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蒋书

　　【档案】苏向祥，34岁，1993年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毕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委员。他是国内第一个为化学武器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8年来，他已两次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目前，他又无偿地为不久前发生的齐齐哈尔“8·4”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

　　再一次挺身而出

　　8月8日晚，正在云南出差的苏向祥，按每天的习惯上网浏览，突然间他看到了这条新闻：《齐齐哈尔发生芥子毒气中毒事件，疑是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所致》，他看后气愤至极。

　　8月12日，苏向祥匆匆料理完手头的工作，从4000多公里外的昆明，赶到了齐齐哈尔。在医院看到“8·4”事件受害者时，他们多数人都处于无助境地。为防止传染，这些中毒者都被隔离治疗。有关部门特许苏向祥一行进去，远距离地与他们交谈。

　　受害者在与苏向祥的交谈中，都对自己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中毒后能否治好？所染的毒症会不会传染，会不会祸及家人及与他们接触较多的人？谈话中，他们大部分都在问这个问题，内心非常紧张。

　　此时，经中日专家鉴定，“8·4”特大中毒事件的元凶已确定：就是那5只当年侵华日军遗弃的金属桶，桶内装的是被称为“毒气之王”的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褐色的酱油状液体，容易挥发、喷溅及蒸发，可导致人体中毒，严重者当场死亡。对中度以下的受害者，芥子气的后遗症将伴随他们一生，病魔慢慢侵蚀他们的肌体，表面上看一、两个月就会治疗好，但若受到各种天气的影响，它会反复发作。芥子气的症状是糜烂性的，不仅伤害人的肌肤，更主要是伤害人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使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它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使受害者终生无法摆脱。

　　这次最严重的中毒受害者叫李贵珍，8月21日晚，中毒17天的李贵珍因多器官衰竭离开了人世。

　　李贵珍中毒死亡后，他的家属打电话给苏向祥，请苏向祥给他们提供法律帮助。电话中，李贵珍妻子悲伤的哭诉和哀求，使听电话的苏向祥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在过去的8年中，苏向祥多次接触过类似“8·4”中毒事件这种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仅在齐齐哈尔就接触过两起。一起是1950年发生的，在齐齐哈尔第一师范学校的施工现场发现了毒气桶，一名工人身亡。另一起是1987年发生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我国多次使用化学武器，其中以芥子毒气弹居多。二战结束时，为了销毁证据，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扔在河里或埋在地下。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约有200万枚日军遗弃的化学炮弹。齐齐哈尔在二战期间，更是成为侵华日军研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之一。即使到今天，在一些施工现场，仍经常会挖掘出毒弹。这些毒弹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已造成了2000多起伤人事件。

　　又一个八年“抗战”

　　年轻的苏向祥之所以会关注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是因为8年前发生的一起案子。

　　1995年8月29日早晨一上班，苏向祥习惯地翻开当天的报纸，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爆炸发生在50年后》。报道中说，在离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不远的一个叫双城市周家镇的地方，发生了侵华日军遗留下的炮弹爆炸事件，报道旁还配了受害者照片。苏向祥坐不住了，他气愤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和一个同事一起，带了1000元钱，打的直奔救治受害者的医院。到医院，他们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个人叫刘远国，他身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地方被炮弹爆炸后烧伤，双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那惨情令人不忍卒睹。苏向祥偷偷把钱塞到他床底下。

　　让苏向祥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那受害者身受如此痛苦，他的头脑仍非常清醒；也就是说，他是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如果处于昏迷状态，他还不知道疼痛。就在他头脑非常清醒，忍受着巨大痛苦时，他还对家里人说，不要给他治了，他的伤已没救了，省下这笔治疗费留着给孩子上学。

　　苏向祥和同事临走时，刘远国的妻子悲怆地说：“战争期间我们受难，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罪。”当时苏向祥觉得她这话说得太对了。返回途中，苏向祥和同事默默无语，都陷入了深深思考。回到办公室后，刘远国妻子悲愤的声音一直在他脑中回响，他一直想：受害人就这么忍受吗？如何才能把受害人的声音传递到日本，让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听到？

　　3天后，刘远国撇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和抢救时欠下的7万元债务，含恨离开了人世。刘远国的死，深深触动了刚刚成为律师不久的苏向祥，他决定接受刘远国家人的委托，向日本政府讨一个说法。

