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参与香港回归历程：与末代港督交手放重话

　　面对终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钱其琛之后在书中写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90岁的钱其琛离开了我们。

　　钱其琛担任外长期间，不仅参与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关键历程，更通过高超娴熟的外交谈判手腕，在中英双方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交锋中，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原则。据理力争又临危不乱，这是钱其琛在中英较量中给后人留下的印象。

　　在钱其琛所著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他曾满怀深情地记述道：“香港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

　　钱其琛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阶段中，前后与五任英国外相打过交道。不过无论面对哪位谈判对手，他总能维护好中方的原则。1988年他开始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磋商，当时中英的“蜜月期”尚未结束，孰料次年中英关系风云突变，时任英国外相的杰弗里单方面推迟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又给时任中国副总理吴学谦写信，妄言香港信心严重受挫，并企图对此前双方的磋商共识“翻案”，公然质疑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问题，甚至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时间。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交风云变化，钱其琛没有客气，直接批驳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此后约翰·梅杰接替杰弗里担任外相，又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钱其琛再一次亮明底线，“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从1989年底到1995年中， 钱其琛与时任英国外相赫德展开了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交锋。这一时期，中英围绕香港政制问题的争执也最为激烈。“我们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执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钱其琛如是说。

　　本来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照行政主导和香港民主制发展循序渐进两条原则拟定。但1989年后英方改变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企图搞“代议政制改革”，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在有关立法局直选议员比例的交锋中，钱其琛前后与赫德在一个月内交换过七封密信，这也是中英达成的唯一书面协议。不过，令钱其琛所没有想到是，这些后来被双方公开的外交文件竟被英方所毁弃。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就任后，抛出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进而演变成中英之间公开而严重的较量。在与彭定康的直接交锋中，钱其琛绝不妥协，指出彭定康的方案是“对中英合作提出了挑战”，今后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继续合作”，还是“分道扬镳，另起炉灶”。据他回忆，“这些话说得很重，在过渡期以往的交涉和谈判中，我们还从未使用过这种语言。”

　　自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钱其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而从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屡屡揭穿英方破坏香港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企图，1996年3月，为了顺利回归，香港特区筹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特区临时立法会。

　　回顾往事， 钱其琛给出了冷静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钱其琛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面对终日大雨滂沱，心潮起伏澎湃的钱其琛之后在书中写道：“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