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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导演张杨专访:我关心的是人精神领域的东西
    2001年11月16日15:25 北京青年报

    ■《昨天》海报

      《昨天》没那么简单,我真正关心的是人精神领域的东西,关于变化和执著的东西。

      ——张杨

      当一个人走得太远,他还能找到归途吗?

      ——《昨天》英文海报

      听张杨说

      □我看待所有人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概念,包括贾宏声。

      □我所表达的是一种渗入我们这一代人血液里的东西。

      □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让你去跟别人沟通的方式。

      □我自己觉得,你把你自己想说想写的东西写清楚,你把你喜欢的东西写清楚,别人就会来喜欢。

      □没必要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你把你自己做明白了,你把你自己做到你觉得好了,就可以了。

      □观众老是见不到所谓比较思想深刻的电影、认真思索的电影,看到的永远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商业电影的话,一来很多观众会慢慢地对电影失去兴趣,还有就是让一部分观众的思考越来越少。

      □我理想里的电影是比较客观、冷静、有力量的电影。

      □一个导演拍出的所有电影,最根儿上的都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没有历史感的现代化,是最肤浅的现代化。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理想的普通人。

      ■张杨

      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北京人。1988年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要电影作品:1997年《爱情麻辣烫》、1999年《洗澡》。以电影演员贾宏声吸毒、戒毒亲身经历为蓝本,由贾宏声及其父母、朋友真人出演的新片《昨天》,今天开始在新东安影城放映,30日北京全面铺开上映。

      张杨的电影《昨天》,看过之后会发现,再想几笔就写出它的梗概,这事儿变得很难。于是也更明白了10月28日第一次打电话约做访谈的那天,自己的心虚,张杨的婉拒。

      “没看电影怎么谈呢?”是啊,没看过电影怎么能谈呢,这部《昨天》。

      11月2日晚《昨天》在21世纪剧院的首映礼,场面拥挤,在那里跟张杨、跟《昨天》首度晤面。票极紧张,最后我掏50块钱从暗自窃喜的“黄牛”手中为同去的伙伴买到入场的权利。第二天京城各报的文化版都有这场放映的消息,秋风起处,报摊上星星点点,闪烁着张杨激动流泪的脸。

      终于坐下来谈是在11月10日晚的盈科星巴克。下午刚从广州飞回,第二天清晨6点又要启程赴韩国釜山电影节的,张杨匆匆来去。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在他喜欢的温暖昏黄的咖啡气氛里,张杨很放松,人在沙发上转来转去的有些像多动的学生在课堂上。眼神最特别,有些湿漉漉的,笑起来的时候,抬头想事儿的时候,那张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像盘子一样”的脸上那种表情,会让每个一心准备了来看见一个“异类”或者“愤青”的人措手不及。自始至终,我都在心中暗悔没能带一个摄影记者到现场,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目力所及,真实的张杨比所有照片上的他,都要年轻许多。

      ■《昨天》对谁都是考验

      □记者:《昨天》马上就要铺开上映了,它从开机、关机到去威尼斯电影节、在各地举行首映礼,一直被新闻热炒,大多数老百姓的印象里,它的关键词是“电影演员吸毒”、“进精神病院的贾宏声”,“父母朋友真人出演”。所以好多人的心态其实是挺猎奇的。

      ■张杨:对。

      □记者:对此你不担心吗?

      ■张杨: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心。顺其自然吧。没法儿要求别人一定要喜欢你的电影,尤其这样的题材。观众其实还是爱看那种结局比较好、过程比较感人或者比较喜剧的……

      □记者: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的。

      ■张杨:对。但这个电影它比较复杂,里边可能也有它能够感人的地方,有很幽默的一些段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冷静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当然对观众的欣赏力是一个考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看一看这样的电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记者:11月2日那场放映后观众的反映让你激动到落泪的程度,我发现比起我的想像,你实际对大众要认真得多,认真到有点儿脆弱。所以我想要是一帮特没心没肺的人去看,然后只是笑得乱七八糟的,肯定对你会是挺大的打击。

      ■张杨:我觉得也不会。不同层次的人对这个电影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看得很深,有些人看到的就是比较表面的亲情、戒毒。我觉得这其实都无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得那么深刻,即使有些观众只能看到表面一些感觉的东西,但是他会去想一想,或者像有的观众跟我说“看完这个电影挺难受的”,我觉得就足够了,这说明他已经在回味或者在思考这个东西了。

      ■我看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记者:那么这个结果的达成是不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有一个资料把你们这一类电影列了一个单子,提到《北京杂种》时有一句话:“这部影片展现了一群‘由着性子活的那种人,都是社会的异己分子’。”我感觉贾宏声肯定是这一类的人,你呢?如果让你由着性子来的话你会把它拍成什么样?