　　1995年9月3日，苏向祥开始进入实质性调查取证：拍摄有关照片，包括爆炸现场的、受害人被炸后的惨状和救治的照片，复制病历、诊断书，到现场捡回弹片，受害人被炸断的腿上的鞋子和染血的裤子碎片，等等，都完整地记录下来，还搜集了当地媒体的一些文字和影像报道资料。为防止日本政府否认事实，苏向祥必须掌握历史背景资料。他从双城县县志查到：该处是当年日军的武器弹药库。

　　经过两天的调查，9月6日，苏向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送传真，要求日本政府对此次爆炸事件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予以道歉、赔偿；同时提出：为有效地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应当有所行动。

　　经过三个多月的等待，苏向祥终于收到了日本大使馆给他回复，说中国政府已经放弃战争诉讼，拒绝了他提出的要求。这促使苏向祥更加关注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他发现：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诉讼，但民间并没放弃，如慰安妇、中国劳工等诉讼案，都已进入司法程序。而且他还发现日本有一群具有正义感的律师，正在帮助中国的受害者。于是1996年3月，他通过日本媒体与这些日本律师取得了联系，并在对方的资助下，开始了第一次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全面调查。苏向祥和同事与日本律师合作时有个约定：他们可以在日方律师那里报销交通费、胶卷费、复印费，但不包括食宿费，满一万元报一次。但不久后，苏向祥主动放弃了日本律师团的资助。

　　在报销到两万元钱时，对方给苏向祥打电话说：苏律师，请把您的账号告诉我们，我们要给你汇钱了。苏向祥说不用了。对方有些吃惊：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做出这种决定？因为苏向祥在考虑如何跟日本的律师建立对等关系的问题，若拿了他们钱，好像是在为他们工作，体现不出中国律师的独立性。但当时他又需要这些费用，这些费用为他减轻了很大的压力。那时他刚做律师，收入很低，就像有首歌中所唱：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但苏向祥代表的不是他个人，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代表中国人，他要用正确的姿态回应日本律师和日本民众的义举。放弃了这个报销后，所有的费用都要由自己承担，他就努力做其他案子，把收入用在这个对日索赔的案件调查上。8年来，苏向祥已先后投入了30多万元，用于化学武器伤害案的调查工作，且行程上万里，平均每两天就要调查一位受害者。最终他搜集了1000多份相关证据。

　　艰难中负任前行

　　1996年12月和1997年6月，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他代表18名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2003年5月15日，在第二批诉讼判决中，法官以到中国调查和回收毒气弹十分困难为由，判18名受害者败诉。但苏向祥花费8年搜集的所有证据，如日本军队生产化学武器的时间、种类，生产了多少吨，如何运送到中国战场，如何在战场上使用，如何遗弃，以及日本政府置之不理的违法性，都被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为事实。因此，苏向祥和日方律师当庭决定上诉。

　　就在苏向祥等待日本法院再次开庭时，齐齐哈尔再次发生了“8·4”毒气伤人事件，这是近年来发生的最大一起化学武器伤害案。苏向祥又一次开始了新的调查。

　　2003年8月19日，在苏向祥的提议下，中日双方律师在北京，就齐齐哈尔“8.4”事件的进展与民间索赔问题进行了探讨。就“8·4”事件的诉讼问题，苏向祥和同事跟日本律师于19日在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达成了协议：由约10人组成的日本律师团，和约5人组成的中国律师团，进驻齐齐哈尔进行事实调查；在“8·4”事件的受害人中，选出一个中度的受害者到日本递交报告。若日本国会对中日两国律师的联合调查报告，不正视不回复，即提起诉讼。

　　如果“8·4”事件最终进入法律程序，苏向祥觉得现在要做好每一件朝着胜诉方向迈进的小事。苏向祥与同事在日本开通了一个网站，专门把中国所有媒体的有关报道，都粘贴在此，网民对这个网站的点击率非常高。这就是苏向祥和同事朝着胜诉目标迈进的措施和采取的步骤。

　　在这8年中，苏向祥他们知道此路艰难，但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使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这种力量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自己身为中国人的骨气。他只要跟受害人去一次调查取证，就受到一次教育、生发一次感动，受害人及其亲属们期待的目光，他无法拒绝和回避，而且必须有所回应。他们需要帮助，那种帮助并不是说要通过他要日本政府赔多少钱。有的受害人明确地说：给我们多少钱都不能弥补我们受到的伤害，我们就要日本政府为此道歉！正是这种受害者的中国人的骨气感动了苏向祥，他做此事已从开始的冲动，变为现在的理性。他也有一腔硬铮铮的中国人骨气，他要为此努力奋战。

　　本刊与央视《讲述》联动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