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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丹重大事故黑幕终于撩起了一角。揭开黑幕的是一些正直勇敢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他们7月下旬就在网上发布了灾难消息，而当时主流渠道一致认为是“传闻”。如果没有这些勇敢的记者，冤魂可能永远冤沉苦海，全国人民无从了解黑幕，中央也会被骗。正像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说的：这次重大事故之所以隐瞒10天不报，就因为黑势力与官府勾结。 要说地方官员们，态度不可谓不“重视”，效率不可谓不“高”，各级部门曾四次派出调查组；其中河池地区也曾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两次派遣调查组，火速奔赴南丹。可惜四次调查均称“传闻”。到7月31日，区经贸委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文件，仍称：没有发现……伤亡事故，矿区局势平稳。
我实在搞不清，是骗子们骗术太高，还是实施调查的官员们出了什么问题？
从常理上讲，前往调查的官员们的综合素质绝不会比记者差，加之他们不是熟悉当地民情的地县干部，就是专管安全生产的专业官员，所享有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心理优势都比记者强一百倍，怎么一个个竟然都被矿区老板“无伤亡”的弥天大谎骗得团团转。而记者大多是外埠新闻单位的，人生地不熟，单枪匹马；加之被跟踪、盯梢、阻挠，处处吃闭门羹……为什么比记者条件优越的官员们却没发现真相呢？
官员是如何调查的，虽然报道没讲，但我相信以下推测不会太大出入：开会，听当地官员介绍，听矿区老板介绍，然后到矿山匆匆一转，回来写报告：传闻不足为信。记者可不是这样，他们假冒矿工亲属深入矿山找第一手资料，他们驱车百里到死难者家中采访，他们甩开跟踪利用一切机会找矿工谈话……
不同的调查方法结果自然不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素质高低、条件好坏，而在于利害关系———对官员们来说，查出事儿谁也没好处；而记者的目标则是查出真相，向公众发布。这就像哈尔滨国贸案，第一个省纪委牵头的调查组查了数月没查出问题，中纪委刘丽英亲自抓的的第二个调查组，一周后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生活中，圈内人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并没有具体的物化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它未必搞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集体行动”，而是由于利益一致而达成的默契，集体无意识地默默地、分散地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对比两种调查，我惟一感到高兴的是，舆论监督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社会从此对舆论监督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则是这个重大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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