论最多的难题之一。

  “直通车”安排是在两个不同性质政权之间进行交接时,一方同意让另一方面管治下的原立法机构经过一定手续,直接过渡成为新机构的议员。

  在1993年7月的会晤中,钱其琛谈到,中英关于香港的政权交接与两党竞选不同,可以搞“直通车”,这是一件完全创新的工作,史无前例。而赫德则重申英方在谈判中的要求,即中方的特区筹委会在确认“直通车”时,应有明确、客观的标准。

  1993年10月,钱其琛与赫德在纽约再次会晤时,北京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而当时,两国双边关系也处于日渐紧张的气氛里。纽约会晤整整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被钱其琛形容“是一场尖锐的交锋”。

  他回忆,在纽约会晤中,赫德仍是重点促中方马上具体讨论确认标准问题,把这个问题称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

  “我们清楚,英方最担心的,是全国人大决定中关于议员必须‘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的规定。”钱其琛当时表示,选举安排圆满结束了,如能与基本法相衔接,过渡便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关于确认标准,我们不能替特区筹委会来定标准,只能谈点个人的解释性看法。

  他说,“如果有个别议员不愿效忠特区,不拥护基本法,甚至反对基本法、反对‘一国两制’,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那他们就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过渡。”

  1993月11月27日,17轮谈判因英方单方面宣布而被迫中断。北京谈判走向破裂。

  英方于1994年2月和6月,陆续将政改方案交由香港立法局通过。

  中方立即采取了争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钱其琛写道,这表明,“直通车”因英方的破坏而“不通”了,中方不得不“另起炉灶”。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这场交锋,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风波的“根本原因”

  由于没有了“直通车”,在香港特区成立之时有许多预备工作,特别是立法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又不可能在此之前成立,所以,1996年3月,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这个临时立法会用以完成必须的立法工作,于香港回归之日起,才正式开始执行特区立法机构的职能,为期一年,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成立时为止。

  回顾香港回归历程,钱其琛说,中英双方由政制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直通车”安排的取消,最终走向完全的不合作,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

  舆论界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但他认为,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风波的根本原因。”钱其琛总结。

  1997年7月1日,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

  钱其琛在书中写道,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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