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缺席的“南陈北李”

一大上海会址

一大代表

一大代表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雕塑，摄于2016年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但在这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档案资料缺乏等诸多原因，出现了一些引人争议的问题，比如一大的闭幕时间，一大代表的资格和人数，一大中央局成员等。最引人关注和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所以，上海党支部代理书记李汉俊等人在筹备会议的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陈公博出席党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

　　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我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我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陈独秀虽然没有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大会，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分别是：“一曰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那么李大钊呢？当时，他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刘仁静。刘仁静后来回忆称：“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无法脱身。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当时他们并没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的头脑中，党已经成立（指1920年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

　　无独有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邓中夏说他不能参会的理由，也是此间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要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

　　恐怕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大人物当时更没有想到，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28年后会解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执掌政权；90多年后，会成长为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党，在追根溯源的时候，会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兴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党的一大代表。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两位有这样大胆的推想，在孰轻孰重的衡量中，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所以说，历史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而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尽管“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去上海出席了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它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陈独秀对我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

　　是的，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没有忘记“南陈北李”，全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