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 本报记者 吴湘韩

　　湖南作家协会：

　　鉴于湖南作家协会这些年来逐渐蜕变成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和谋取名利的工具，逐渐背离了团结老中青作家，培养作家组织繁荣创作的宗旨和职能。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我决定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特此申明。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将珍视作家的称号，努力自省和自律。发挥作家应有的社会职责。

　　余开伟

　　2003年6月25日

　　7月2日，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上述内容的退会申请书。

　　在此前一天，湖南省作家协会另外一名老作家黄鹤逸也递交了退出省作协的申请书。黄鹤逸是全国一级作家，著有《汪精卫》等作品。有着20多年会龄的黄鹤逸一说起作家协会就直叹气，并表示他和余开伟几乎同时递交退出作协的申请书完全是巧合。

　　余开伟说，他在两年前就有了退出省作协的念头，但被劝阻了。省作协已失去了其“团结作家、繁荣创作”的职能，他非常失望。作协内部矛盾太多，导致协会处于瘫痪状态。不说别的，连最起码的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换届选举这样的工作都不能进行，“我还有身处其中的必要吗？”

　　黄鹤逸也有一样的感受。他说，作协主席首先应是资历很深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周立波同志1958年跟他说的话让他记忆终生：“作家首先要人品好，好人才能写出好作品。”孙健忠（上届主席）及以前的主席如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未央等，无论作品还是人品都很优秀。现在作协的人都想当主席，根本没把心思用在具体工作上。参加作协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许多年轻人都想加入，湖南作协在会员资格（以前是要在权威刊物上发表1—2篇有影响的长篇才能入会，现在只要在省市报刊上发表1—2篇作品就有资格入会）上审查不严格，现在成员有1000多人（中国作协才3000多人），造成整体素质下降。

　　黄鹤逸说，作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存在问题，大家争当主席、副主席，这涉及体制问题，主席、副主席待遇不低，即使不参与创作都能生活。而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竟然能混到副主席，导致作协无法发挥其真正作用。

　　据他们两人介绍，湖南省作协连自己办了50多年的刊物《湖南文学》都没保住。

　　余开伟说，他不在乎他的作家头衔，而在乎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

　　他告诉记者，这些天来，他俩的退会行动，引起媒体的关注，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的非议对他的压力很大。一些媒体认为他俩是为了进行新闻炒作，是为了借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余对此感到非常好笑。余说，一个作家是要靠自己的文章来说话，以此立足于社会，决不能用新闻炒作提高知名度。如果是为了新闻炒作，7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对他进行电话采访和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制作一期节目。他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借此新闻炒作，我拒绝，如果是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现象探讨，我可以考虑。”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李元洛说，退出作协完全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行动无可非议，应尊重。余开伟是一个资深的评论家、省作协文艺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退出作协说明作协本身存在问题，不尽如人意，作协及有关部门应从中吸取教训，采取行动。

　　李元洛说，湖南省作协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作协是要进行某些改革。

　　据他介绍，目前作协存在的问题有：作协的领导人不称职，对文学事业不热心，不把促进文学的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职责；不尊重作家；一些人把官场上的坏习惯带到作协，吃喝浪费的现象严重。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浏阳市作协秘书长刘正初也认为二人的退会很正常，有人退会，也有人申请加入。他认为，作家协会作为一个群众团体，不应成为“官协”，政府不宜介入太多。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扬也认为有人退会是正常的事情。据他透露，还有人将退会。他说，作协不能变成衙门，车子、房子不能成为少数人的专利。

　　退会行动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这是余始料未及的。

　　余开伟说，他的退会行动，毋需自己评价，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在乎行动能否促使有关部门重视学术体制内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体制的改革与更新。他认为，作协沿袭前苏联作协体制的套路，本身存在着衙门化等许多弊病，改革严重滞后。退会这种行动在全国也许是先例，但它本身并非是对作协体制存在弊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议，不管社会对他如何评价，他都能冷静对待。

　　他还认为，加入作协和退出作协都是作家个人的权利。他希望他俩退出作协的行动能引起文化界的思考，促进文化体制的改革。

　　那湖南作协对此有何反应？记者多次与省作协有关负责人联系采访，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接通了但回答说“在外地”，不便于接受采访。而来到省作协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婉拒了采访。

　　黄鹤逸告诉记者，对他俩的退会申请，相关部门只要求别接受媒体的采访，根本连任何反省的话都没有，这让他们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