      ■张杨:由着性子也是这样。我看待所有人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概念,包括贾宏声,可能他的行为举止、语言方式是非常特别的,但是归根结底人的最基本的东西——七情六欲、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关于生存的苦恼、关于人的精神领域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相近的,可能都会为某一天下午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去伤感、去苦恼。

      □记者:在谈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你挺强调贾宏声这个人的“代”的特征,比如:“我所表达的是一种渗入我们这一代人血液里的东西。”有一个说法,你是在“为那一代成长于90年代的同龄人作传”。我就想问,你怎么理解“成长于90年代的人”?与后来的人有什么不同?

      ■张杨: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贾宏声这个人,他所面临的问题、所经历的苦恼,他所要追寻的一些东西,其实任何人在年轻时代都会面对,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找不到自我,他理想中的生活和所谓的现实有很大的冲突。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问自己:我该怎么着了?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以后的这种生活?只是贾宏声他们赶上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接受很多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猛烈,比如当时的文学思潮、美术思潮、音乐思潮。这个过程会使一个人很兴奋,但是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很扭曲,无所适从。所以他们的痛苦、那种不适应感也会特别厉害。

      1991、1992年左右北京这帮人属于最能玩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大家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就想尽办法去玩儿,想找一些新鲜的东西。而到了90年代末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环境是不好玩儿的。经济发展得很快,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到经济上去了。即使是艺术家,所有的精力也都到怎么去赚钱、怎么把自己做出名这样一个过程里边去了。而在1991、1992年左右的时候,大家没有事儿可做,那时候经济的压力没有那么大,那时候就一门心思地,你也可以叫玩艺术,也可以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在玩儿。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些是这一帮人的特征吧。

      ■喜欢贾宏声因为他纯粹

      □记者:有一句话: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区别的只是心灵。电影中有一个细节,贾宏声看他演的烂电视剧看不下去,把电视砸了,用脑袋去撞墙。看着他我就想,现在有多少演员就在拍着这样的戏拿着不少的钱,大家也都过得挺好的。我想他是一个太纯粹的人。

      ■张杨:我比较喜欢他的其实就是这一点,就是他这种挺纯粹的东西。说实话,像这种感觉,其实在某一个时刻,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的。当你的脑海里理想的东西和现实非常剧烈冲突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心态。他的理想中自己也许是德尼罗那么棒的演员,那么酷、演那么好的电影,但是现实生活里他要去演这么一个他不喜欢的人物,我相信大部分演员都会经历这种对自己的否定。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去做了,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的精神和形而下的“我要赚钱,我要养家糊口”之间的矛盾。贾宏声一直排解不开的其实就是这一点,这种形而上和形而下怎么去结合它,这个点他始终找不到。

      我自己也一样。所以,任何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每个人的方法可能不一样,贾宏声用的方法可能就是他要跟自己“死磕”。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顺其自然,对他来说就是“我还是要去拍电影,只是我尽可能谨慎地去选择我要的角色”。人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形而上的思考。

      □记者:贾宏声现在好多了吧,他现在不是已经接拍了一个奶制品的广告了吗?

      ■张杨:我觉得这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总体来说也许这是人类的悲剧:你还是要进入到形而下的这种生存的状态中,人不生存是不行的,先是要生存。但是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种结果。

      ■《昨天》写的也是我自己

      □记者:那么在面对贾宏声、面对他的故事时,我想知道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比如有的报道里用了一个词叫“悲悯”。我想你大概不会觉得它准。

      ■张杨:不准。因为我不是站在一个高处、用一种同情的眼光去看这一家人,这不是我的目的。首先,这个电影我的参与感是很强的。我觉得它不光是在写贾宏声,其实它很重要的是在写我自己。他的这种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我也会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这里边有很多都带有我内心的感触、感觉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些生活的轨迹。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有很强的亲切感,我对之有很强的情感。我去拍他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烈的这种参与感的。

      另外,我又不希望去完全沉醉于这样一种感觉,去炫耀“我们那一代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又希望从他们家的故事里跳出来,用一种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个故事,去表现我们这一代人。

      □记者:你对贾宏声应该也是有相当程度的欣赏吧?

