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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荣杰10年扳倒蒋艳萍 媒体先审判法律怎么办?
    2001年4月17日09:34 北京青年报

      被湖南84岁老人陈荣杰经10年努力扳倒的蒋艳萍,从1999年以来就成了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

      2001年3月20日,湖南长沙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蒋艳萍涉嫌贪污案,但至今未作出判决。与此同时,媒体亦对蒋艳萍进行了“审判”,并将其定性为“巨贪”。

      “媒体审判”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忧虑。一起法院还未审结的案子,被告人已被媒体“定性为贪污犯。面对媒体的这种行为,法律该怎么办?

      1媒体:蒋艳萍是“女巨贪”

      检察院:指控蒋涉嫌贪污罪

      蒋艳萍案于今年3月20日至23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曾担任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的蒋艳萍,因涉嫌特大经济犯罪,于2001年1月16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庭审的4天中,51家中央、省市新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现场采访。

      一家南方的报纸,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关注着该案。3月20日刊登了《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发迹史》,3月21日,庭审第二天,《湖南女巨贪庭审直击:蒋艳萍据不承认犯罪事实》见报,3月24日,庭审结束后,报道了《女巨贪蒋艳萍终认罪———我本来很纯洁我现在很痛心》。

      除了这家南方的报纸,冠以《湖南第一女巨贪》、《女巨贪狱中卖色相》、《湖南将公审首名厅级女贪污犯》等标题的报道便频频见诸报端。而《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枪毙了还少》之类的标题,似乎提前昭示了该案的最终结果,尽管时至今日法院尚未宣判。

      有报道称,蒋艳萍“贪污数额1000万元,还有报道说蒋艳萍“艳贪千万,这与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贪污数额相去甚远。检察院指控蒋艳萍涉嫌贪污罪的金额是73.4981万元。

      《起诉书》中指控:“1994年5月至1996年6月,被告人蒋艳萍利用担任六公司党委书记和劳服公司经理的职务之便,以要费用承接业务为名,指使他人采取虚开民工工资和租费单、材料发票等手段,先后14次,从本单位管理的长沙市八一路、三泰街、长沙大厦、韭菜园、乔庄路口、松桂园等人行天桥和城南路、解放中路高架桥以及社科联、三水厂等10项工程中,套取项目应上交公司的管理费73.4981万元据为己有。

      2媒体:蒋艳萍财色双送

      检察院:并未指控蒋行贿

      某报一篇题为《美色铺就升迁路:湖南今日审判厅级女巨贪》的文章中说,蒋艳萍是靠财色双送,得以步步高升的。“仅有初中文化的蒋艳萍原是一名工人。1982年调到长沙,在省建六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碧波商场当一名仓库保管员,不久,便与主管单位的一位副主任勾搭成奸。就在他的关照之下,两年后,25岁的蒋艳萍被破格任命为商场经理。蒋艳萍是个大胆的女人,碧波商场也因她的‘开放’和魄力一度红火。1996年下半年她又被提升为六公司党委书记。蒋艳萍官场发迹靠的是两招:一招是送钱送礼;一招是出卖肉体,想方设法傍有实权的高官。

      在《起诉书》中,检察院除指控蒋艳萍涉嫌贪污罪外,再有就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未指控她涉嫌行贿。

      《起诉书》中指控:“1995年至1999年,被告人蒋艳萍单独勾结被告人陈作贵(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之便,并通过陈作贵行使湖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权行为,在承揽业务、发包工程、工作调动、安排职位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先后收受吴有恒、蒋兰萍、陈少纯、汤柏松、喻新俊、刘建成(均另案处理)、郑翠凡(已判刑)、李如秋以及劳服公司等单位和个人贿赂301.5645万元人民币、3000元港币、5000元美元。人民币和外币折款共计308.7415万元人民币。其中蒋艳萍和陈作贵共同受贿1次,计人民币100万元;蒋艳萍单独受贿19次,计人民币201.5645万元,港币3万元,美元5000元。

      “1999年7月5日,蒋艳萍案发时查获其拥有财产1094.86万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债券及现金925.42万元,美元31909.05元,港币53782元,股票账户资金77.8万元,房产价值55.08万元,贵重物品价值4.19万元,风险抵押金1万元。公诉人查明其1990年来最低消费支出13.05万元,财产和支出总计1107.91万元,查证蒋艳萍及其丈夫合法收入58.05万元,违法所得85.69万元,其他收入88.29万元,贪污受贿犯罪所得382.24万元;蒋艳萍拒不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为493.64万元,其中美元26909.05元,港币23782元。

      3媒体:蒋艳萍在法庭上狡辩

      律师:被告人有辩护权

      对蒋案庭审的报道中,有媒体说“蒋艳萍态度强硬、“拒不承认犯罪事实、“仍百般抵赖。某报庭审纪实写道:“4天的庭审中,蒋艳萍对公诉人的指控、指证一直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在法庭调查中,蒋艳萍及其辩护人屡屡就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以外的东西进行长篇累牍的陈述、辩解、否认。蒋艳萍还巧舌如簧,将公诉人对她的受贿指控说成‘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是承包应得的提纯收入’,或者干脆予以否认。

      有媒体称:“公诉人指控蒋艳萍先后两次收受吴有恒、蒋兰萍3万元港币的贿赂,并出示吴有恒、蒋兰萍的证言等证据。但蒋艳萍在法庭陈述中说,不是自己主动打电话给妹妹蒋兰萍说没钱用了,而是自己在美国返回长沙途经香港和在港学习期间,蒋兰萍打电话给她,要她给吴有恒买几件衣服回来,蒋艳萍说没带多少钱,蒋兰萍和吴有恒即通过朋友先后两次共给了蒋艳萍3万元港币。蒋艳萍还振振有词地说:‘姐妹之间经济上的来往是人之常情,难道这也算受贿?’”

