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

　　　 昨日，14位体育界政协委员联名建议，把退役运动员作为特殊群体，纳入社会保障，并尽最大努力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问题。那些可能已经默默无闻的退役运动员的利益要求，由于这些体育界的成功者做了政协委员，而直接在国家政治和利益分配决策的最高层得到了表达。

　　　 这是两会上的正常现象。因为，两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利益代表的会。尽管人们明白，不可能每一个职业都在全国的两会上有自己的代表或委员，但上面这个例子使我无法否认，有没有与自己职业和经历相同的人，在两会上利益表达的程度可能会很不相同。因此，代表或委员名额按比例产生，也就是一种选择和制度安排；而要求这个比例更加公平，也就是两会期间社会舆论中经常听到的声音。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首先，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其深意无非是怕漏掉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没有代表，在议政层面形成巨大的不公平。但是，即使按着这个原则，仍然不能控制代表说什么、代表谁。比如，按辽宁团人大代表的行业分类，国家一级演员赵本山是知识分子代表，可“他坚持把自己封为农民代表”。再比如，吉林代表王维忠，本职工作是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心实验室教授，而他所提的十几件议案却无一与其本职有关。当然也有只说“自家事”的：11日下午，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于天忱委员发言的7分钟内，主题一直没有离开本溪钢铁集团一家子公司的分公司在广东遭遇的一场“不平事”，以及由此引发的两起官司。如果按赵本山代表和王维忠代表的情况看，代表、委员的名额比例就不甚重要；如果按于天忱委员的情况看，代表、委员的名额比例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资源甚至利益了。

　　　 我在想，通过名额比例，是否真的能够达到表达的公平？这些代表委员，他们选择在两会上说的话，受什么影响才是公平的？

　　　 我在3月10日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李小溪的故事。这位空军指挥学院的前副教授，这些年来全身心地投入北京的环保事业。她本希望今年当选市人大代表，使自己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但是不行，她发现本系统只有一个市人大代表名额，她连候选资格也没有。由此我想到，她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北京市关心环境的人们的利益要求———这个人群大得很，实在不应该占空军的名额。由此我进而想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开放的空间内与他们所能够真正代表的人群互动，直接接受他们的信任投票，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代表性基础。

　　　 一个在这种空间中直接受托的人，在两会上的讲话就会很不一样。他如果只说“自家事”———狭窄的利益要求，就可能失去相应群体的信任而难以连任。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不论“名额比例”把他划在哪个界别里，只要他所选择说的话，对应着足够多的人民的信任托付，就是公平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他自己的良心、信念与观点———他正是通过表达自己的良心、信念与观点来争取信任的。这种公平，需要他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和信守承诺的人来实现，而不仅仅依靠他在特定领域个人的成功。我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应该着眼于让那些手握选票的人———人民———更多地具有选择权和影响力，由他们更多、更直接地影响代表和委员说什么，以此实现议政层面的公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