      ■张杨:对,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他挺敬佩的。我觉得这个人的内心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我做不到的,我做不到他那种极致。我内心里可能有过这样的感觉,说“我应该坚持”,但是我发现我有时候做不到。但是对这样的人我是有我的敬佩的。

      □记者:这大概也是很多观众感受的由来,比如有记者对你说:“看完影片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很多我本来早想明白了的事被你的影片击碎了。”我们曾经也是挺有思想的人,但后来我们都放弃了。

      ■张杨: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人在很好地进入社会、进入正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其实头脑是比较麻木的。人一旦活在那种形而下的生活里,生活得很自如的时候,关于形而上的很多东西根本连思考都不思考了。或者只是有时,偶尔地,在某一个很困乏的一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一个间歇的时候,他会觉得:哟,我在累什么呢?有时候会偶尔地想一下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再更多的去思考。

      □记者:有的时候甚至马上反过来嘲笑自己。

      ■张杨:对,所以这个电影,有一些看过的人会在一个瞬间里想一想,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我每拍完一个电影就会让自己安静一段时间,我可能比较属于经常会内省的那种人,我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把自己清理一下,想一想我的理想,衡量一下我现在做的事儿。

      ■亲情是软化剂

      □记者:拍《昨天》这部电影,对贾宏声的影响很大吗?他有很多变化吗?

      ■张杨: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最好的一点影响是,他们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有一个特别好的沟通。拍之前我们采访了他们半年时间,他们一直在聊自己的思想,聊自己的感触,彼此间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我觉得对这个家庭应该是有帮助的。最起码它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释放,人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种解脱的东西。

      □记者:对他自己呢?

      ■张杨:这个东西跟电影没关系,我觉得最近他还是想清楚了一些事儿,他开始进入生活了。电影我相信不会从本质上改变这个家庭、改变这个人。但是这个电影,对贾宏声或者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这点我一直相信。

      □记者:对于亲情在这个电影中的位置,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你怎么看?

      ■张杨:还是那句话,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你挖深了可以挖出很多另外的东西,浅了你就觉得是一个亲情的电影,戒毒的电影,都可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有意回避掉一些,比如说吸毒的场面啊、吸毒的幻想啊,我觉得这些没必要去表现。我觉得更重点的还是去写这个人的内心,写人的内在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的家庭。亲情其实在这个电影里可以说它是一种软化剂。

      □记者:听说有一阵儿你每天要回答20遍同一个问题:贾宏声这一家人为什么愿意出来拍这个电影?可我想,贾宏声肯定没让你费劲,他那个状态的人该是一口就答应了的。

      ■张杨:他甚至会自己想拍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有可能。因为对他来说,他的痛苦就是他的电影不能表达他自己,他以前拍的电影他觉得里面没有什么他觉得有意思的人物。他通过这个电影他觉得,“哎,我把我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了,我让大家真的了解我的内心了。”对他来说可能是会让他高兴的事。

      □记者:我看他在电影里那么投入,那种眼神完全是在燃烧的感觉。他这是一种沉溺的状态还是一种表演的状态?

      ■张杨:他就那样,他这人真是不表演,你让他表演他也不表演。其实有一些段落我本来想让他再有一点点表演的,做得更强烈一些或者怎么样一些,但他基本上是一种不表演的状态。他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做,他就是做。他一直是这样。其实他最容易的也就是状态。坐在那儿一个眼神啊,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但是《昨天》这个戏真是需要把你的五脏六腑都掏出来,不是说状态那么简单。

      ■电影的意义在于沟通

      □记者:在一篇关于《昨天》看片的报道里,我注意到你父亲的一段发言:“当初我看完《洗澡》,特别这次又看完《昨天》以后,我认为张杨他潜在的思想、情感里面的,关于对父辈们的理解的东西是很深很深的。这一点,引起我的激动,也反过来让我对张杨更加地理解。”这一句话,让我对你们父子俩情分上的东西很感兴趣。

      ■张杨:我父亲拍过《神秘的大佛》、《武林志》,算是中国最早拍武打片的导演。我们俩关于电影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俩日常生活里比较难交流,就不太交流。就是那种父子之间的隔阂吧,他老想问我一些事情,关于我想拍的东西啊什么的,其实我不太愿意跟他说。

      □记者:觉得没法说?说不清?