      蒋艳萍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贝格律师事务所刘星红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她解释说,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意味着,被告人有权提出反驳控诉的事实与理由为自己辩护,还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不仅是诉讼公正的要求,更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性的重要体现。如果一个人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丧失了,还谈何法制建设?”

      4辩护律师忙着解释

      法律界忧虑“媒体审判”

      刘星红从长沙回到北京上班的那天,她担任法律顾问那个公司的职员,知道她就是蒋艳萍的代理律师后,有些人好像很知情地对她说,“噢,就是那个贪污了上千万的女贪官,还勾引看守所所长。”有些人则好奇地问她,“到底贪污了几千万?”“那个女的真的和40多个领导干部有不正当关系?”

      刘星红感到很奇怪,问他们这些消息从哪儿听说的,得到的回答是,“报纸登的。“我上网一看才知道,原来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无论是中央级报纸,还是地方小报,都能见到。而我走之前,只是长沙的媒体炒得厉害,其他城市的媒体还没有什么报道。

      于是,有人问起来,刘星红就不怕费口舌地赶紧解释一番,惟恐这个案子越传越走样。她有些无奈地说,“我都快成了专门辟谣的了。

      一位在美国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过来的信息,更是让她感到意外。“我的朋友好几天没收到我的邮件,问我在忙什么?我告诉他为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女被告出庭辩护,不在北京。他写给我的回信说,他看到有很多文章写这个女的sexwithmanypeople(同很多人发生性关系)。

      对于媒体的种种做法,刘星红感到非常不理解,同时也非常气愤。“媒体为了制造‘卖点’,就可以一味迎合受众对刑事案件的猎奇心理,而对法律不负责任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蒋艳萍案开庭审理前,法院特别对当地媒体提出了书面要求,对未经法院查实的案件,报道时不要大肆渲染、“炒作”。“然而,庭审4天的过程中,一些媒体仍以结论性的方式表述着该案的事实,甚至有些媒体的报道中还出现了检察院并未指控的犯罪行为。”法院人士说。

      针对此,某大报撰文谈到,媒体关于蒋案的报道在开庭后达到了顶峰。人们感受到由此带来的司法“透明的同时,“媒体审判”这种现象也引起法律界人士忧虑。

      蒋艳萍的另一位代理人赵湘宁律师肯定地说:“媒体‘审判’对法院的公正判决应该是有影响的”,不真实的报道会误导公众,由此产生的舆论冲击波会增加法官审案的心理压力。审判机关会更有后顾之忧:媒体早已盖棺定论,倘若判轻了,审判机关又如何向社会公众交代?长沙市中院院长杨志德则认为,个别媒体的报道带有倾向性,不利于法院公正审理。

      如何在审判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定罪量刑,而不受舆论影响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5法律:未经法院审判任何人无罪

      专业人士:恳请媒体用语谨慎

      有人士指出,遭遇媒体“审判,蒋艳萍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那么,“媒体审判”这种做法算不算违法?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谁来追究媒体的责任?如何解决媒体“审判问题?

      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根据现有的法律,媒体的这种做法是否违法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所以不能说违法了,但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媒体行为的规范,还有待今后我国立法中完善。”北大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刑事法理论研究所所长陈兴良认为,在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社会要求增加法院审判的透明度,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平。这种情况下,媒体和舆论对司法的影响获得了一种正当性。但一旦两者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审判,以舆论审判代替法律审判。

      他也谈到,媒介如果过度介入司法会产生两个弊端:一是给人先入之见。好多事实没有查清,就在舆论上曝光,甚至给定了性,容易使受众对于案情的理解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二是新闻报道者大多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在报道案情时,许多细节上都大而化之了,使用很多贬义的,或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这就使报上公布的案情与实际的案情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法律的审理不仅应是细致的严格的,而且应是理性的、不带任何情感的。

      对于蒋艳萍案,他反问:“什么叫巨贪?新闻报道应该用法律术语,不要加上过去诸如‘南霸天’、‘地头蛇’一类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语,应尽量用法律语言。在侦查阶段,只能称犯罪嫌疑人,法院审理期间只能称被告人,不能随意定性。在数额问题上,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法律上差别是很大的,不能笼统归为一种。”

      他还指出,“被告人只是由于她的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审判,但她的其他一些权利还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隐私权、名誉权、人格权等等。不能因为她犯罪了,你就随意用一些东西来贬低她的人格。”

      长沙市中院一位参与蒋案审理的法官认为,“法院还未审结的案件,媒体在报道中偏离事实,用结论性的方式表述,一方面对法院判案有潜在的影响,造成不适当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一些侮辱、诽谤性的语言实际上侵犯了被告人的名誉权、人格权等合法权益。但现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所以法院不能对媒体这种干扰司法的行为采取什么措施。”采访结束时,这位法官特别叮嘱记者,希望在报道中隐去他的名字。

      据了解,在国外,如果媒体干扰了法院的审判,法院会依法追究媒体的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文/实习记者陶澜

      ■图/罗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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