      ■张杨:对对。孩子总是觉得父母观念落后,嫌他们啰嗦,你不希望他们干涉你。而当父母的永远希望“你跟我们聊聊你的想法”,都是这种概念。实际上真正的交流是比较少。但他能通过这两部戏,看到里面父子之间那种感觉的东西、那种沟通的东西,他觉得,哦,理解,其实儿子还是挺想跟父亲交流的,只是可能生活里没办法交流。

      这两部电影为什么会都涉及到这样的东西,其实跟我自己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肯定在生活里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不够,或者我觉得,特别希望去探讨这样的东西。可能我后边的电影里像这样家庭的概念、父子的概念还会有。所以,电影真的是跟你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很有关系的。

      □记者:看见这个我心里觉得挺羡慕你的,你还可以用电影这样一个方式去表达,通过电影你能够让你父亲最后知道你。

      ■张杨:其实电影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让你去跟别人沟通的方式。我觉得这特别重要。说到底你希望你的电影,能找到一些知己,别人看了你的电影觉得喜欢或者从中看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当你和这些观众在交流的时候,你发现他看懂了你的电影,他理解了你的电影,对你来说你特别的高兴。作为导演来说,你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东西有一个沟通,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电影其实是在浅移默化地影响人。这个影响不是“我要教育你,我要改变你”这个概念,只是让你去思想,只要你坐在那儿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实际上达到我的目的了。

      ■电影被看到才有意义

      □记者:你的几部电影都是美国人罗异和他的艺玛公司出品的,我看到一个对罗异的采访,里面说到他“创作上坚持三大原则:一、要拍能通过审查的片子。二、要年轻导演来拍。三、不拍农村片、古装片”。而以前大家有个印象,好像所谓新锐导演就都是拍“地下电影”的,而“地下电影”是没有机会让大多数人了解自己的。

      ■张杨:所以像我们这种电影就更重要。为什么更重要?它真的能在中国的电影院去上映。如果我就是简单地根本不管不顾这个环境,任着性子去做了,也可能做的东西挺好的,但是观众老是见不到所谓比较思想深刻的电影、认真思索的电影,看到的永远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商业电影的话,那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损失,慢慢的很多观众会对电影失去兴趣,还有就是让一部分观众的思考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让很多观众还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还可以去思考是最重要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代”的,有些人很反感这个代的划分,就像有一句话说:“人民群众是拒绝被概括的。”那么你,我看有的采访里直接就问:“作为第六代导演,你的每一部片都走地上的路线,你的经验和想法是怎样的?”对于“第六代导演”这个称谓你没有什么否认的表示。而另外一种说法,又把你归入第六代之后的新生代,认为你比他们有希望,他们一直在走地下。你有这种感觉吗?

      ■张杨:怎么说呢,对这东西你没法每一遍都去解释,没必要。这些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所谓媒体的定位或者说是评论界的定位,评论界比较愿意用一个方式去给你划类,给你总结,你也没必要去改变它,他爱用他就用。

      但作为我们自己来说,没有特别强烈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说到底电影是一个个人化的东西,是一个个体的东西。但是,处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有同样思想的人,他们会出现一些同样的价值取向的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一定有的。比如说,从我们这一拨人来说,确实和上一代导演是有差别的,无非是他们题材的选择点,中国文化的东西比较多,农村题材的比较多,古代的比较多。而我们这批导演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城市,对城市有很强烈的感觉,或者说他对城市有很强的把握能力,有很多话想去说,所以他就去表现了这个东西。那你要说非要给我一个“代”的一致性来说,那这肯定是一个一致性。

      但是针对每一个人来说,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内部没有任何的特别相似的地方。每一个导演我觉得都是在做一些自己的选择。都是城市的电影,有的就是商业片,有的就是所谓比较主流的电影、比较好看的电影、比较靓丽的电影,而有的导演就愿意做那种比较纪实的电影、比较残酷的电影。

      □记者:那你是做哪种电影?用哪个词最好形容?

      ■张杨:比较复杂。我觉得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因为我觉得我的东西在变化。我理想里的电影是比较客观、冷静的电影,应该是比较有力量的一种电影。一个导演拍出的所有电影,最根儿上的都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记者: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张杨:我觉得我在生活里还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内心有自己很丰富的,或者怎么说呢,有自己很坚定的理想。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普通人。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摄影/本报记者崔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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